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初创律师团队驶入蓝海

道可特法视界 2023-08-26

当一个初创律师团队驶入蓝海

2019年2月，财政部条法司公开招标聘请法律顾问，预算金额540万元。这条新闻在法律圈刷屏，许多人因此注意到政府法律服务乃至行政法律服务领域这个平时并不高调的业务方向。

2020年全国执业律师数量超52万名，据司法部文件，2025年预计升至75万名。五年间，至少20万人将涌入这个职业，新鲜人求超车，资深者求突破，每一线机会都会被重新检视。在此之中，行政法律服务市场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行政法律师和团队的发展空间究竟如何？对于这个问题，一支于2016年初出发的行政法律师团队以六年探寻提供了一份思索与实践。一粟观海，他们的回答可为宏大答案提供一块具体而微的拼图。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作者：黄琳娜

蓝海也是一无所有的海

“你们辞职的时候有和前辈聊过吗？比如在你们之前转型去做行政法律师的离职法官。”我问李智。

“没有，”他摇头回答，“北京法院系统辞职出去从事各个方向的律师都有，但我在行政庭工作了八年多，据我了解似乎没有一个行政法官辞职去做行政法律师。薛政、蔡锟和我，我们三个在2016年初离职时可能是北京第一批做这样的选择的。那时候对什么是蓝海有了很真切的领会，确实没多少竞争，但也没有明晰的前景，没有成熟的路径，蓝海也是一无所有的海。”

薛政、李智、蔡锟从北京某中院行政庭离职时，行政法律服务的市场前景远不如今日清晰。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要求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为2035年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明确“加强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队伍建设，提升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水平。”但这一重磅文件的发布，距离三名行政法官脱下法袍走向陌生蓝海的时刻，已过去近六年。

法律服务市场的潜力测算需要考虑诸多维度，诉讼案件的数量可作为管中窥豹的凭据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原庭长赵大光《六十年行政审判工作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一文翔实扼要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其中一个数据可作为参照，1989年至2008年的二十年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数量总和为140.5万件；而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这一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当年一审行政案件审结13.1万件、受理15.1万件。

2015年一审审结案件数量（单位：万件）

站在2016年的开头，面对毫无荫蔽的陌生海域，蓝海之蓝在彼时是一种希望与冷酷同时富集的颜色。但从今天往回看，支撑着那个起点的并不是多么深刻的商业洞察，而是穿越数字与分析，三个人达成的根本共识——

这么大的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怎么会没有规范治理的强需求？

李智告诉我当初进法院的一个细节。

“有的人对进行政庭是没什么概念的，但薛政不一样。他就满心希望被分到行政庭跟行政法打交道，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他特别高兴。”

在法律这个包罗万象的广袤领域里，不少人的专长未必是有意识地选择的，也有可能是阴差阳错被划定了前行方向，而薛政不是其中之一。他在大学时就爱好公法，硕士于北京大学师从王锡锌教授学习宪法与行政法的经历加深了这份兴趣，也因此决定了他的职业路径。从学生到回北大担任行政法课程的兼职导师，从行政审判法官到专注于行政法业务的律师，身份层层蜕变，但对薛政而言行政法爱好者这个内核从未改变，对它的浓厚兴趣与坚定信心保持至今。

同为法学院毕业生，我觉得这份对行政法一以贯之的兴趣颇不寻常。想想摆在法学院学生面前的丰富选项，民法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亲切可感，刑法常能遇到“车浩的刑法题”那样的有趣案例，而行政法充斥着“受案范围”“原告资格”“起诉期限”等枯燥字眼，背后或明或暗的复杂博弈也远超尚无社会经验的象牙塔新鲜人的理解范畴。我问薛政，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个部门法情有独钟？

因为它具有特别的意义，薛政说。平时大家可能更容易关注到的是私权利，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过规范公权力依法、科学运行，恰恰是行政法拱卫着私权利，确保它们拥有稳定的预期与保障。

三人的共识源自一个基本推理。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复杂、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施政者必定需要丰富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法律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2016年初这个节点上，行政法律服务的画卷尚未充分展开，但不可忽视的绿意却已抽芽。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春江水暖，正宜良日启程。

在基本推理之外，蔡锟还有一个“小蛋糕理论”：

“行政法或许当时是个小蛋糕，但如果没人去吃，那就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实实在在的份额。我在行政庭工作了六七年，看到当事人和律师有时会忽视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原告把重点放在无理取闹的地方，被告在行政行为的重点环节草率以对，双方获得的行政法律服务都有提升空间。行政法起步相对晚，和其他发展比较充分的领域比，真正有专业积累的行政法律师供给偏少，这个市场有机遇有可能，而我们三个人恰好有一致的意愿和志向做这件事情。”

就像这块团队成员过生日时吃的小蛋糕：）

少有人走的路

这个首吃螃蟹的决定在当时同事亲友的眼中莽撞又新奇，庭里资深的老大哥老大姐对审判席上的手艺谙熟于心，可是没人知道离开法院后行政法律服务这条路怎么走。令大家更不看好的是，三个人辞职后还打算一起创业。“朋友一起做事很难长久。”

但薛政、李智和蔡锟并未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就此止步，相反，不被看好的决定又增加了一个。

达晓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4年10月，专精于知识产权和反垄断业务，当时并没有行政法这个板块。自2018年，达晓的积累有了回报，开始在各家评级机构的榜单上斩获奖项，到今天已经获得《商法》、ALB、LEGALBAND、钱伯斯等一系列认可。然而时间回溯到2016年初，不超过十人的达晓也还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一员新兵。

转型律师的前法官通常会寻找有一定规模的律所作为起步平台，在一间没有行政法业务积累的小所，从一个缺乏规模和资源支撑的起点开始，并不是常见选项。彼时达晓在朝外SOHO的C座0917办公，一百来平的面积堪称寸土寸金，合伙人办公室早已满员，开间也只能再腾出一个工位，给了达晓行政法团队第一个入职员工李璇律师，三名创始人于是处于“非必要不来所”状态，有事碰头就约在律所唯一的会议室，也在那里见客户、写文件。

但即使连工位都没有，薛政、李智和蔡锟仍然对达晓怀有强烈的归属感。和选择行政法律服务这个业务方向一样，选择达晓并不是基于多么严谨的商业调查，而是另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律师团队和律所具有浓重的人合色彩，人对了，比很多事都重要。

薛政和达晓的创始人之一林蔚都在福建三明长大，从同一个中学毕业，却是在考北大研究生时才相识于网上论坛。两个好友甚至当了一年多舍友，对各自秉性知根知底。薛政聊到起步阶段，颇觉奇妙。

“人生的走向很有意思。我和林蔚第一次择业选择了不同路径，双方都选择了自己当时最认同、寄托了最多梦想、觉得最适合的地方。林蔚觉得律师匹配自己的性格；我考入的法院行政审判力量雄厚，我也觉得自己得偿所愿，进了中国一流的行政庭。谁也想不到我们的职业会有交集。可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还是在2016年走到一起，从好朋友变成紧密的事业伙伴。”

“我和李智、蔡锟之前是同事，和林蔚曾经是同学，都是多年好友。朋友一起做事业，通常来说不那么被看好，但我觉得关键是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志向。我和李智、蔡锟都相信行政法事业大有可为，加入达晓是因为我们三个人能够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构想、在自己的掌握中去打造真正的专业行政法团队，这是我们最看重的。”

“我和林蔚能合作是因为彼此对法治愿景有共同认知。知根知底、互相信任、性情相投，这个在学校偶然种下的种子决定了我们走到一起的必然。行政法是带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部门法，起步可以预想会比较艰难，不太可能给律所短期内贡献大量创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得到了林蔚和达晓整个团队充分的托付。”

加入达晓后，埋头办案的前法官迅速被卷入商业世界。离开法院扑腾的人多少有点不甘于体制内的安稳平淡，不过亲身摸爬滚打一番，便很快对那句社交媒体上说滥了的话有了深刻体会，原来当初的岁月静好背后有这么多环环相扣的支撑。在法院，队伍的招聘、培养和选拔有政治部或政工科支持，一应后勤事务有办公室打点，业务庭法官的工作内容相对单纯，就是办好案件；可是推动一个律师团队活下去、向前走的过程，则是无数繁琐杂事的集合。

团队管理、办公场所租赁、消防装修、收支算账、税务社保公积金……如果加入制度和支持配备齐全的大所，或许还能免去一部分烦扰；但在一个自身也很年轻的小所里担任初创团队的管理者，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形容从前主妇生活的词句搬到这里倒也并不违和。

最初参加招投标的情景仍令薛政印象深刻。政府法律服务的采购过程大多通过招投标进行，成熟律所设有专门招投标部门支持，而初出茅庐的前法官们没有人教，也没有人辅助。好在正如李宗盛所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早期服务的一位行政机关客户刚好组织了全国范围政府采购相关检查，在这个过程里，三人积累了关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的丰富经验，蔡锟后来还被《中国政府采购报》《中国招标》聘为特约作者，陆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

“最早的标书都是我们三个人一页一页编写的，”薛政回忆，“时间紧急的时候，有人负责下楼稳住打印店的人先别下班，有人负责在楼上赶标书，半夜成稿赶紧拿下去排版打钉密封。好几次这样赶制标书到凌晨，一早洗把脸带着标书去投标。不可思议的是，记忆当中并没有太多创业初期的惶恐不安，迷茫犹豫的情绪现在居然不太回忆得起来。刚开始事事都要亲力亲为，案件不多、创收不多、没有工位……我想很大程度上还是团队在一起互相鼓舞，有精神支撑，平稳度过了一个人面对会很艰难的时间。”

加班之夜的窗外

有个说法是少有人走的路可以更快抵达目标。真实世界并不接受心灵鸡汤的温存，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格外懂得珍重同行者的存在。

一山放过一山拦

薛政、李智和蔡锟都对最初一批行政机关客户满怀感谢。“行政机关是很特别的一类客户，”薛政说，“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专门领域，而且随着依法治国、法治政府这一系列推进，机关的法制部门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这就给行政法律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比你的客户更专业，你的付费价值体现在哪里。”

高水平高要求的客户应对起来并不容易，但人生跌宕之间自有巧妙的嵌合，恰恰因为客户的专业性，所以决策者对律师团队的名气噱头等等不甚在意，愿意为表象之下的业务能力付费，这种信赖为一支初创队伍撑起了最初的生长空间。

创业初期这段际遇至今依然影响薛政在职业发展与团队管理上的诸多选择。

“行政机关客户对我们这样一个新团队的信任是和我们在法院的业务积累分不开的。在法院认真审理好每个案子，那时是出于对行政审判的兴趣，对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并没有功利的算计，但离开法院后，原来的工作沉淀却在新的领域开花结果。客户对我们专业能力和工作风格的信赖使团队能够平顺起步，至少没有揭不开锅的担忧，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所以我很认同‘功不唐捐’这个说法。坦白说，当了律师以后主动学习的时间会被削减，因为要全力以赴去研究解决客户当下面对的疑难问题，杂务也更多，高密度的自主学习其实是在法院的几年里完成的。”

薛政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划得密密麻麻的书递给我。

“像是江必新、梁凤云法官《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1版、姜明安老师《行政诉讼法》第2版、何海波老师《行政诉讼法》第1版……都是那时反复读的书，逐页做笔记，还写邮件和老师们探讨，收到姜老师和何老师的回复也特别开心。律师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但当时可以奢侈地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又一本行政法领域的经典著作，单纯去享受业务上求知的快乐。”

“在法院的时候职级没有晋升，没有得到表彰，这个书就白看了吗？不是的。因为这样的亲身经历，现在我们才有信心做更多长期投入，就算当下看不到直接效果。之前见过一个说法，把人生分为前台、后台两个层面。人对一件事、一个方向所做的努力，都会带来后台数值的增长，但前台的显示和结算需要一个契机。专业上的付出不仅在当时滋养我们，在后来执业中也有充分兑现，是它让我们支撑了下来。”

初创律师团队日夜忧心的案源并未成为达晓行政法最大的障碍，然而创业从来都是激流险滩紧接着柳暗花明，一山放过，便有一山来拦。聊起六年创业里最艰巨的挑战，李智说是管理。

“刚开始没有知名度，也不可能从法院前同事那里获取案源，行政相对人业务是接触不到的，我们起步时期主要业务是为行政机关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这类项目大多要求律师团队提供人员在机关现场派驻，达晓行政法就是与行政机关一线人员一起并肩作战，年复一年每年大几百上千件案子这样办出来的。”

“派驻这种工作模式对我们的队伍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首先是保证人员适格。这需要大量的面试和培训，对于新人来说行政机关的一线工作往往是陌生的。其次，团队的凝聚力也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客户源源不断是好事，但派驻人员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一大波人分散在行政机关的一线，一周见不了几次，派驻人员名义上在律所工作，干的是行政机关一线的活，却又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这种错位与落差带来的心理不适应是需要管理者耗费大量精力去抚平的。”

早期为一位重点客户服务的经历给蔡锟留下鲜明印象。

“我们曾经为一个行政机关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那是我们初期最大的创收，预算过百万，但是难度大、业务多，需要派驻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人扑在这个项目上。派驻是政府法律服务里很难避免的，行政机关确实有现场处置交流的需求，并且认为人员在岗能直观体现出服务价值，但是这么大的派驻体量就使我们在各个目标中疲于奔命。”

“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也希望同事们能够感受到团队凝聚力，律师团队还不可避免地要做好成本控制。招聘和业务培训已经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如何留人更是难题。我们要解决派驻人员对行政法律服务的展望，给予他们清晰的职业期待，但我们自己当时都在初出茅庐的探索期，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

服务一年之后，这个大单有了更充足的预算，但人力投入的要求也更高了，尽管它在收入里占有相当份量，达晓行政法还是决定不再参与续约的竞争。对薛政、李智和蔡锟来说，选择达晓正是为了在一张白纸上按自己的设想去锻造这支队伍，在这种时刻，当初的选择显现了它的意义。

如果起步时依附于一个成型的行政法团队，要割舍贡献创收过百万的客户就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三人在当时清晰看到成员大比例、长时间派驻带来的影响，对于还未发展成熟的律师团队来说，这种业务模式能够带来稳定创收，但人员流动性高，不利于初创期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管理。如果想要打造一支业务专精、有凝聚力的行政法律师队伍，就必须做出改变。

艰难的坚持，而后是更艰难的取舍。披荆斩棘的一年使三位合伙人对两个核心问题有了明晰认知：

第一，究竟想要打造一支什么样的团队；

第二，政府法律服务该怎样做。

李智很看重政府法律服务这块业务的意义：

“派驻会给团队管理带来一些考验，但它的优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派驻让我们的人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第一手最棘手的问题、最鲜活的案件，还有体量保证，虽然容易造成人员流失，但我们发现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成长都很快，是个迅速增长经验值的快速通道。我们从未放弃行政机关业务，未来它也会是我们很稳定的一块，它对人才培养、品牌建设都有益处，也能帮助我们与一线执法尺度和趋势保持同步。”

接下来几年里，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服务仍然是达晓行政法的压舱石，但薛政、李智和蔡锟始终注意这块业务与团队体量的匹配，谨慎评估要求多人长时间派驻的项目。随着团队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行政相对人业务发出主动邀约，协助企业正确应对行政监管、完善合规体系，以及代理相对人参加行政许可、处罚、复议、诉讼程序成为达晓行政法的另一业务重点。

蔡锟用“减法和加法”来概括业务上的优化过程：

“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味追随客户散点、临时的需求，就会受制于基本生存需要，无法规划团队的长期发展。减法和加法我们都在做，减法是为自己创造腾挪的空间，因为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创造。我们去选择客户、选择业务，逐渐压缩数量多但重复性高的部分；加法则是在更从容的节奏里主动把我们的服务能力产品化，挖掘更多元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

在2022年初，达晓行政法做了一次六年盘点。这时的“代表客户”名单里，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平分秋色，业务比例更加健康均衡，这背后有割舍有坚持，有一个初创团队不满足于仅仅活下来，还想在行政法领域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专精团队的心志。

薛政和蔡锟都对我谈起达晓行政法的例会制度。过往每周二晚上和每周五下午是团队例会时间，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律所里，一起叫餐，在讨论案件中互相启发，也交流派驻中的酸甜苦辣。工作中有枯燥有迷茫，而例会成为能够让大家粘合在一起放松心情的时光。曾经派驻十个月的孙奕莞凝记录下这段故事：

律师所赖以生存的，不过是技艺和时间。一天又一天雷打不动的二十四小时，能用于有效工作的更是有限。同样一个晚上一个下午，可以用来宣传、拓展、洽谈，也可以用来探讨案件、凝聚队伍。言辞易加华饰，但而一个人一个团队的时间实实在在花在哪里，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曹慧也是前行政法官，在达晓行政法成立第二年加入。聊起工作中最深刻的印象，她说是一路来见证团队把这条路拓宽的努力。三位创始人则告诉我，那群有时迷茫失落、有时超越期待的年轻人，不仅仅是被培养的对象，也正是驱动合伙人持续探索的动力。

薛政说：“团队的年轻成员加入时跟我们在法院的起步很像，对行政法实务几乎都是白纸一张。我们对于这种成长过程有深刻的理解，对于他们摸不着边思维不在线上的状态很有共情。可是经过几年高密度的锻炼，现在他们分析案件头头是道，已经在逐渐独当一面。这个市场上需要有专业行政法思维的律师，但并不像其他热门领域那样容易遇到成熟的优秀人才，我们手把手带出来了一批，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会很想给他们一个足够好的平台，一个值得期许的职业前景，在行政法这个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对得起他们的投入和成长。”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对达晓行政法的品牌，这支团队投注了全心的珍惜与认同。我是在2021年底加入的，但对于这一点我并不需要靠其他人的回忆才能获知。团队成立第二年我就接到委托，请我为他们设计logo。

Logo是一个组织愿景的具象化凝缩，设计的第一步是明确这个组织究竟想要成为什么、做到什么、带来什么，达晓行政法想做的事艰难也清晰：倾注时间心力，在这个领域打造业务过硬、团结深耕的团队。

行政法领域充满挑战，面对疑难案件，律师的职责便是帮助客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于是，我在“不可能形状”莫比乌斯三角形的基础上进行变化，定稿的A字形状既代表行政法的英译Administrative Law，也取意Ace，象征一流选手；棱角分明位面多元的几何体模拟打磨后的宝石，希望团队历经淬炼，越来越闪闪发光；每个角上都是三束颜色共同指向同一方向，代表齐心协力。

疫情之前，每次出国团建团队都会把印有logo的旗帜带上。在异国洋流中，这面旗帜见证过一支年轻的团队和太平洋上的风。拍这张照片时我还没加入达晓行政法，没看到自己设计的logo飘拂在远方海域上，但我能从大家至今依然兴奋的讲述里想象当时的心情，直挂云帆，风浪为之而开，那一刻，众人眼前的征途该是真正的星辰大海吧。

但正因为投入过这样多的期待爱惜，转身并不容易。

2022年1月，达晓律师事务所与道可特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约合并。

道可特成立于2003年，先后获得“朝阳区优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近二十年时间里已走过1.0公司化、2.0专业化、3.0适度规模化三个阶段，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设立有八家办公室，并在持续扩展中。道可特于重大民商事争议解决、金融资本市场、地产与基础设施、国际业务等领域拥有深厚积累，与达晓在知识产权、行政合规、竞争与反垄断等领域的业务优势恰好形成互补。

合并后的达晓不再独立使用自己的名号，对达晓行政法来说，意味着需要放弃精心耕耘了六年的品牌。我问蔡锟：“是什么让你们做出合并的选择？”

“我觉得创业过程中最难受的时刻是头几年面对助理的迷茫，”蔡锟回答，“刚从法院出来，自己的转型还需要引领，但你的事业已经需要你去引领别人了。那时候行政法律服务的市场前景不如现在明朗，合伙人也在探索中，要年轻的法律人放弃更热门的领域投身行政法，怎么让他们感受到未来的发展期待，在工作里有获得感、有方向、有意义，是个很大的考验。”

“那个阶段带来许多挫败和无力感，但也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做得更好。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回答。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事业，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行政法本身的存在是不是值得被认同的。这个问题非常广阔，往大了说，它需要行政法拥有一大批专业的法官律师，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是往小了说，一个律师团队也可以努力去给出自己的一份答案，去为行政法争取更多认可和尊重。”

“大我好了小我也会好，小我也会给大我添加助力。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行政法律服务是什么，能够带来什么，不是‘民不和官斗’这一句老话，不是相对人败诉率极高这个固有印象，而是希望这个制度体现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在六年里做到了一些，但一个精品小所能影响的是有限的，而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更大的平台、更多元的资源、更丰厚的储备，与道可特一起去靠近我们的愿景。”

理性上认同不意味着这是个轻松的决议。不过，虽然经过激烈讨论，合伙人们却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致。我问李智这个过程何以能够如此顺畅，他给了我一个豁达的答案：

“我们都不舍‘达晓行政法’的品牌，但这个名称虽然不再使用了，我们这群人还在，而且我们还在一起。这一点是让我们在求变的时候心里最实在的依托。社会的发展不会等人，机会也不会，其实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很难预测，甚至事后也不一定能断言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我们互相信赖、彼此支持，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在每个阶段全心投入，求变的机缘到来时也不怯于开启新的道路，从最初步入这个领域到如今，不经意之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融入团队每个重大选择。不凭空猜想，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但其实，仔细观察这群人，会发现他们的灵活性背后有种从未改变的执拗，证明行政法律服务的价值，证明行政法的价值，这是入局者的本分，也是野心。

三个问题与一个愿望

自2009年考入法院，今年是薛政在行政法实务领域里的第十四个年头。我问：“你曾经作为行政法官观察过律师，又作为行政法律师执业至今，在现在的你眼中，怎样才算一名专业的行政法律师？”

薛政的答案是：“第一，行政法律师要扎根在行业和领域里。行政法问题往往不是单纯的权利问题，律师日常受的训练是权利义务视角，带着技术工匠的惯性，但做好行政法律师需要更宏观的视野，更懂监管逻辑、国情历史，熟悉某个治理措施的沿革和根源，特别是法律之外的因素。要懂监管人，也要懂被监管人，还要懂司法审查的思维，因此差异性首先不是体现在具体法律技术，而是思维层次。”

“有了这样的积累，行政法律师才能理解共同发展阶段中的困境和行为逻辑，明白现阶段真正的难题经常不是道德或是非问题，是更加复合的综合，这样才有足够积累与眼界去为客户寻求解决的办法，去拓展、去探索、去争取，在一个复杂世界里找到可以平衡行走抵达目标的路径。”

“第二，民商事诉讼里当事人的立场常常趋同，只是利益不一致；而行政法非常多元，我们服务过广泛的当事人，不同的客户先天的站位和思维方式就不一样，长期深耕在这个领域里会沉淀出个人独特的价值。此外，尽管每个行政法律师都应该有自己深挖的方向，但这个领域有它的特殊性。理论上，从公安交通到铁路海洋，政府监管的触角有多广，行政法的疆域就有多广。无论是行政审判法官还是律师，学习的需要和压力一直都在。思维方式切换和新知识获取会成为习惯甚至肌肉记忆，长期下来能力的区分度就在这里。”

“那你觉得具备这些能力足以构成护城河吗？”

“它是护城河，也不是护城河。因为要实际做到很难，但想达到这样的宣传效果却很简单。招一个接触过行政案件的法官，当一个机关常年法律服务顾问，就能宣称具备这种多维度的视角。护城河是难以复制的。比如，要说我们的护城河，我觉得是六年里和行政机关一线工作人员并肩作战，每年数百上千件案子的历练。我们从来没有对外打过广告，行政法领域也没有什么评奖，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有一定认可度，那就是因为这是一支经过几千个案子扎扎实实锻造出来的队伍。这个漫长过程里有很多艰辛时刻，对团队管理也是巨大考验，但我们通过了。宣传语句别人马上就能挪用，但正是这种无法被轻易复制的‘痛苦’决定了差别何在。”

回到篇首的发问，行政法律师的发展空间如何，行政法律服务市场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不是一支律师团队能完整回答的问题，但这六年探索却可为如此大哉问提供一个真确、实在的注脚。

薛政思考了很久才回答这个提问。

“说现在是我国行政法律服务市场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离开法院的时候行政法还有些无人问津的寂寥，但如今它的潜力正在被看到。我们是与行政法蓬勃发展的时代正面相遇，这一点让我们对当时的选择感到幸运，也是我们对接下来的发展感觉踏实的底气。人生总有超越个人的选择与努力的事，而我们有幸赶上了好的趋势。”

“谈论信心理想听起来比较空，但我们每年业绩都在持续增长，而且有很大增长来自于行政相对人业务，这是明确的数据。我们能把这摊业务支撑到现在不可能只靠自己，是有大环境在的。我们代理企业在金额牵涉巨大的重大案件中面对政府取得的胜诉，盖在胜诉判决书上的法院公章，那是确凿的证明，证明行政法律师和行政审判法官的价值，证明行政法的意义，证明法治环境的进步。”

“行政法业务大家普遍说难做，这有很多因素，但关键是真正愿意投入去做行政法律师、法官的法律人还是太少。行政法律师的发展空间如何？行政法律服务市场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是需要也可以通过专业的人的参与去不断改写答案的。我们很期待更多良性竞争，因为行政法律服务的健康兴盛程度也可视为整个法治环境的晴雨表，民商事、刑事等等各种法律业务的发展都有赖于公权力的规范运行。有部电影叫《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们这群人刚好相反，我们驶入一片蓝海，希望终有一天亲眼见证蓝海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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