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状态没了，那个朴实、真诚的东西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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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今年54岁，仍然留着齐腰的长发，站在那里又高又瘦。如果单看背影，他和30岁时没什么太大差别。
约在他家中见面，他穿着T恤和拖鞋出来打招呼，在太太的提醒下，又回房间，换了一件熨得很平整的衬衫，重新走了出来。
老五原名刘义军，是前唐朝乐队的成员，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吉他手”。
24年前，1992年，唐朝乐队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唐朝》。一年半后，他们和“魔岩三杰”一起在香港红磡开了那场已成传奇的演唱会——“中国摇滚乐势力”。乐队的四个大男孩——丁武、老五、张炬和赵年——当时都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一米八几的他们站在舞台上，随着音乐随意地摆动头发并嘶吼起来，台下也都跟着疯狂。
但老五已经不太愿意提过去的事情。他不想重复那些众人皆知的话题。如今的他，少了愤怒，也不嘶吼，长发被一丝不苟地梳好、束起在脑后。家里摆满了他和夫人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有非洲的面具，也有印度的乐器，吉他效果器旁放着佛龛，鱼缸里有两条鱼……
看不见任何“唐朝”的影子……直到他拿起吉他。
他自顾自地弹起来，双手在琴弦上像找到了回家的路，跑得飞快，深情。
弹完第三首曲子，他才停下来。“如果没有这东西，感觉缺少一个对话的人，太孤单了。”他说。这时，距离他第二次离开唐朝乐队，已有7年。
7年中，老五做了很多事。他继续着自己的音乐道路，于2012年加入了“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并以“唐朝老五”的名义，独立进行演出；他还在798办了自己的画展《震》。他将自己的整个状态概括为从当年的“理想主义”，过渡到“冥想主义”。
“冥想”，意味着一个过滤杂质和与自己对话的抽象过程。老五说，到他这个年纪，很多东西都要扔掉了，“那时候江湖传我是‘伟大吉他手’啊，亚洲这个那个啊，现在都不要了，都是累赘”，“但对自己热爱的东西，却应该绝对地坚持下去。”
虽说不想提起往事，但他还是会不时地讲一些，以便解释：过去和现在，哪些变了，哪些没变。乐队排练时的状态，小平岛的闭关，练琴时的执着和辛苦——吃方便面吃得脸都绿了和数火柴弹吉他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对他来说，那就是摇滚精神，而现在，人们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被动。“摇滚精神低迷了，人们妥协了，对金钱这种符号太敏感了。当年的状态没了，那个朴实、真诚的东西没了。”
在老五的回忆中，那个物质和信息都匮乏的年代，人们除了像精神洁癖一样追求自己的理想，还热衷于创造和挑战未知。“你看别人这么弹琴，心想：‘哟，他这么弹了，我回家一定吭哧吭哧三个月不出门，弹出跟你不一样的东西’。”而当这种闭塞被打破了，启蒙的使命达成了，外在的、金钱的“杂质”变得越来越多，甚至连曾经的歌迷，都头也不回地远去了——也许还要啐一口唾沫。
老五用音乐和绘画反抗着这些杂质，日复一日地寻找着自己人生的音准。他承认，二三十岁的时候，人总会被名利左右，年纪大了，也依然会陷入日常的不愉快。“肯定有，不然就不是人了，就有点太扭曲了。”但通过长年的坚持，通过与自己的琴和绘画对话，他更好地找到了欲望和本心之间的平衡点。
他反复地提及“修成”和“干净”这样的词语，并偶尔陷入短暂的沉思。但，即便在谈论这些敏感的、甚至带有一些批判意味的问题时，老五也依然是平静的。他有时会在空中作一些手势，但大部分时候，他的双手都没有离开过他抱着的琴。似乎哪怕什么都变了，琴也仍然会不离不弃。
老五的琴房里有不少琴，从最早唐朝拍MTV用的琴，到再次回唐朝所演奏的琴，都一一陈列在那儿。琴柄上的花纹很精美，琴身留有不少指纹的痕迹。“干一辈子，什么也没落下，就落下这些小乐器。”老五感叹。
站在这些琴的面前，仿佛能看到空气中流淌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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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人们都说那时候是摇滚乐的黄金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老五：摇滚这个东西，我觉得到了中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不完全是一种社会态度。它是一个特殊人群在特定的时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下所形成的。那时候，中国文化不断变更，恰好到1986年的时候再次开放，形成了当时的一个局面，有当代艺术，有摇滚音乐，大家都同步和世界接轨。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跟这个主题比较近的，那么当时崔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都是那平台里的角色。
80年代我们抗衡的就是一种观念上的速度和感受。所谓速度就是我们长年的闭塞，长城下，大墙围着我们，太闭塞，我们很多人是麻木的。
Lens：当年和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老五：我就说个故事吧。我们当年去大羊坊排练，四个人。我们基本上到了大羊坊村里的时候，没有麦克风架子，我们用黍茎干，支一个架子当麦克风，完成排练。我们从大羊坊回城里的时候，所有人兜里只有7分钱，一毛钱够我们所有人买回程的车票，我们四个人就在那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捡钱。捡了三分钱，凑够1毛，我们才回到城里。那个状态是忘我的，无我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爱性，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活精神。
今天出现什么问题呢？有真摇滚，有假摇滚，混在一起了。摇滚到一定时期低迷了，这种精神没有了，人们妥协了，对金钱这种符号太敏感了。当年的状态没了，那个朴实，真诚的东西没了。
Lens：您现在还有所谓的理想吗？
老五：理想到什么程度，理想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问。现在我们这个年龄，都走过来了，我还是在理想的状态里，就是童心的状态。我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开自己的音乐会，后天想做我的大型画展，做我的大型装置，这些都是理想。但是冥想，是另外的概念。理想还存在一个表皮，形的层面。冥想就到了本心，看不见摸不着。
摇滚就俩字，状态。我们这代人看摇滚乐，和80后，90后都不一样，主题也不一样，我不能告诉90后，说你必须要这么看摇滚乐。我们只能说我们时代的人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我刚刚跟你说到的四个人排练的故事，这个过程，这个生活的价值状态，可能现在没有了，不会有了。还有？那就一些在北京的，对名利不敏感的地下音乐的一些人。这些人将来（我）是伸大拇指的，我希望他们将来永恒保持这个状态。自己的理想塑造的过程，如何给人产生张力，这个过程，你尽量主动一些。对外部事物的东西，过于消耗的东西，我建议尽量被动一些。
Lens：您怎么看待名利？
老五：说实话，唐朝出了《唐朝》第三年，我才知道什么叫出名：有人围观你了。我们拍MTV，很多人围观，四个长头发，大高个儿，在北京拍MTV，到哪儿大家都找你签名，这叫出名。
很多人迈第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有选择，是精神还是物质？这个一定要确定，然后就各自生命。我们也出现过很多东西，彷徨、绝望、精神上的无助。但是人得走过来啊。一路走过来还好，虽然坎坷挺多的，但现在想起来，都是因缘。有的部分真是无怨无悔。
我到今天就这么纯粹，我也不用妥什么协，用不着。向谁妥协啊？不就这点世面嘛，见过，能怎么样啊。我那时候弹琴，吃方便面，吃三到五麻袋，差点没打点滴，脸都吃绿了。都走过来了，不要害怕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那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心状态，不是外在的状态，这个很重要。
Lens：有没有过一些抱怨，或者遗憾？
老五：没有就不是人了，就有点太扭曲了。一定有。但很多遗憾的、无奈的东西，是永恒的，解决不了的，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累。干脆就极简主义，像我们这个年龄，做什么呢？越往下走，越减法，扔这个扔那个。那时候江湖还传我“伟大吉他手”啊，亚洲这个那个啊，现在来讲，全扔了，都不要了，都是累赘。就是平常心，本分事。
老五的画
Lens：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老五：三十年前吧。那时候乐队在写第二张唱片，我们在小平岛。大冬天的，乐队就四个人，下着大雪，大海里面基本上都是不冻冰的，每天就发愣。然后就开始画画。
画其实也是音乐，我的画没有任何当代艺术的背景，全是我自己的声音符号，我用我的琴跟它去对话。
没人督促我画什么，没人告诉我非得要完成这个，都是自己给自己产生这个过程，我们管它叫加法，别让自己太累了。应该去开心，放松，简单。
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做音乐的，说到头了只能说我热爱艺术。
Lens：弹琴、画画能给您带来愉悦吗？
老五：用不了这么文艺。没什么不好的，但这个范儿对我来说20年前就过去了，很多人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以后，都停留在这个主题，都是错误的，都在欺骗你。包括文艺两个字。大学毕业以后，很多人停留在这个（愉悦）上面，中产阶级了，他有他的价值了，他可以买车买房了，各方面的安全系数都在骗你。我个人来讲，一生都是身外之物，要找自己那波去，你从哪来的，奔哪去，你是怎么回事。
我第一次离开唐朝，我又回唐朝，我第二次又离开唐朝，我又跳到艺术这里面，跳来跳去，结果我就是一个属于节奏感的人，我哪个都不属于，我既不属于摇滚，又不属于艺术，我就属于自己本性里的，一个人的正常规则，把他修成轻盈就行了，没那么严重，特简单。
Lens：这琴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老五：我要跟女孩子谈情说爱，还会有情绪，它（琴）就没有，它一直是反映本我的东西，真实的反光镜，让我产生了另外的一个空间，老是给予我。它特别能理解你。过去来讲，这个东西就直接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几个孩子。我的梦想，其实不大的，我想老了就去世界各地，每个地方买个乐器，一睡醒了，一睁眼，屋里是各种乐器，我扑棱一声，交响乐音乐会就打开了。听众就是天地。
我们经常想，这个琴得有琴品，三年，六年，九年，十年，不是人生吗？这个钮，这个度，人生得有度啊，音高差一点，音准就不准确。度把握不好，音就不准。
最高的志愿也就这么几个音符，最后也就这么一下，这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
采访：Lens 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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