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看国土｜纸页上的土地
……祖父的前半生都在置田买地。买进第一块土地的时候他二十岁，以后差不多每隔两年都要增加一张地契，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单买卖是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 ……
纸页
PAGE
十一岁那年，在我离开村庄的前夕，我的祖父——一个在土地上颠簸了一辈子的农民，牺牲了一整天时间，带领我在村子周围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上转了一圈。我们从村子左边的一条小径出发，从右边的山道返回，一天的足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我们去的都是一些小地方，老秧田，洞下屋，铁铺，烂泥垄，蓝家屋场，牛家窝，打谷垄。在此之前，因为砍柴割草，我无数次去过那些地方，它们的位置，形状，我闭上眼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老秧田就在我家门口，它不是一块水田，而是一小垄梯田，是村子里日照时间最长的土地，常用来种秧，所以叫了老秧田。洞下屋在山脚下，是樊姓的祖堂，那里有一处水田，用祖父的话说，是我家的老业。铁铺在山脚的另一面，也有我家的一处老业。蓝家屋场是祖父刚迁上山时的住地，不过只剩半截屋子，另一半早塌了，断垣残墙，荒草都疯过了我的头顶。
祖父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完成了一次土地交接。我暗暗觉得他的行为相当可笑、幼稚，那些土地早已不属于他，但他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他几乎微笑着说明了每一片土地的来由，多少银元买的，什么时候买的，买时发生过什么纠纷。一些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在海拔200米的牛家窝，我看见了一堵半人高的石墙，从半山腰一直砌到了山顶，将牛家窝一分为二。我问祖父，那是什么？祖父说，地界。当年的牛家窝属于冷姓兄弟，便砌了石墙为界，石墙左边归冷家老大，右边属冷家老二，后来祖父将牛家窝从冷姓手中买了过来，那堵石墙也就失去了地界的作用。在石墙边，祖父讲述了一个故事，张家和李家因为一块土地的归属产生了纠纷，官司一直从县衙打到了省府，后来张家的人锉了一块石碑，用食盐和黄泥埋了，过一段时间挖出来，偷偷埋进了那块土地。最后官府从土地里挖出了石碑，张家的官司也就赢得理直气壮了。
这个故事是道听途说，还是祖父杜撰的，我始终没有问清楚。还有一个细节我当时也不理解，石碑为什么要用食盐和黄泥掩埋一段时间？后来从电视上看到，有人伪造古瓷古玉时也会将瓷和玉埋上一阵子，大概是用食盐和时间去腐蚀石锉的痕迹吧。在土地面前，一个平素老实巴交的农民，必要时也会运用一些狡诈的智慧，和一些非道德甚至反道德。
到现在，我才明白，那一天的行走对我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更是一种庄严的承接。也许祖父潜在的意识里，我必定会离开那个村庄，离开那片土地。为了印证白天的行走，祖父让祖母找出了一个布包，拆开布包，是一堆各式各样的纸张，齐齐整整叠在一起。祖父拿起一张暗红的纸，打开，让我念给他听。那是一纸买地的契约，但纸页上的字迹潦草不清，我费了好大的劲，连想带猜，才结结巴巴念出声来。祖父是不识字的，我念地契的时候他就盯着我的脸，好像那些字迹都写在我脸上。我念完一张，他又递给我一张，如此反复，大半个晚上我才将所有的地契全部念上一遍。最后，祖父问我，记下了？我回答，记下了。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记住，十几张地契，十几种不同的字体，我都被弄得晕头涨脑了。不过，有一个名字我倒是记住了，那十几张地契的买主都是一个叫樊玉书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祖父。
从地契上知道，祖父的前半生都在置田买地。买进第一块土地的时候他二十岁，以后差不多每隔两年都要增加一张地契，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单买卖是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那一年，父亲从山下过继给祖父，同父亲一起过继到祖父名下的还有一垄土地，15石谷子的水田耗去了祖父一百零五块银元。后来，因为这些土地，祖父被划分为中农，这中间如果不是祖父失过一次火，很可能就是地主或富农了。回想起来还真得感谢那场火灾，它一次烧掉了祖父十多年的积蓄，如果不是它，他少不了会挨批受斗，我们——他的后代也会跟着吃些苦楚。祖父可能没有想到，在积蓄土地的同时积蓄了一场灾难，只不过，这种潜在的灾难让另一场灾难化解了。
祖父购置土地的资金来源于他的勤劳和节俭。他种水稻也种白薯，种药材也种黄豆，丰收的年份将白薯晒干卖薯丝，一年能卖四五十块银元。他熬过麦芽糖，淘过金，做过挑夫，还贩卖过私盐，最远到过五六百里外的长沙，去时肩膀上是富人家的轿子，回来时是一根扁担两只箩筐百十斤盐花。每一块银元都带着他的体温和汗臭。不过，我听得最多的还是有关节俭的事情。有一个故事，祖父说是真实的事情，我却有些不太相信。离我们村子不远有个财主，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后来被人发现他所谓的鱼肉都是用木头刻做的，一条木鱼用油煎炸过，摆在桌子中央，只能当个点缀。时间长了，那鱼被炸成了木炭，不能再用了，必须另刻一条，一年下来至少有三四条木鱼化成了黑炭。我想，祖父那许多的土地也许就是用无数条木鱼换来的。
祖父最终没能亲手将地契交到我手上就离开了人世。多年以后，土地交接的最后一道程序——那些地契经由祖母之手终于转到了我手上，厚厚的一叠，依然用一块白布包裹，托在手上沉甸甸的，像是裹了一包泥土。我收藏了那包地契。事实上，后来它们不知被我扔到了哪个角落，总之是失踪了。
十年之后，我以为失踪了的地契竟然让父亲找到了，而且惹来了一连串不必要的麻烦。我不能不说一下我的父亲，这个一辈子都懵懵懂懂的庄稼人。他不到一岁就过继到祖父名下，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疾病，连脑子都被病患折腾得有些糊涂了。疾病脱身之后，他的双腿落下毛病，走路都不大灵活了。他能做的农活因此受到局限，除了锄地砍柴这些粗活外，犁耙上不了手，更不要说一年耕种的算计。这也是我祖父为什么要跳过他，而将地契传承给我的根本原因。但事与愿违，地契还是落到了我父亲手上，四年的读书经历让他读懂了其中一张地契，就是与他同时过继到祖父名下的老秧田。让父亲深感气愤的是，老秧田是我家的老业，却不是我家在耕种，而成了朱、冷等四户人家的责任田。一个薄雾的早晨，父亲握紧锄头，一口气将老秧田的田埂刨去了一大半。我的房叔跑去阻拦的时候，差点被父亲的锄头砸着。无奈之下，房叔编了一个理由想骗过我父亲，说老秧田已卖给朱姓和冷姓了，钱全给了我——他的大儿子。但父亲对房叔的说法半信半疑，甚至怀疑他在替别人说话，趁房叔午睡的时候，父亲用半截杉木将他砸伤了。
谁也规劝不了父亲的时候，房叔只得打电话给我，将事情原原本本说给我听，让我务必回去一趟。他担心父亲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接到电话的另一日，我就回去了，刨去的田埂已由房叔堆了起来，还是一片新泥的颜色。而父亲呢，还在扬言要刨掉朱姓那一亩多地的枫树苗。面对激动的父亲，我也束手无策，只有依着房叔的法子继续哄骗父亲说，老秧田已经卖给别人了。父亲听后几乎说不出任何话语，一张脸扭曲着，两根指头戳在我额头上，好半晌，才从他嘴里蹦出几个字：败家子。似乎还不解恨，趁我不注意，用一根杉木将我的脚背狠狠戳了一下。我捂着脚蹲坐在地上的时候，他已扔掉杉木走远了，只留给我一个萎萎缩缩的背影。
往后，父亲似乎相信了我的说法，再也没有因为地契扯出什么乱子。但父亲留给的那种锥心的痛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看错了父亲，一直以为他是个糊涂而又懵懂的庄稼人，然而任何一个庄稼人，无论他多么不谙世事，但在土地面前始终是清醒的，有一种存于骨子里的清醒。甚至不需要谁来唤醒他，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我怀疑那些泥土的微粒，始终黏接在他们的神经末梢，只要土地稍有动弹，那根神经就会无所适从，就会痛苦不安。
关于地契的种种，最后终结于我的父亲。也许我是残忍的，用一个善意的谎言掩埋了父亲唯一的清醒。前些日子，为儿子上大学办理户口迁移，校方规定要在上面注明“非农户口”，那一枚红色的印戳就像是一道深深的沟壑，彻底将儿子同土地隔开了。地契于我是一段已经消亡的历史，对于我的儿子来说，更是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神话。
◆ ◆ ◆ ◆ ◆
【樊健军】男，1970年生，有100万余字小说、散文发表，出版散文集两部，有20余篇小说、散文被转载或入选各种选本。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