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单伟建：从戈壁走出的国际投资巨擘
记者 Sofia McFarland
身为曾在美国求学的经济学家和意志顽强的私募股权交易撮合者，单伟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了不起的，或许是他能从绝处走出一个职业生涯来。
单伟建是中国“迷惘的一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 这代人的教育几近中断。12岁时，还在北京的单伟建突然间无学可上，15岁那年，他与300来个同龄人登上了火车，前往戈壁沙漠务农。
在戈壁的六年时间里，单伟建与同伴们受过冻，挨过饿，还在粪肥里爬过。他当过农场工人，做过制砖工，在上了一个医学速成班后，他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名“赤脚医生”——本质上就是对医学只懂点皮毛的农民，在农村地区行医。
单伟建（右）与母亲和弟弟。照片摄于1959年。图片来源：Weijian Shan
单伟建
年龄：65岁
职务：私募股权公司太盟投资集团(PA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
地点：香港
一位导师：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她是单伟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攻读博士项目时的导师。
文革结束后，没有接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单伟建进入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来，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单伟建得到两个去美国的机会。他拒绝了有望让自己成为联合国同声传译的培训，选择前往美国一所大学学习。最终他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博士学位。
1993年，他辞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教职，前往亚洲从事金融行业。在新桥资本(Newbridge Capital)，他谈成了两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生意，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控股韩国第一银行(Korea First Bank)，另一项是拿到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控股权，这是外企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中国一家全国性银行的控制权。
单伟建现任香港私募股权公司太盟投资集团(PA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最近，他因个人书籍《走出戈壁：我的中国和美国故事》(Out of the Gobi; My Story of China and America)的出版事宜来到纽约，并向《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摘录。
你在戈壁自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可以这样说吗？
我因为看书惹了麻烦。当时读书是禁忌；除了毛主席和马克思的书，其他书都是禁书。但我认为正是阅读让我在文革结束后能发展自己的职业。
我找了一个工具房，晚上提一盏煤油灯偷溜进去，我会在地上垒两堆砖头，中间横一把铲子，坐到铲柄上看书。冬天有时候温度能到零下10华氏度（译者注：相当于零下23摄氏度）。我的阅读很不成系统。有一次我实在没书可看了，就只好看一本杀虫剂手册。但我总能在各种书里学到点东西，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我不至于像同代人一样茫然失措。
我想说，我确实有博士学位，然而我的知识小屋是在沙子上建立起来的。
你认为在戈壁学到的那些技能对你之后的人生有帮助吗？
直接影响是没有的。我以后都不用造炉子了，也不用再砌砖、造砖。但我认为，这些经历总是间接让我很受用。比如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生物技术公司。去沃顿商学院当教授以后，我又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果不是当过赤脚医生（我叫自己“庸医”），知道一些医学知识，我不会有这方面的兴趣。
如果当时去了联合国，你就能拿到国际化的薪资，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为什么选了另一条路？
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因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我觉得去美国读大学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机会。
如果去联合国，我就能把妻子带上。去美国求学，我能拿到250美元的津贴，但妻子没法和我一起去。就机会成本而言，不少人认为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对我而言，最难的是要和妻子分隔两地。但最终在我看来是值得的。（数年后夫妻俩团聚了。）
你认为邓小平为什么会让大批学生离开中国，接触美国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
我至今还有点不敢相信当初邓小平允许这件事发生了，因为两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他应该预见得到人才会大量流失。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人才在回流。
此举对中国经济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美国的一名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如今在深圳开公司比在硅谷容易。
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均衡器。与40年前相比，现在中国人的生产力要高得多。当时我们就像笼中鸟，逃不出去。我们有食物，但不够吃。邓小平上台后，笼子变大了。最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笼子打开了，像我这样的人就能去美国学习了。
在戈壁的经历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1990年，单伟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办公室里。图片来源：Weijian Shan
我想，如果说那段经历对我之后的人生有什么帮助，那就是培养了我坚韧、顽强、有耐心和乐观的品质。回想2000年，我在新桥资本时，为了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我们和韩国政府谈判了15个月——15个月！谈判进行到一半时，没人知道能不能成功，有人劝我说，在交易谈判这一行，懂得抽身而退也难能可贵。但我还是坚持到底，最终把这笔交易谈成了。
我的哲学是，人一生能取得多大的成绩，取决于得到什么样的机会。如果是因为没有好机会，那无需惋惜。但如果机会降临时没有做好准备，那才该后悔。
我的大多数朋友没有任何技能，因为戈壁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很为他们难过，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比我有天赋得多，然而他们的天赋被那个时代和当时的政策埋没了。
我在戈壁时没有个人自由。你不能选择工作，不能看书，当然也不能交女朋友。一切都由直属领导控制。如果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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