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部，于都河畔，水波荡漾，岁月悠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8.6万余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人民的支持下，静悄悄地完成了一场规模宏大、彪炳史册的战略大转移。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这条长征路，浸染着烈士们的鲜血，写满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任时光荏苒，经久不衰、荡气回肠。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让我们走进于都，在重温历史中，追忆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探寻老区人民坚守初心，薪火相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谱写新时代荣光的生动实践。伟大长征精神，必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走进于都，处处生机盎然，红色、绿色交相辉映。
长征源红军小学、长征宾馆、长征大桥……遍布这座小城的红色元素，是于都人民为了铭记那段历史，也是为了怀念那支从这里出发的红军队伍。
那是怎样的一段红色记忆啊！
红军后代钟敏，是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纪念园管理办主任。每天，她为前来参观的人讲解那段历史。20余年，日复一日，一遍又一遍，记不清总共多少场次，不仅没有厌倦，而且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和感悟。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由80双草鞋组成的中国
地图。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你们看，这是由80双草鞋组成的中国地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钟敏指着一面草鞋墙为记者介绍。当年，红军就是脚踏草鞋，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将足迹镌刻在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馆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个展品，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纪念馆门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边上，就是于都河和长征渡口。如今，它们都是红色教育的“打卡”点 ，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90年过去了，于都河水静静地流淌，河畔的浮桥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当时的于都河，河面宽600多米，水深1至3米，流速达到每秒1.2米，非常湍急。”钟敏介绍。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集结于此，整装待发。他们心中燃烧着信仰，即将踏上新的漫漫征途。这场被称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正是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之一的东门渡口在内的8个渡口渡河，迈出长征的第一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之一的东门渡口。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那时候于都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就只有架设浮桥。”钟敏说。由于白天有国民党飞机侦察轰炸，架桥过河只能在晚上进行。每到傍晚5点左右，工兵营和苏区老百姓就赶来帮忙架桥。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把小船就地隐藏在沿岸两边的大树底下，再用树枝抹平沙滩上的足迹。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于都河。
最后一碗米，拿去充军粮；最后一块板，拿去架浮桥。为了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渡过于都河，当地老百姓把家中所有可用的材料都捐献了出来，只要是架桥用得上，都可以拿去。开国少将王耀南曾在作品《坎坷的路》中记录，“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抽出来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棚。当时南瓜还未完全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说：‘瓜还没有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用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为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 “有一次，我正在指挥架桥，突然看到河滩上何立斌、刘调元几个同志和一个老大爷争吵，互相争抱几块木板。我当时心想：征集材料怎么能和老表吵架呢？连忙跑了过去，安慰老大爷说：‘老大爷，板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大爷更急了，说：‘这位同志啊，你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战士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献出一块棺材板算什么！’”得知此事后，周恩来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红军当年架设浮桥渡过于都河的场景。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正是有于都人民的支持， 有广大红军的坚持，革命的道路才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苏区时期，34万余人的于都城，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他们告别家乡告别亲人，许多人这一走就是永别。“到新中国成立，活下来的于都籍长征干部仅存277位。”钟敏每每说起这些数字，总能让听者震撼。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我有责任、有义务把先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等过人吗？等了多久？你等的人，他回来了吗？”
2023年3月23日，一部名为《长征第一渡》的大型红色文旅史诗在于都长征大剧院首演。表演开始，女主角老年英姑的三问，直抵人心，震撼灵魂。
英姑的原型就是一生守望丈夫王金长烈士的于都县百岁老人段桂秀。
“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1932年，丈夫临别一言，在老人心间回荡一生，化为一场90余年的等待！
在于都县车溪乡，记者见到了银白头发、背部佝偻的段奶奶。她微笑着，用家乡话不停地向记者一行表达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这就是今天的主人翁，红军遗孀、百岁老人段桂秀。
▲望着墙画《守望》的段桂秀奶奶。
1920年，出生不久的段桂秀被家人送给车溪乡王家。王家长子王金长比段桂秀大七岁，两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1932年，段桂秀与王金长结婚，婚后不到十天，王金长便决定，要去参加红军。“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曾想，大樟树下，王金长的一句“三五年”，让段桂秀等了90多年。丈夫走后，段桂秀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尽管日子艰难，她从未放弃等待。娘家人劝她改嫁，她选择躲起来也坚决不肯。直到1953年，段桂秀等来了一张沉甸甸的烈士证明书，人们告诉她，王金长在福建牺牲了。段桂秀不相信，她不相信一张薄薄的纸，便能定了金长哥哥的生死。▲被装裱整齐的烈士证明书。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他说了一定会回来。我要等他回来。”段桂秀坚信金长哥哥不会骗自己。为了维持生计和补贴家用，那些年段桂秀挑过100多斤的煤炭、石灰，挑过杂货，为供销社做过饭。记者见到段奶奶时，她的眼睑呈红色，“长期接触石灰和柴火熏眼，她的眼睛留下了后遗症。”同乡的人说。从青丝守成白发，段桂秀的等待从未改变。可是她的金长哥哥，在哪呢？因为时常要去车溪乡民政所领取养老金，段桂秀结识了所长郭湖北。身为红军后代的郭湖北，对同为红军家属的段奶奶照顾有加。“真没有见过这么执着的人。”看着相识多年的段奶奶，郭湖北敬佩不已。2019年的一次契机，郭湖北带着段桂秀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摸着墙上的五角星，段桂秀久久不愿离开。因为分别前，她记住了丈夫帽子上闪闪的红星。“你们都说王金长牺牲了，可是他在哪？我没看到啊。”回家后，段桂秀对此耿耿于怀。翌日，郭湖北带着段桂秀来到了该县的革命烈士陵园，“因为她说了，找不到照片，看看名字也好。”纪念碑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段桂秀不识字，郭湖北就带着她一个一个辨认。终于在高处看到了“王金长”，郭湖北找来竹棍指着，读给段桂秀听。多年的等待，突然找到了宣泄口。段桂秀放声大哭，嘴里喊着“你真的不会回来吗？我还在等你呢！”半个多小时，对着墙壁，段桂秀向“金长哥哥”哭着诉说这些年家里的情况、自己的故事，“你没有辜负重托，我也维持着我们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现在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有重孙了”……如今，段桂秀住在修缮后的小楼里，和从小叔子家过继来的儿子一家四世同堂。王金长的烈士证明书被精心装裱过，挂在一楼的显眼处。小楼屋外右侧，有一幅整墙的墙画，画上段桂秀站在樟树下守望。每天，她都要到院子里坐坐，看着墙画，发发呆。天气好时，她还会走到老村，看看老房子。老房子已经被保护了起来，成为参观点。门口，“九十载三万日青丝成雪未有悔 一百岁两世纪芳心永鼎乃无私”的对联格外醒目，见证着段桂秀一生的等待。
青山环绕，绿意盎然。于都县禾丰镇尧口村土围组，4栋典型客家风格的土楼尤为显眼。“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土楼“守护人”尹善祥推开旧居大门，斑驳墙壁上黑色字句大部分清晰可见。屋内外墙壁上，约180条红军标语，保留了那段如火的记忆。从小，尹善祥的祖母总对他说起墙上的标语，说起红军爷爷的故事。▲土围红军标语。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红军爷爷以前就借住在我家的老屋里！”屋外，尹善祥自豪地告诉记者。在那个特殊时期，他的祖父祖母和当地尹氏族人一样，收留过红军战士或伤病员。
90年转瞬，土楼风貌依旧，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漫漫长征路。时任红军团部警卫员的刘德胜在于都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了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
村里的尹氏族人发现刘德胜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战场上抬回尹善祥的祖父尹星阶的家中。清洗伤口、请郎中诊治、采药、敷药……在尹善祥祖父祖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刘德胜伤情逐渐好转。
伤愈后，村里人历经艰辛，将刘德胜送回老家瑞金与家人团聚。
“我们和刘爷爷的后人现在还有来往。”时至今日，尹星阶和刘德胜的后人还保持着联系。
“屋子内外的红军标语，是一位姓朱的连长带着战士留下的。”祖父与红军的渊源不止如此。
1931年，红三军团二师的一个机枪连来到村里。当时，土围组的人口为200余人，仅尹氏族人就有16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村里人对红军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我的祖父热情地邀请了连长朱焙灿和战士们住到他家。”尹善祥介绍。
▲修缮朱焙灿烈士墓。尹善祥供图
那段时间，红军与当地村民同吃一锅饭，朱焙灿会带领战士们帮助尹星阶家种花生、大豆，一来一往双方亲如一家。当时，尹氏宗祠设有红军医院，接纳红军伤员600余人，村里人会帮助红军伤员上山采草药，给伤员洗衣服、熬药敷药。两个月后，红军队伍要离开了。“等打完胜仗，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临行前，朱焙灿找到尹星阶告别，二人相约革命胜利后再相见。事与愿违，部队走后不久，便与敌军相遇，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朱焙灿连长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战士们将他的遗体抬回尹氏宗祠的后山安葬。走前，朱焙灿给尹星阶留下了一支钢笔和一个小长箱。尹善祥感慨道：“祖父一直将它们视如珍宝，晚年时还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就是大半天，有时会泪湿眼眶。”每年清明，尹星阶都会带着子孙去给朱焙灿烈士扫墓。如今，这份责任落在了尹善祥身上……▲见证尹善祥坚持文物守护工作的证书。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建筑是历史最好的载体，老屋里发生的故事印在每位尹家人心中。“我们家几代人守护在这里，祖母和父亲去世时都嘱咐我，千万要守好这些标语。”站在标语前，尹善祥回忆起小时候顽皮，拿木炭在墙上乱涂乱画，父亲知道后，狠狠打了他一顿。2018年，土楼被列为于都县文物保护单位。尹善祥已不在这里居住，却每天都要来看看，房子里保留着过去的痕迹。每当有游客参观，尹善祥都会笑着迎接，向每位来客讲述老屋里的故事。如今，在尹善祥的新家里，一墙奖状的正中间，一幅名为“我的红军太爷爷朱焙灿”的画被装裱得整整齐齐。尹善祥相信，正在读初中的孙子尹志清，会继续将这份守护传承……▲尹志清画的“我的红军太爷爷朱焙灿”。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在四川，身挎步枪，拿着一个牛皮公文包，是师部文书。”新中国成立后，蓝清森的祖母从一位姓马的返乡红军战士口中，最后一次得知了丈夫的消息。在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留存着大量红色记忆，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建设“流动党校”，上好“流动党课”，从老中青队伍中培养大批红色宣传员、讲解员，红军后代蓝清森就是其中之一。上堡畲族村里，每一处旧址都发生过感人的故事。林间蜿蜒清澈的小河、红军后方医院旧址、耸立的狮石山……无不见证着这个村庄在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当时，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军伤员，包括大厅、房间的门板都拆下来，当作床睡。”狮石山前，红军第七后方医院旧址门口，蓝清森讲述着祖母说起的过去。
▲红军第七后方医院旧址。摄影丨全媒体记者胡宇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从于都桥头乡搬迁至上堡畬族村，有7000余名伤病员留在宽田等地治疗。由于敌人的进攻，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些伤病员除痊愈归队的外，剩下的都要分散到各家各户护理。村里的人细心地照顾伤员，每一栋房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医院”，大家采取轮班的方式接力行动。“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每五天洗衣一次”……为妥善安置红军伤员，瑞西县委向各区乡发出一封信，提出照顾和保护红军伤员的九点要求。当地更是成立了两支以红军家属为主体的畬嫂洗衣队，一支挖草药的队伍，大大分担了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伤员救治养伤任务。有了上堡畲族村村民的倾囊相助和悉心照料，红军北上抗日时，红军第七后方医院3000余名病愈者编成了1个师开赴前线……90载转瞬，红军故事被后人传扬。狮石山脚下，矗立着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着革命先辈。“我的祖父蓝祖浩于1931年底加入红军队伍，在于都县银坑镇桥头一带组织征购军粮事务。”指着刻有祖父名字的纪念墙，蓝清森说。当时，为巩固和捍卫苏维埃政权，党和苏区政府大力开展扩红运动，组织动员苏区的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从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在扩红运动和全村热血氛围的感染下，蓝清森的祖母王顺发鼓励丈夫加入长征队伍坚持革命。她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得拥护”“你去吧，我等你回来”。
1934年，蓝祖浩随队从于都出发，义无反顾踏上征途……王顺发自己也加入了洗衣队，和队员们一起，为前方奋战的亲人做好后勤保障。
▲蓝清森指着祖父的名字。
“祖母就是在这里，为红军战士洗衣服的。”走到流水潺潺的河边，蓝清森说。那时候每天清晨，洗衣队队员来到小河边，把红军伤员的衣服清洗干净晾晒后，再回家干活。她们洗的衣物将河水染得血红，鲜血染红了河水，泪水浸满了眼眶，那个时代的人用血和汗踏出一条光明大道。岁月流转，印记依然。如今，河水依旧流淌，村庄旧貌换新颜。狮石山里，上堡畲族村179位革命烈士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他们守护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