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中美贸易战中胜出？ |《华尔街日报》讨论会摘要
周三晚，《华尔街日报》在香港举办了一场面向中文读者的讨论会。《华尔街日报》驻华首席经济记者魏玲灵、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博士，共同探讨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科技方面的对峙，以及这一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汪涛说，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情绪比较悲观，但从实体经济的一些数据看，中国经济没有特别差。尤其是与2015年和2016年相比，现在企业盈利、钢铁生产、钢价、煤价等一些反应经济周期的数据比那时要好。她说自己的大宗商品和机械设备的客户就说现在比那两年好很多。
但她也表示，市场情绪反映了大家的预期。贸易战的实际影响尚未到来，以及今年以来去杠杆、加强监管等政策也给经济增加了下行压力，尤其是在流动性上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汪涛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定调也符合她的上述预期：“稳中有变，下行压力加大。”
在中美贸易战起因这一问题上，魏玲灵总结了三种演进的看法：特朗普想减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并强制技术转让；贸易纠纷背后是两国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乃至价值观的冲突。
汪涛说，表面上看，特朗普在上任后试图践行竞选时提出的承诺，比如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把制造业岗位重新吸引回美国。
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反而丧失了工作，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过程恰好又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国拿走了美国的就业，但忽视了科技进步以及产业链分工的影响。
以及，随着中国逐渐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美国或者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的知识产权报保护等方面做得不够，外国在华企业面临纠结。在汪涛看来，贸易战的出发点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同时，美国鹰派人士趁着强硬总统上台，将贸易战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制度、国家安全等层面。
魏玲灵补充说，在与华盛顿官员和智库等人士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美国对中国政策转变不光是经贸政策方面。原来完全只属于经贸领域的问题现在和国家安全联系了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何此轮经贸摩擦如此难以解决。
针对美国特别关注的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汪涛说，过去几十年的产业政策有利也有弊，利处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弊处在于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光伏产业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国内对《中国制造2025》也有争议，信息技术等创新领域很难规划。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作为焦点，并不是基于论证了中国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只是将其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例子。
同时，汪涛表示，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中国逐渐丧失过去的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与全球化会使中国的就业岗位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对中国来说，要实现长期持久的发展必须向价值链高端转移，这一过程中政策调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不认同、不欢迎，但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长期计划，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不可放弃的核心目标。
魏玲灵说，目前中央释放的信号是：第一，先稳住国内经济；第二，坚持改革开放；第三，广交朋友。
汪涛说，未来改革开放的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纲领性的文件中说得比较清楚了：让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也相应有所改变。未来几年着重于如何推进改革，将这些目标落实。
改革困难很大，涉及不同方面的改革牵涉不同的既得利益主体。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其中牵涉到的利益关系便是户籍制度的受益者能否接受推广“异地高考”。国企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未来几年比较重要的改革议题。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汪涛说，西方投资者对国企改革的期待是私有化、大幅重组和破产，而这些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不吻合的。中国社会看重稳定，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让国企更有效、更强大，并不是取消所有国企。在过去几年的供给侧改革中，部分国企被合并重组而不是破产。在裁员、减产能、反腐的背景下，之前国企弊病之一——对投资约束不够——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
此外，国企与民企能否受到同等对待，尤其是获取信贷和土地等资源上，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
汪涛对此持肯定态度。她列举了目前已经做出的改变：降低进口关税、汽车行业逐渐开放以及金融行业的一些放开措施。社会上支持继续改革开放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在2015年和2016年经历了艰难时期，由此推出的供给侧改革虽然因其包含非市场化的措施受到一些争议，但的确起到了作用。这一经验使中国在面对此次贸易战的时候更有底气。
魏玲灵提及有关中国的汇率政策时说，如果中国真的让市场来解决人民币的问题，“人民币早就破7了”。
汪涛说，目前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比较大。一方面是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基本消失，在贸易战影响下明年可能会是小的逆差。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而中国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在利率上面临下行压力。
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为什么却仍在7以内徘徊？汪涛说，因为政府在严格管理着。至于为什么不让贬值？是因为，尽管让人民币贬值会对冲掉新征关税上带来的成本上升，也会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但其负面风险相当大：改变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收缩国内流动性，引起人民币更大程度的贬值。
市场不存在所谓的“均衡汇率”，市场往往会反应过激，如果人民币一旦开始贬值，难以知晓什么时候会停止，而这一过程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瑞银预测人民币兑美元今年大概率不会破7，明年顺应下行压力应该会到7.3左右。
现场观众提问：贸易战至今，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仍表现不错，相反美国的FDI与中国相比差多了，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可否持续？
汪涛答：中国市场巨大，长期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应该会相对比较稳定。而且贸易战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可能需要一两年才会体现出来。贸易摩擦对经济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其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对于美国来说，吸引企业资金回流不涉及外资。
现场观众提问：国企“竞争中性”是中国政府本意吗？
汪涛答：在垄断性行业，国家对国企有明确定位，不可能实现“竞争中性”；而在竞争性行业，国企和民企在市场准入、资源方面尚不具有有平等的待遇，所以大家对“竞争中性”会持怀疑态度。
现场观众提问：中国是否有债务危机？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解决？
汪涛答：中国债务问题的风险仍然很高，但短期债务危机的风险比较小。2015年/2016年债务危机的风险比较高，债务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长了20个点。过去两年里，供给侧改革使得过剩产能行业好转、影子信贷得到控制、资本管制加强，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债务问题仍然存在。
现场观众提问：12月份，特朗普会对中国加征关税吗？中国会在什么地方做出让步？
汪涛答：我们的预测是目前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10%的关税会在明年1月提升至25%，但有很大可能不会全面征收关税。中国给出的信号已经很明显：中国愿意多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欢迎美国对华投资，放宽包括汽车、金融、能源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美国方面的标准在变化，不确定性比较大。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全面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很大。应对措施上，仍是稳住国内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广交朋友这三点。
现场观众提问：现在中国政府给出的信号混乱。一方面说改革开放，一方面又强调国企。对此怎么看？
魏玲灵答：中国“既要”“又要”的模式的确比较混乱，这也是市场觉得不确定性较大的原因之一。
现场观众提问：在目前的债务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减税、推基建是否可行？货币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宽松？是否应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降杠杆？
汪涛答：财政方面，债务问题、去杠杆和短期内刺激经济发展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之间的权衡。
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经济下滑的话，降杠杆的目标会稍微有折扣，经济下滑太多对降杠杆也是不利的。财政上是有空间的，目前政府债务在GDP中占70%，这个比例不是特别高。关键在于，如果进行财政支持，应该使用发国债等显性手段。
货币政策方面，现在的“紧”来自于监管方面，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政策配合其他政策使用，其他政策“紧”的时候，货币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考虑到当前的债务问题、去杠杆目标，未来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相比以前会比较小。
Facebook网友提问：如果美国修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有什么应对办法？
汪涛答：如果中国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会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特朗普有可能以此为借口，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会面临贸易战的升级，中国的应对还是回到三点：第一，先稳住国内经济；第二，坚持改革开放；第三，广交朋友。
魏玲灵是《华尔街日报》常驻北京的资深记者，她带领着一个团队全方位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汪涛博士是瑞银的董事总经理、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她带领的团队负责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等问题，并连续在各类投资者调查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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