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
MDD
世卫组织估算，全球共约3.5亿名抑郁症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病，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不容易被发现。当亲子关系需修补、社交恐惧待克服时，其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
抑郁症的征兆常常被打发为“叛逆期心理”而被忽视，造成了拖延。青少年抑郁并不仅仅是糟糕的情绪和偶尔的忧伤——事实上，它是一种严重影响孩子生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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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抑郁易感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了探索抑郁易感性(包括认知易感性和人格易感性)的来源，研究者纷纷将重点放在抑郁个体神经生理基础及早期家庭影响因素上。研究结果证实了家庭对于儿童与青少年抑郁易感性及抑郁的发生和持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内容主要涉及生理遗传、父母冲突、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及家庭背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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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
抑郁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双生子遗传力达到37%。目前，大多数抑郁研究考察了5-羟色胺系统基因、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抑郁的关联，如5-HTTLPR，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MAOA，单胺氧化酶A)基因、COMT，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及DRD2基因等。相关候选基因可以通过降解(如MAOA、COMT)和转运(如5-HTTLPR)功能调节突触间隙中5-羟色胺或多巴胺的水平，也可以改变脑内受体数量(如DRD2 基因)调节信号传导，进而影响个体抑郁水平(曹衍淼等，2013)。
而即便是有关抑郁症的遗传学研究，目前也越来越强调，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候选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才能真正地弄清楚抑郁症的遗传与发病机制(Border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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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神经活动
1) 左右前额神经活动的对称性
研究证明，个体左右前额神经活动的对称性状况可能是抑郁易感性的一个稳定指标。
2) 认知神经活动的特异性
P3b波的振幅是目标评价和加工强度的敏感指标，它随目标的有效加工而成比例增长，而这个加工反映了工作记忆的资源(孙天义等，2008)。GO/NOGO实验范式中，在GO刺激下呈现出的P3b波则标志着个体对目标的识别和确认过程(Picton，1992)。Houston等(2003)的ERP研究发现，在相同认知任务下，有过抑郁病史的健康女孩(14～20岁)所呈现出的P3b波振幅显著小于无抑郁病史的健康女孩。他们强调，这种P3b波的振幅减小情况，是一种稳定特质，而非情绪诱发的状态。
Zhang等(2007)则在对被试进行了严格筛选后(排除情绪障碍病史、药物滥用史、药物使用等干扰因素)，比较了抑郁症患者的健康子女(高易感组)与父母无抑郁症病史的健康子女(低易感组)在GO/NOGO实验范式下的P3b波情况。该结果证实，抑郁的高易感组在GO刺激下呈现出的P3b波的振幅显著小于低易感组。他们由此进一步假设，这种P3b波的异常情况标志的是抑郁易感性的特征，而非亚临床水平抑郁或者其他未检测出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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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
目前，父母患有抑郁症对其子女抑郁而言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这种风险性既可能来自其遗传影响，也可能来自其造成的环境影响。Garber(2006)总结已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家庭普遍存在不良的依恋、沟通、凝聚、社会支持、孩子教养、过度批评、苛刻的家教以及不适宜的生疏关系等问题。抑郁症患者与他的配偶与孩子间都更加容易发生冲突，沟通也更加困难；抑郁症患者父母更容易产生敌意，较少有精力或是温情投入给他们的孩子。而低水平的父母温情、高水平的敌对心理、愈演愈烈的亲子冲突都预示着子女内化障碍的发生。
如前所述，依恋理论对于理解个体有关抑郁的风险性与保护性因素的形成非常重要。国内也有研究表明，与安全依恋型青少年相比，不安全依恋型青少年普遍自信水平低，回避解决问题，有更多功能失调性行为与愤怒表达，其中尤其是矛盾型依恋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内化症状与自杀行为(程文红和王祖承，2005)。有关儿童抑郁与父母情感表达(指家人对个体的情感反应)的研究发现，儿童抑郁的发生和维持与父母不良的情感表达有关，表现为亲密性、支持性差，参与少，批评拒绝水平高(Asarnow，1993)。在教养方式方面，专制与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最容易出现抑郁。
国内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如程文红等(2006)考察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病前家庭因素发现，与正常组相比，患者组47.5%存在早年负性生活事件经历(分离、虐待等)；患者组父母44.3%有心理障碍，相比于对照组，他们在子女教养方式上呈现出更多缺乏关心或过度控制等问题；63.9%患者家庭存在情感表达困难，54.1%患者父母教育态度不一致。另有文献(Kimand Ge，2000；Xia and Quian，2001)总结多年来以华人为被试(包括中国大陆人和美籍华人被试)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个体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温情、理解总是与抑郁呈负相关关系，而拒绝、过分保护和严格的管制与抑郁总是呈正相关关系。Liu(2003)对中国台湾地区青少年的研究还发现了性别差异，即相对而言，与母亲的互动关系对女孩的抑郁影响较大，而与父亲的互动关系对男孩的抑郁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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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关系
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母的婚姻冲突有可能引起儿童的自尊受损及自我谴责或自我惩罚，从而导致抑郁。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一致性地支持了父母婚姻冲突与破裂对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胡赤怡等，2004)。其中有研究表明，父母离异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是多元的，父母离异、父母间冲突、母亲身体健康状况不良、母亲抑郁心境、母子关系不良5个因素中的任意4个，在青少年期间同时或者累加出现，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以及成年早期的抑郁；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父母离异的困扰而出现抑郁。特别是，相对于婚姻关系存在严重冲突但已离婚或分居的父母，婚姻关系严重不良但仍维持表面稳定的家庭，其子女抑郁风险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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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水平
许多研究证实，家庭贫穷、父母的文化程度偏低等因素会加大儿童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可能性(孙燕青，2001)。Birmaher(1996)则认为经济不良会导致父母养育方式不一致，拒绝行为增加，关心减少，支持少而且更加专制，从而造成子女容易抑郁。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贫穷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动态、累计和连锁性的(Yoshikawa et al.，2012)。基于美国国家数据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与青少年在14岁之前罹患抑郁症的比率显著较高；这其中，父母的低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家庭破裂关系以及居无定所的生活状况都是可能的原因。首先，父母失业或工作机会限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限制了家庭购买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所需的安全环境及资源(食品、教育、住房等)的能力。其次，恶劣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减少父母的心理资源，降低其养育子女的能力。比如，工作的不稳定性会增大父母日常心理压力、养育压力，使得他们无力对孩子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照顾；失业会给婚姻关系带来困扰，增加婚姻破裂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孩子的心理；父母会因贫困而情绪不良，进而导致对孩子无原则的惩教……这些状况恰恰与儿童早期的不安全依恋有很大关系。第三，贫困社区内较低水平的学校教育质量、恶劣的邻里气氛也都持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最后，父母的贫困压力还会长久地激活孩子的生物应激系统或免疫系统，从而以生理性的途径破坏孩子心理健康。
如何预青少年防抑郁？
目前，世界各国的心理健康服务都逐渐将工作重点从对心理疾病的治疗转移到预防上来，相应的实证性干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以抑郁预防的研究最为广泛。美国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在一项战略性规划中提出：“那些细致描述认知、行为等方面易感因素是如何影响情绪障碍的发生与持续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出科学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措施”，而实证性干预研究可以反过来“提供一个检验各种阐述情绪障碍发生机制的理论及其相应干预思想的机会”(Insel and Nakamura，2002)。因此，实证性的预防研究必须以发展性的理论与基础研究作指导，而实证性研究的结果又可以用来对理论加以验证和完善。
大部分抑郁预防研究都以学校里的儿童和青少年为被试。究其原因，首先，在学校内收集被试和实施干预最为方便；其次，青少年阶段(特别是13～14岁)已经被证实是抑郁预防的关键时期(Stern，2005)。另有大型青年研究结果显示，18岁是抑郁症发病的第一个高峰期(Hankin et al.，1998)。可见，将18岁之前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预防对象将会大大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
抑郁预防的重点与措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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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认知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纵向研究表明，消极的认知模式(包括低的整体自尊、消极思维方式等)可以有效预测未来抑郁水平的增长，且这些消极认知方式通常在与消极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最大的影响效果。但是，也有人质疑消极认知究竟是因果关系链上的一环，还是只是抑郁的伴随症状或结果。
基于大量来自基础研究及临床治疗效果的证据，大多数抑郁预防项目中都将认知重构作为一个干预的重要一环。关于认知行为方法预防干预的研究也最为丰富。Horowitz 和Judy(2006)的多元分析表明，30项研究中的19项都将认知行为技巧作为预防项目的主要特点，包括认知重构、问题解决、自信训练、认知应对策略等。其中，8项研究检验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者围绕认知方式所制订的“宾夕法尼亚抑郁预防项目”。总体而言，该项目使得青少年在干预后及干预后两年内的抑郁水平都比较低，且效果显著。Clarke 等(2001)对儿童的认知行为干预则表现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预防效果，其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干预组不仅自陈抑郁水平较低，其临床抑郁症的诊出率也低于控制组。
目前，有关认知行为方法的抑郁预防研究也已经开始关注更多的问题，如这种干预措施对于哪些人才是最有效的，在哪一个年龄段的儿童最有可能从认知行为训练中受益，以及如何针对不同成长时期的儿童与青少年规划更加细腻的认知行为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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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及其应对方式
已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应激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关联。其中，应激承受模型认为，体验到应激的个体比没有体验到应激的人更容易抑郁。自生应激模型则认为是抑郁的个体自身通过其行为造成了消极事件。循环模型则综合了两个模型，并强调抑郁与应激的恶性循环。
更多的预防项目关注的是压力应对的方式。首先，认知重构及问题解决训练的项目其实也包括了各种应对方式训练，其中比较明显的有：①资源性青少年项目，训练个体面对应激时的自我管理与平复情绪的技巧，同时也训练认知重构与问题解决技巧；②宾夕法尼亚抑郁预防项目，训练学生合理应对应激的情绪、认知与行为策略，包括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法、生成替代性选项、放松、理性预期，以及问题解决等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另外，一些预防项目所涉及的应对方式训练则针对更为具体的问题，如父母离婚、父母酗酒、父母去世等，这些项目的优点在于它们满足了特殊的青少年群体的具体需要。
现有的大多数预防项目都没有将减少压力事件作为主要手段，也还没有一项青少年抑郁预防项目特别地看重自生压力事件的问题。对此，Garber(2006)认为尽管不能因为青少年遭遇的压力而去责备他们，治疗师还是应该帮助孩子们反思自身在导致消极事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并为他们提供策略，以帮助其在未来将这种自生压力事件减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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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人际障碍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以往的纵向研究考察了家庭功能不良、亲子沟通、同伴困难及人际疏离几个因素在抑郁症状的增加和维持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社交问题先于当前的抑郁，抑郁又加剧了社交障碍，且人际障碍总是在抑郁症状好转之后仍然存在(Garber，2006)。
已有几种抑郁预防项目在其所有课程中包括了社交技巧的培训或者社交问题的解决成分。资源性的青少年项目(resourceful adolescent program，RAP)研究将认知行为干预与人际训练相整合，发现了干预实施后干预组与控制组的抑郁水平的显著差异。其中，人际训练部分促进了家庭和谐及心理支持网络的构建与主动寻求(Shochet et al.，2001)。类似的，宾夕法尼亚抑郁预防项目也包括了人际与认知行为的训练，有研究结果证实其具有显著的预防效果，其中的社交训练部分让孩子学习确定个人立场、获取人际信息、生成替代选项、决策及应对家庭冲突的策略(Jaycox et al.，1994)。这些证据表明，包含了人际成分的预防项目，特别是将其与认知行为训练相结合时，预防效果特别好。
另有一些青少年抑郁预防项目重点关注家庭环境，其项目内容集中于改善亲子关系，培养父母更好的教养技巧，训练父母的认知与应对技巧，为父母提供孩子正常成长的知识、情绪障碍的知识等，但其预防效果尚需进一步分析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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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因素
已有调查数据表明，进入青春期之后，抑郁症在女孩中的发病率会增长到男孩发病率的2～3倍。女性因素本身就已经成为抑郁的易感因素。这可能与荷尔蒙的变化、应激的增加、人际导向的不同、多思的倾向及不同的社会体验等有关。而抑郁的预防研究则除了关注女孩的这种易感性之外，更关注预防效果的性别差异。
使用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的预防干预后发现，男孩抑郁症状有短期改善，但女孩没有变化。他们认为这样一种改变机制可能与男孩自然的应对方式相适应，而不适用于女孩。另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在考察其乐观项目(Penn optimism program，POP)及提升项目(psychoe ducational psychotherapy，PEP)在抑郁的通用预防中的效果时发现了类似的性别差异(Reivich，1996；Shatte，1997)。其中，POP是一个基于认知行为理论的技巧训练项目，主要通过理性化与条理化训练来处理消极情绪，它被证明对男孩有效，对女孩无效；PEP则是通过社交训练鼓励个体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情与体验，它被证明对女孩有更好的效果。但也有研究对比了认知行为方法与人际导向预防措施发现，两种方法相对于控制组都有显著疗效，但预防效果并无显著性别差异。未来还需更多的研究来考察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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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子女
父母患有抑郁症对其子女的抑郁症状而言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这种风险性既可能来自其遗传影响，也可能来自其创造的家庭环境。相比于父母正常的儿童，有抑郁症父母的儿童其情绪障碍患病率是前者的3～4倍，同时在其他躯体化障碍、行为与学校问题、自杀企图、药物滥用、低功能适应等方面表现出逐渐增高的易感性。因此，抑郁症患者的子女便成为选择性抑郁预防项目的重要目标人群。
Beardsle等(1997)的研究将抑郁患者暂无抑郁症状的子女作为目标人群进行了预防研究。对控制组家庭，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两次历时一小时的抑郁知识教育。而对积极干预组家庭，研究者采用心理教育技术，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运作模式，教会他们关注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理解，介绍情绪障碍知识，并培养孩子形成有助于提高其坚韧性的行为与态度。该结果显示，相对于控制组家庭，积极干预组家庭儿童报告表现出对于父母情感障碍更好的理解及功能适应。但是，在项目实施后18个月以及在两年半后对儿童抑郁症状的测评中，积极干预组家庭并没有保持这种积极的预防效果。
Clarke等(2001)则对抑郁患者子女实施了一个特别预防项目，即所选青少年样本除具有患者子女身份之外，本身都有着亚临床水平的抑郁症状。这一包括15次辅导的预防项目，强调用认知重构技术来矫正不现实的和消极的信念。该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干预组的青少年在项目实施后12个月表现出的抑郁症状更少，且差异显著。这一效果在18个月后及24个月后的评估中仍然保持，只是差异程度减小。
另有一些关于抑郁患者子女的预防项目则采用了较为间接的策略，即努力减轻父母抑郁症状，期望通过改善父母情况来改善儿童所遭遇的抑郁患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一策略的效果已经得到一些研究结果的初步证实(Garber，2006)。
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Gillham等(2000)认为预防的目标是减少干预组临床诊断抑郁症的发病率，而在没有临床诊断结果的研究中，则是阻止干预组像控制组那样的抑郁水平的增长。这种预防的效果应当不仅仅限于干预后的即时测评，还应当表现在随后的追踪测评结果中。相反地，一个干预组内抑郁水平在短期内较之于初始水平的下降则应当被定义为治疗。Horowitz和Judy (2006)的研究总结认为，如果按照这种严格的定义，其所综述的30项研究中，只有一小部分长期显现和保持真正的预防效果。将来的预防研究应当更加注意这样的区分，采用更长时间的追踪研究来反复检验预防的效果。除此之外，抑郁症的发病与连续性的抑郁水平毕竟不是同一概念，未来研究也应尽可能更多地引入抑郁症发病率的指标作为参照。
其次，预防研究与实践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充分了解干预对抑郁起作用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是指那些影响预测指标与抑郁变量的关系和(或者)方向的变量；而中介变量能够部分或者全部地解释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更进一步地了解干预效果达到最佳效果时的具体情境及它们是怎么起作用的，对于干预工作的推进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今只有很少的研究涉及了中介分析，而且更少有较为积极的结果。例外的是，Seligman 等(1999)基于大学生被试的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些积极的中介变量的结果。他们依据干预后及随后追踪测评结果综合报告，从干预前到干预后，归因方式、无助感和适应不良的态度的改变是预防抑郁干预的中介变量。类似的，也很少有研究考察抑郁预防干预中内在的调节变量，其中初始抑郁水平及性别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可能影响因素，但至今没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的大多数抑郁预防项目都实施于中产阶级及其以上阶层的白种人样本，其普遍适用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目前，只有宾夕法尼亚抑郁预防项目被实施于不同种族人群中并考察了效果，结果发现它对于拉丁裔和华裔是成功的，但对于非裔美国人是不成功的(Cardemil，2000；Yuand Seligman，2002)。这样的研究趋势值得进一步扩大和深入。除此之外，对于各种文化下固有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疾病预防的有效措施，研究者也应当进行更好的挖掘、整理和验证。其中，东方人的“冥想技术”被应用于许多西方抑郁预防和治疗项目中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Cardemil，2000)。
最后，目前尚缺乏系统的基于抑郁易感人格的预防项目。尽管其特征中可能会包含认知易感性的一些内容，但以整体人格的角度对青少年设计和实施抑郁预防将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效果。
了解青少年抑郁易感人格，让孩子们活出意义，而不是活出抑郁！
图片来源：Pexels
本文主要内容摘编自 《青少年抑郁易感人格研究》文前及第一章部分，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青少年抑郁易感人格研究》
徐华春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0.10
ISBN 978-7-03-065675-9
责任编辑：莫永国
内容简介
抑郁症给患者及家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巨大危害，而青少年阶段正是预防抑郁的关键时期。本书从抑郁易感性的内涵与外延入手，系统介绍了抑郁易感性的形成及抑郁预防的重点与措施，并基于实证研究阐述了抑郁易感人格的特征、结构与影响，提出了科学实用的测量工具，探索了抑郁易感人格的形成因素，回答了什么样的人才容易从压力中挣脱出来，什么样的人又容易跌入抑郁的谷底不能自拔等问题。本书适合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和教师、各级各类心理干预工作者、心理健康教育者、精神科医生、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精神病学研究者及其他心理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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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章 绪论 1
1.1 抑郁易感性 1
1.1.1 抑郁易感性的概念 1
1.1.2 抑郁的认知易感性 2
1.1.3 抑郁的人格易感性 3
1.2 与抑郁相关的其他人格概念 10
1.2.1 一般人格 10
1.2.2 自我 11
1.2.3 应对方式 13
1.2.4 人格障碍 14
1.2.5 人格与抑郁亚型 15
1.3 中国文化下的抑郁与人格 16
1.3.1 中国文化下的抑郁个体 16
1.3.2 中国化的人格理论与研究 17
1.4 抑郁易感性的形成 19
1.4.1 遗传与生理基础 19
1.4.2 家庭因素 20
1.5 抑郁预防研究 22
1.5.1 抑郁预防的概念与类型 22
1.5.2 抑郁预防的重点与措施 23
1.5.3 需要注意的问题 25
第2章 抑郁易感人格的特征与结构 27
2.1 抑郁易感人格特征的探索 27
2.1.1 问题提出 27
2.1.2 研究方法 28
2.1.3 结果分析 28
2.1.4 讨论 29
2.1.5 小结 31
2.2 抑郁易感人格问卷的编制 32
2.2.1 问题提出 32
2.2.2 量表编制 32
2.2.3 结果分析 37
2.2.4 讨论 38
2.2.5 小结 39
2.3 抑郁易感人格与大五人格的关系 39
2.3.1 问题提出 39
2.3.2 研究方法 40
2.3.3 结果分析 40
2.3.4 讨论 42
2.3.5 结论 42
第3章 抑郁易感人格的影响 43
3.1 对抑郁的影响及机制 43
3.1.1 问题提出 43
3.1.2 研究方法 44
3.1.3 结果分析 45
3.1.4 讨论 48
3.1.5 小结 49
3.2 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50
3.2.1 问题提出 50
3.2.2 研究方法 51
3.2.3 结果分析 52
3.2.4 讨论 53
3.2.5 结论 54
3.3 对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 54
3.3.1 问题提出 54
3.3.2 研究方法 55
3.3.3 结果分析 55
3.3.4 讨论 56
3.3.5 小结 57
3.4 对品味的影响 57
3.4.1 问题提出 57
3.4.2 研究方法 58
3.4.3 结果分析 59
3.4.4 讨论 60
3.4.5 结论 61
第4章 抑郁易感人格与自我 62
4.1 自我价值感 62
4.1.1 问题提出 62
4.1.2 研究方法 63
4.1.3 结果分析 64
4.1.4 讨论 65
4.1.5 结论 66
4.2 真实自我 66
4.2.1 问题提出 66
4.2.2 研究方法 68
4.2.3 结果分析 68
4.2.4 讨论 69
4.2.5 结论 70
4.3 自我大小 70
4.3.1 问题提出 70
4.3.2 研究方法 71
4.3.3 结果分析 71
4.3.4 讨论 72
4.3.5 结论 72
第5章 抑郁易感人格的形成 73
5.1 亲子依恋关系的影响 73
5.1.1 问题提出 73
5.1.2 研究方法 73
5.1.3 结果分析 74
5.1.4 讨论 76
5.1.5 结论 77
5.2 左右前额神经活动对称性 77
5.2.1 问题提出 77
5.2.2 研究方法 78
5.2.3 结果分析 79
5.2.4 讨论与结论 80
5.3 认知神经活动特异性 80
5.3.1 问题提出 80
5.3.2 研究方法 81
5.3.3 结果分析 82
5.3.4 讨论 86
5.3.5 结论 86
第6章 研究总结和讨论 87
6.1 抑郁易感人格测量工具 87
6.2 抑郁易感人格的内涵及影响 88
6.2.1 敏感好胜 88
6.2.2 封闭防御 88
6.2.3 自我专注 89
6.2.4 严谨认真 89
6.2.5 退让顺从 90
6.3 中西方抑郁易感人格特征的比较 91
6.4 研究的创新与贡献 92
6.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92
6.4.2 研究的主要贡献 93
6.5 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93
6.6 研究结论 94
参考文献 95
附录 106
附录1：抑郁易感人格问卷 106
附录2：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108
附录3：青少年自我价值感及其稳定性的测量 109
附录4：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111
附录5：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112
附录6：父母与青少年关系问卷 113
附录7：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受挫量表 114
附录8：品味信念量表 115
附录9：内在自我表达问卷 117
附录10：图示隐喻自我大小测量 118
后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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