反对转基因多年后，我忏悔了
作者 Mark Lynas
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2014年曾在他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中派记者前往西海岸的农贸市场，询问那些特别关心食品安全的消费者对GMO的看法。所有的受访者都惊恐地表现出对GMO避之不及的态度——接着却（意料之中地）解释不清“G.M.O.”这几个字母代表的意思。
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指的是“转基因生物”。它们首次在美国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是在1996年，这些植物或动物的基因组由于加入了从其他物种中提取的一种或多种基因而发生了变化。从问世的第一天起，转基因生物就受到争议和反对，被称为“科学怪人食品”(Frankenfoods)，直至今日，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对其表示抵制和抗议。
反对派中的主要领导者是环保人士，他们坚称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将造成一系列危害。他们声称转基因作物会破坏环境，因为其中某些被培育成对除草剂耐受，会导致除草剂的过度使用。
他们表示转基因生物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农民被束缚在不能留种的昂贵新种子上，于是传统农业被摧毁了。某些反对人士将转基因生物称为“自杀种子”，指的是某些债务缠身的印度农民自杀的例子。也许最关键的是，许多反对者声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导致癌症、自闭症、糖尿病和肥胖症等各类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这些铺天盖地的指控影响很大。短短数年内，转基因生物种子的主要开发者和支持者——位于密苏里州的农业化学与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Monsanto)就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成了邪恶企业的代名词。
我是个专职科学作家，我也很了解这些争论，因为在转基因生物发展的早期，我也是个公开反对这项新技术的活动家。我曾与热爱环保的英国同事一起闯入转基因作物试验田搞破坏，游说禁止超市出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协助组织了全球首次针对孟山都的抗议活动，我甚至还参与了偷盗第一只克隆家畜多莉羊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
年复一年，我逐渐发现有证据表明这些观点几乎全是错误的，于是我改变了对转基因生物的看法，然而不可否认，我们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秘鲁到俄罗斯，许多国家现在完全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获准种植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只有一种——一种抗虫玉米，而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把它给禁了。只有少数非洲国家完全允许种植转基因生物。中国和印度只允许农民种植转基因棉花，其他转基因生物几乎都被禁止了。
由于食品加工商和零售商均怀担忧，早期对转基因小麦、马铃薯和水稻的研究被搁置，而政府出台的严格法规使得转基因作物欲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批准都困难又昂贵。
在美国，由于农民迅速而大规模地种植了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因此反转基因运动最初的影响十分有限。最近，美国国会和几个州通过了几项法规，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贴上标签。尽管这样的信息透明是好事，然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反对转基因生物的虚假宣传活动，例如声称转基因食品可能会输入过敏蛋白（其实并不会）。与此同时，食品货架上越来越多的食品自觉自愿地贴上了非转基因食品的蝴蝶标志，自豪地展示着所谓的纯净。
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乎所有关于转基因生物的预警都是假的，更在于反转基因运动阻碍了全球大部分地区使用一项能够改善生活的重要科技——同时也显示了许多环保主义者在科学与自己的偏见相左时，宁可忽视科学。在地球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真正威胁的当下，这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与我们最初担心的相反，转基因作物带来的总体影响是大大降低了农民喷洒农药的数量和毒性。抗虫玉米(Bt corn)因含有来自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抗虫蛋白质而得名，这类作物可以减轻农民对喷洒杀虫剂的依赖。2014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One)上的一篇综合分析文章汇集了近150项同行评审研究的结果后得出结论：转基因作物使用的化学性农药（包括杀虫剂和除草剂）比同一种类的传统作物要少37%，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型作物内部抗虫的生物保护。
减少农药的使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以孟加拉国为例，我亲眼目睹了小农户如何从抗虫品种的茄子上受益。以前为了杀虫，他们一季要给农作物喷洒100次有毒的化学物质。自从有了转基因茄子，他们喷洒杀虫剂的次数大大减少，某些地方几乎不用喷洒。
此外，转基因种子的留种能力也很好。孟加拉农民保存、分享新型抗虫茄子种子，帮助他们的邻居和亲戚减少农药喷洒次数。非洲国家目前正在种植的许多作物，例如抗旱玉米、抗病香蕉和木薯，将由当地种子公司采用免除专利使用费的方式出售，目的是改善自给农民的生计，缓解贫困状况。
转基因作物导致印度农民自杀的指控也并不真实。2002年被引进印度的抗虫棉花给印度人带来了极大便利。目前，这种棉花占印度棉花种植总面积的90%以上，印度市场上有800种抗虫棉花。印度的农民自杀事件虽然对于个体而言无疑是悲剧，但其发生率与苏格兰或法国等不使用转基因生物的国家相似。德国研究人员Matin Qaim估计，转基因棉花让印度农民减少使用杀虫剂，可能每年能避免多达240万起的中毒事件。
最恶劣、最惊人的谎言也许就是转基因食品多少对人类健康有害。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着这样一些伪造的图表：要么显示自闭症发病率与转基因作物采用率有所谓的相关性，或是暗示基因工程与癌症发病率之间存在联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普罗大众中，只有37%的成年人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美国科学家持这一看法的比例为88%。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明显：反转基因人士向公众传递了大量错误信息，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界多年以来都明白，长期纠缠着转基因生物的健康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6年发表的一份长篇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些数据并不支持癌症发病率因食用（转基因）作物产品而上升的说法。”此外，“美国癌症发病率的变化模式与英国和欧洲大体相似，而这些地区人们的饮食中（这类）作物食品的含量要低得多。”国家科学院对肥胖症、糖尿病、乳糜泻、各种过敏和自闭症也得出了相同结论，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使用转基因生物的国家发病率更高。
转基因食品对健康不存在明显影响的观点现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共识：不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还包括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英国皇家学会(U.K.’s Royal Society)、法国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非洲科学院(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以及其他多家机构。
甚至对转基因生物一贯持怀疑态度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承认：“我们纵览130多个研究项目，它们横跨超过25年的研究时间，涉及500多个独立研究团体，最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生物，其风险并不比传统植物育种技术高。”
令我尤为震惊的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董事会2012年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措辞强硬：“科学证据十分清楚：利用现代生物分子技术改良农作物是安全的。”这种说法在形式上与200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对气候变化发表的声明几乎相同：“科学证据清楚地表明：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产生，并对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的确，正是这件事使我公开改变了对转基因生物的看法。90年代末，我参与了多年的反转基因活动后，开始撰写气候变化相关的著作，我花费了很多努力把书中的科学道理叙述正确。我花了数年时间研读同行评议的期刊，并在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坚持认为应该认真对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
然而，我怎么能一边意志坚定地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同时又否认关于转基因生物的科学共识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发现，拒绝接受转基因生物科学，我岂不就和拒绝接受人类导致气候变化的主流科学观点的人（我蔑称他们为“否定者”）一个样了？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讲科学的环保团体开始意识到这种矛盾，并改变立场。近来，最早反对转基因生物的一家组织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经过长期的内部争论之后，调整了对生物技术的观点。值得称道的是，美国环保协会如今“承认应用生物技术是合理运用科学手段寻求有效解决方案。”
我改变了对转基因生物的看法，因此经常受到攻击，尤其是曾经那些环保“战友”们，批起我来更是毫不留情。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要为了爱惜名声而坚持一个自己明知是错的立场吗？环保主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生信条都更需要科学。而科学就意味着当证据变了，你也必须改换观念，不管有多艰难。
那么一开始让环保人士如此提防转基因生物的是什么呢？我猜想，人们真正的反对来自一种更深层的哲学，反对的是人类用全新而不确定的方式“扰乱自然”。科技性的狂妄向来是环保运动的关注点，这在同样长期被误导的反核能运动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这些本能反应解释了环保主义为什么通常都没有它自我标榜的那么先进。秉持先进开明的世界观意味着相信积极的变化可能发生，承认过往的提高，也看得到科技创新解决人类最紧迫问题的潜力。而环保主义者在反对转基因生物的运动中与保守政治力量媾和，目的是阻止创新和保护传统农耕方式，为经常被浪漫化的、已经消失的田园牧歌概念服务。
即将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需要一种更加清醒、真正先进的方式。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为激增的人口生产足够的食物，同时保留足够多的荒野地区，维持地球上迅速下降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根本无法用昔日的低效生产力来养活未来的高消费人口。
科学帮助人类几乎消灭了饥荒的幽灵。如果不希望它和生态崩溃一起在数十年后卷土重来，我们就必须让科学家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些已经填饱肚子的人固然可以奢侈地发起大义凛然却无知的运动，反对前景光明的食品新技术，但他们不能阻碍了科学家的前进步伐。
本文改编自Mark Lynas的新书《科学的种子：为什么我们在转基因生物上犯了这么大的错》(Seeds of Science: Why We Got It So Wrong on GMOs)，该书于6月26日由Bloomsbury Sigma出版社出版。Mark Lynas是康奈尔科学联盟(Cornell Alliance for Science)的访问学者。本文不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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