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晓 来源|蓝媒汇

2012年11月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兴和华为的报告，称这两家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这两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月后，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在位于深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福布斯》亚洲版的采访，说自己无法理解这份报告。

那份报告中还将中兴企业内部设立党委会，视为存在政府控制的标志，谈及这点时，侯为贵双手一摊，一脸的无可奈何，他为之吐槽道，美国国会议员真的是夸大了党委会在企业业务中发挥的作用。

彼时中兴不仅因为安全问题，向西方市场出口电信设备受限，还在伊朗问题上遭遇了挫折。

2012年中兴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一批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出售给伊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TCI）。根据美国的出口限制法规，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制造的科技产品出口到伊朗。中兴通讯的这笔生意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

种种挫折，侯为贵并不愿意就此认输。为打开西方市场，解决危机，他频繁地在全球出差，寻求跟当地运营商合作的机会，已经数不清去过多少国家。

此时的侯为贵，已经70岁高龄。《福布斯》亚洲版的记者也未能忍住，提了一个俗套的问题，您何时退休？老爷子回答道，当中兴业务向好，运营步入正轨时，他也就退了。

四年之后，随着战略调整，中兴已摆脱当年的亏损，并进入了持续增长的发展时期。侯为贵也正式退休。

不过对于中兴来说，历史遗留问题仍是一个地雷。

2012年那份美国国会的安全报告，可以批为“冷战思维”，不符合全球化的市场开放原则，中兴能够有很多周旋空间，但同年其被指违反美国贸易制裁规定，向伊朗出售美国品牌的设备的行为，以致遭遇美国方面出口禁令的问题，虽也留有余地，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这个地雷还是爆了。今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拒绝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一切产品，时间长达7年，禁令立即生效。

此时距离侯为贵退休不过两年。

两天后，一张拍摄于深圳机场的照片在中兴通讯员工圈中刷屏。照片上是三个人拖着行李箱的背景，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兴创始人侯为贵，身后则跟着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和总裁赵先明。

危机面前，现年已76岁的侯为贵再次出山，开始积极奔走，就跟他多年前一样。

中兴传奇

侯为贵是43岁才南下深圳，创办中兴的。放在眼下是特别不被看好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非常常见。

在此之前侯为贵当过教师，进入过位于西安的军工企业航天部691厂，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干到技术副总工。

691厂的工作需要侯为贵频繁出差，他经常奔波于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邓小平南巡讲话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但这些城市已经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开始展现市场经济的活力。

侯为贵也早早地就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且在1981年他还第一次踏上美国这个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感觉就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上。当时的他肯定没想到，其人生的后约50年都将与这另一个星球打着密切的交道。

1985年，侯为贵带领西安航天部的六名工程师创建了中兴半导体公司，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这就是最初的中兴通讯。第二年，他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就此，中兴进入通信领域，并一发不可收拾。

1997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同年在深交所上市，侯为贵担任总经理，当年合同销售超过10亿元。7年后，中兴通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A+H上市公司，出任中兴通讯董事长的侯为贵也于当年获评“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侯为贵当初专心研制交换机时，转业军人任正非乘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1988年，任正非和几个人合伙凑了10万元，在一栋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代理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路子。

此后中兴，华为一路竞争，并同时成长为全球电信设备业巨头。

牛狼之争

同在深圳，互为友商，中兴少不了要跟华为对比，侯为贵也少不了要跟任正非PK。业内一般认为，前者为“牛”，后者为“狼”。中兴就像勤勤恳恳的老黄牛，总是耐心寻找着各种机会，但是从来不会冒进。而同城对手华为则更像狼群，只要闻到猎物的味道，就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如果不是规格很高的商务场合，侯为贵一般都穿一身蓝色的工装服，看起来与一名资深工程师没有什么差别。在691厂负责技术的20多年里，侯为贵始终是公认的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

身为技术性领导，他给人的印象“儒雅，谦逊，踏实，书卷气较重，有长者的和蔼可亲”，处理事情强调经验，处理关系讲究均衡，不轻易冒险，很少有过激行为，以至于在中兴创业初期，也没有几个人认为他具有管理才能。

一位曾经在华为工作过的中兴员工曾这样描述侯为贵：“我第一次跟侯总接触是在1992年初的时候。他比较像一个长者，带着一副黑色的眼镜。他对人比较仁慈、和蔼可亲。他没有任正非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让人一见到就哆哆嗦嗦的，就像有人形容的‘见到老板都不知道该说啥’，没有你说话的机会。侯总和员工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谈。他的为人非常大度，不斤斤计较。发火的时候也不会大声吼叫。”

侯为贵推崇中庸之道，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有一次，网络事业部在南京开会，负责人请他去讲话。不巧赶上飞机晚点，晚上7点的航班，到11点还没起飞。侯为贵也不着急，一个人坐在候机厅里看书。后来，还是负责人觉得太晚了，打电话让他回去，他才回去。

这种性格也影响到了中兴的战略制定。侯为贵曾坦承跟踪过很多东西，但不敢轻易下赌注，要看到机会大才发力，一看机会不大，就溜之大吉。这种性格，在短期内务实有效，避免重大投资损失，但也容易失去长远机会。

中兴不是没有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研发芯片的尝试，2000年左右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但由于中兴的文化不太鼓励试错，侯为贵还是选择了放弃，团队解散，很多人去了华为的子公司海思。

与之相比，任正非就勇于杀伐多了。

且不说其他，无论是芯片，还是终端系统这种长远投资，才能等来回报的吃力还不讨好的业务，华为都已经进行了长线布局。

侯为贵不愿试错，但任正非则敢于冒进，后者更是考虑到了断粮的问题。华为做操作系统，和其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在任正非看来，一旦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风流人物

芯片，芯片，芯片。

1992年当侯为贵、任正非还在深圳分别带领公司实现从0到1的积累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邓中翰，被一段出自于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罗兰的话深深刺痛。

那段写于1883年的“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让邓中翰觉得屈辱。跟当年革命先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类似，邓中翰也要让中国站在世界科技的最高峰。

经过5年努力，邓中翰获得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博士、物理学硕士、经济学硕士三个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以来第一位横跨三个专业的毕业生。1996年邓中翰提出的DDST方法还获得美国海军实验室颁发的“突出科研成果嘉奖”，并获得绿卡，毕业后进入IBM工作，在IBM-华生实验室工作，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之后又在硅谷创业，创立的半导体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

邓中翰

1999年10月 1日，邓中翰作为在硅谷创业成功的留学生代表，受邀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观礼，看到一辆辆承载国家发展硕果的彩车驶过，心中充满愧疚，“我在硅谷做了那么多芯片，却没有一枚属于中国！”

两星期后，邓中翰在中关村创立中星微电子公司。两年后，中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星光一号”诞生并迅速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紧接着，“星光二号”、“星光三号”……邓中翰也有了“中国芯之父”的称呼，并在2009年与知名歌手谭晶结婚。

“星光一号”出来后，邓中翰荣誉加身。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的陈进，打起了歪主意。

2003年陈进从美国一家公司买回芯片，雇人将芯片表面的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通过运作欺骗成功，被鉴定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集成电路”，是“我国芯片技术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在当时骗取了无数的资金和荣誉。直到三年后，一个类似美国“水门”事件中“深喉”的人物，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公开指责陈进教授发明“汉芯一号”造假，才最终揭破骗局，水落石出。

给了陈进可趁之机，背后则是上海交大欲在自主芯片上率先破局，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自然更是想有一番作为。

1993年邓中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时候，清华毕业已在外打拼三年的赵伟国选择重回母校，师从龚克教授读研。并且一边读研，一边在清华旗下科技公司紫光集团兼职。

赵伟国

此后从紫光到同方，再回到紫光，赵伟国成为并购狂人，自2013年开始17.8亿美元收购展讯，9.1亿美元收购锐迪科，25亿美元收购华三，38亿美元入股西部数据，6亿美元入股台湾力成......从“芯”到“云”，一个仅10亿元资产规模的紫光系，熟练玩转资本游戏，动辄上百亿甚至几百亿元地“买买买”，企图打造一个万亿级“中国版三星”式的半导体帝国。

有人说他是一位为中国芯片业奋斗的狂人，赵伟国在当选2016年年度经济十大人物时，他说他的身上肩负着责任，肩负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纵然是一山放过一山拦，我们一定会不破楼兰终不还。

也有人说他只不过是政府的白手套，通过搭着政策便车，利用两岸股市本益比巨幅差距“套利”的投资高手。富士康的郭台铭，就公开称，赵伟国不过是一个炒股的投资者。

今年4月，赵伟国接连辞任紫光国芯和紫光股份董事长职位，官方公布的原因是“太忙了”，但由于在收购美国美光科技、西部数据、台湾南茂科技等关键性的并购上皆没有结果，美光科技这些企业因为掌握核心技术被视为国家与国家间的博弈的重要筹码，市场上不乏声音认为，赵伟国所主导的中国芯片产业“紫光模式”宣告结束。

有破局，也有骗局，有天才，也有枭雄，芯片何时不再受制他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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