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来了，别拿人文不当科学

【价值观】传统上，人们更愿意相信自然科学是科学，而人文科学不是科学。今天人工智能来了，所有的产业讨论最多的都是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让产业升级迭代。

但是，这就是真相的全部吗？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多数人认为 “人文不是科学”，只是因为人文学科所涉及的领域过于复杂、变量过多、难于实验控制。科学的目标，就是用来处理人类问题的。不是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因为科学的水平还未发展到能够处理人文学科的问题的阶段。

人工智能科学家、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明确地肯定，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要让机器能够处理诸如个人情感、社会关系、甚至人类信仰等复杂的人文问题。只有能够处理人文问题的人工智能，才有资格被称为“超级智能”。

价值家认为，如果说人类面对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是各种技术模型和算法，人文学科所采用的就是更复杂更抽象的算法。

本文的几篇文章，表达了几位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不同态度，值得借鉴。人工智能对于人文问题处理才刚刚开始......

（一）《有信仰的大脑》

作者简介｜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是《怀疑论者》杂志的出版人，他的最新著作是《有信仰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 

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用的是同一方法论

20世纪末，人文学科的风气转向了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人文学者开始认为根本就没有客观真实可以让人探索；相信 “科学进步”这种古怪的想法，就是犯了“唯科学至上”的错误，应该嗤之以鼻。1996年，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写了一篇广为人知的论文，这个例子可以专门用来戳穿类似装腔作势的言论。

文章题目是《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解释学》，其中充满了后现代术语和解构主义行话，时不时还蹦出几个科学名词。后来索卡尔交代，这篇文章完全是他胡乱编造的。

当年这事使我立即放弃了人文学科，然而现在，我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今年3月，我正在欧洲宣传新书《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当时遇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人文教授兰斯·博德（Rens Bod）。

交谈中，博德归纳了我对科学的定义：科学于我，就是一套描述与分析的方法。它着眼于过去和现在，有时是直接观察，有时是间接推断。它的目的是验证假说、建立理论。他还说，我所定义的科学，在语文学、语言学、艺术史、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这些人文学科中也同样适用。

后来我才想起，博德曾经转述过意大利语文学家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的一则轶事：一直以来，天主教会都用《君士坦丁献土》（Donatio Constantini）一书为自己从西罗马帝国攫取的土地辩护。

然而1440年，瓦拉指出，这份拉丁语文献是伪造的。博德解释说：“为了推翻这份文献，瓦拉援引了历史、语言学和语文学的证据，还使用了反事实推理。通过文献中的词汇和语法建立起的证据，瓦拉试图证明，身处4世纪初君士坦丁一世时的人，不可能以文献中某些词汇和语法来写作。

比如 ‘Feudun’一词，在后来的拉丁语中代表“封建制度”，然而这个意象在中世纪才发明，在公元7世纪之前根本不存在。”博德强调，瓦拉使用的正是科学方法：“他怀疑权威，依据事实，提出假说，秉持理性，他的推理十分抽象，甚至还使用了反事实推理。他以文本现象为证据，为谱系语文学（stemmatic philology）打下了根基。有了这门理论，我们就能从文献的现存版本中推断出它们最早的版本了。”

博德总结说，“所以说，抽象思维、理性、经验主义和怀疑精神，这些不仅仅是科学独有的利器，人文学者也曾经发明和使用过它们”。

这点为什么值得强调？因为在生源和经费不断从人文科系流失的今天，单单主张这个学科能够“提高修养”，有些低估了它们的价值。博德在新作《人文学科新历史》（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也谈到了相关的内容。

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一个德语单词精确地概括：Geisteswissenschaften，那就是“人的科学”。这个概念涵盖了人类所做的一切，我们对自然界提出的种种科学理论都包括其中。博德在书中反思：“人文学者常常觉得使用了经验主义方法就是在朝科学靠拢，他们错了：人文学者使用经验主义其实是正本清源，是向15世纪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研究）回归，当时正是经验主义问世的年代。”

一个学者，无论在大学的哪幢办公楼里栖身，都是希望从更本质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科学与人文都是如此。这也就是我所说的“scientia humanitatis”（人文的科学）了。

（二）无须为人文学科辩护！

郭英剑，男。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著名的“常青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英语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9月回国后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创办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并任首任主任、首席专家。2003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聘教授”。2005年9月，调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郭英剑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校级“教学名师”。是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谁站出来辩护？

文学批评的领袖人物为何竟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谁站出来为人文学科辩护？中国语境里，隔岸观火还是心有戚戚焉？—— 今年9月，哈佛大学在新学期开学之初宣布，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课程”进行重大调整，出台了最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并且在2009级本科生中推广实行。哈佛（本科生）学院院长称之为“适应新世纪的一个崭新的培养方案”。

哈佛最新的通识教育分为8个大的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

一般来说，通识教育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他们既可以每学期选修一门（8个学期选修8门课），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毕业之前修完8门课，达到学校对通识教育所提出的毕业要求就行。  “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人文学科，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在强调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时，却单单点出了人文学科：“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应，其背后藏着两年间美国知识界的一场重要争论。

人文学科，“有用”还是“无用”？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除宗教的因素外，最初应缘起于人文学科。欧美高等教育最初的发展，注重的是学习和研究文学、哲学、历史与艺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对于很多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特别是对于众多四年制的人文学院来说，已经沿袭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一再受到大学内外人士的质疑。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及日后勃兴的社会科学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往往被视为高雅、思辨、智慧的艺术与人文学科，有无正当的生存理由却仿佛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人们越来越喜欢用“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一切之标准的语境下，人文学科的课程以及研究已经从过去大学的主体地位明显退居二线，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此一来，反对人文学科与为人文学科辩护这样两种声音，凸显的就不仅是两种教育态度，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两种声音彼长此消，争议不断。

最近的一次争论，源自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此公何许人也？费什现年71岁，一生都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不仅是在整个西方人文学术界具有崇高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人文学者，还是一位法学教授和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任教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

近年来，费什在《纽约时报》网站开办的博客，成为浏览人数最多的学者博客之一，在美国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费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论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时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的文章，针对一份报告和一本新书，着重谈了人文学科的作用与价值问题。

文章中提到的报告，是当时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刚刚出台的一份涉猎广泛的报告。费什注意到，这份论述高等教育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而在随后对这个报告的众多评论中，人们有一个几乎一致同意的观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对这样一个令人文学者不悦的事实，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指责说，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要提升个体成为“一个人”。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有人则谁也不抱怨，但却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接着，费什谈到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科隆曼声称，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而现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以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

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观点非常明确，只有人文学科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费什对科隆曼所提出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说，科隆曼的观点“听上去很棒，但我还是有疑问。它（人文学科）是否真就是那样起作用的？人文学科真的就高贵吗？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或者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否有责任拯救我们？”

费什的观点同样非常明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现世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赶超的欲望。”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受到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故事后，再也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然而在费什看来，“上述观念很好，但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在反对它。”

他认为，“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45年）的一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费什指出：“科隆曼说，他所推荐的文本都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然而，那些学习了这些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了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

“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人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做，如果‘做’点什么就意味着要在世界上带来一些效果的话。如果他们不给世界带来任何效果的话，那么，除了他们能够给欣赏他们的人带来的那分愉悦之外，就没有别的正当理由了。”

“至于‘人文学科有何用处？’的问题，唯一诚实的答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无用处。而这样的答案带给这门科目的是一分荣耀。合法性赋予某种行为的价值，毕竟是来自行为表现之外的视角。人文学科的益处就在自身。”费什最后写道。

数天后，费什又发表了长文《人文学科的用途》，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他首先修正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他在前文中，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而非人文学科的“产品”本身，即他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本身有无价值，而是文学、哲学与历史的研究分析有无价值”的问题。“当我说人文学科怎么看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系部，而不是在说诗人、哲学家以及他们能否对这个世界以及读者产生影响。”费什说。

其次，通常人们在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做辩护的时候会说，学习文学、哲学与历史能够锻炼人们的批评式思维能力。费什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声称，这话无异于一个空洞的口号，批评式思维与思维有何区别？“批评式”思维中的这个形容词是否是多余的？什么是“非批评式”的思维？如果说批评式思维需要通过文学课、哲学课以及历史课获得，那么，在别的地方不是同样可以获得这种能力吗？比如，谁说听广播、看电视、听布道就不能获得批评式思维的能力呢？

费什的两篇评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除了他代表了现实生活中更为流行的一类观点之外，更在于他对人文学科的质疑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作为终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文学者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这种“反戈一击”不仅从一个方面否定了自己的一生，更是在人文学科内部搅乱了一池春水，“杀伤力”巨大。

来自斯坦福的回答 时间跨过了一年。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学的10位著名人文学者，应校报《斯坦福报道》的记者之约，不仅专门针对费什的观点做出正面回应，而且他们还谈了：如何看待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未来、21世纪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语境中——该如何进行革新等问题。

接受采访的这些斯坦福学者的研究领域大都是英语、文学、音乐、艺术与历史等。总体而言，这些人文学者的回应虽然是片段式的，但都旗帜鲜明，大体可以综述为如下方面：

第一，所有学者都对费什的观点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费什的观点是“狭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场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世界观——而他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教育，并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音乐教授斯蒂芬·辛顿说，若是超越费什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学术圈去回顾世界，“不难看到人文学科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历史”。他特别强调：“人文学科或许不能拯救我们，一如费什所说，但若没有人文学科，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

第二，针对人文学科少有社会价值、只有愉悦的问题，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人文学科的确赋予人以愉悦感，但认为人文学科只有愉悦，则显然低估了人文学科的价值。美国艺术与文化学教授、斯坦福艺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布莱恩·沃尔夫说：“人文学科鼓励各种思维方式，这不是那些硬性的规定所能界定的……它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点，应该置于一所一流大学的教育的中心地带。”历史学教授戈登·张表示：“人文学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们直观所能看到与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的地步。”

第三，费什在文章中实际上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即人文学科要么意味着“拯救我们”，要么就意味着“怎么看都毫无用处”，而他持后一种观点。英语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认为，这样对立的两分法并无必要，或者说也不够聪慧。她认为，“人文学科既‘有益于自身’，也能给‘世界上带来效果’，比如费什本人就谈到了人文学科的效果之一——来自出众之美的那分完全的愉悦感。”针对人文学科能否“拯救我们”的问题，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强调指出，人文学科无疑教给我们的是“各种能力——理解与阐释，评价与欣赏，辩论与同意，言说与写作，当然还有思想的愉悦”，“人文学科中的这些课程设置能够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而你很难说这是世界上一种无足轻重的效果”。

有关人文学科的争论，可能一时、也许永远都无法取得共识。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针对通识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讲话中称，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至关重要。

哈佛重新诠释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或许是一种启示。是的，人文学科可能无法拯救我们，但至少我们应该确信：

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别再为人文学科辩护了

如果人们缺失了细读与批评性思维能力，那就无法适应这个信息炸裂的时代。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本身不仅有价值，且意义非凡。

近30年来，西方的人文学科几乎一直在走下坡路。面对资本与物质化社会的挤压，人文学科的价值被低估，甚至被认为无用。因此，为人文学科辩护者不断出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呼吁重视人文学科意义与价值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在这股浪潮中，也有人提出无需为人文学科辩护的主张，其所思所想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总强调人文学科对他人有用

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经典著作阅读项目负责人莫尔就是反对为人文学科辩护者。10月19日，他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远不止是为自由民主辩护》的文章，认为当今人们为人文学科所做的辩护都是选错了方向。

莫尔说，当代社会中，为人文学科辩护者大都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学习文史哲或者电影可以增进专业知识，而这种专业知识对于相应的行业来说具有价值。比如，人们会认为人文学科的学生可以运用自己的批评性思维能力，来帮助创新型公司产出更聪明的机器人或者更好的应用软件；另一种则从政治学角度来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进行人文学科的学习，才能帮助我们来抵御外来力量带给民主自由的威胁。当下，欧洲与北美出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伴随而来的颂歌，更使人们对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产生了一种需求上的紧迫感。不少人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学习了政治学与历史，他们就会捍卫现代文明，抗击后现代时期的新法西斯所带来的网络上的野蛮与仇恨。

这两种观点都辩得有理。今天的人工智能工程师绝对能够从伦理学中获益。当今世界的民主自由也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必须有能力辨别真实与虚构，特别需要一种区分政治制度是否已经腐化堕落的能力。

然而，莫尔也认为，这样为人文学科辩护，实际上是在帮倒忙，甚至伤害了人文学科，为公众在理解这些学科的问题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会让大家误会了人文学科的真正价值。

人文学科的价值就在自身

莫尔提出，用上述两种观点为人文学科辩护，实际上是将人文学科置于其他行业与学科的从属地位，仿佛在说人文学科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维持经济与政治现状或者为民主辩护。但是，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古希腊，就知道这样的说法有多荒谬。古希腊乃民主的发源地。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在学院派与城邦之间有着深层而难以弥合的裂缝。“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教唆青年、亵渎神灵之名而被民主大会处以极刑的吗？”莫尔打趣地道，苏格拉底可没有帮着青年人找工作，也没有坚决支持民族利益。

莫尔说，如果我们直面现实就必须得承认，学习人文学科并不总是能够推动经济或者政治。读了哲学家尼采的著作，看了文学家道格拉斯的作品，并不一定就会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仅如此，我们可能还不得不承认，人文学科有其激进的一面甚至是危险之处。因为人文学科总是训练人们询问更为深刻而根本性的问题。而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

人文学科的实质就是要探究超越政治这些有用之物的诸多问题，比如何为人的生命？其价值何在？人是否真的自由？如果是，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的？这些才是人文学科真正关心的问题，也是人类为保证其行为富有意义而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因此，无论使用政治还是经济术语来为人文学科辩护，显然都很困难。

然而，对于这样宏大的问题，人们由于为生活所累，总是难免会把他们放到一边，甚至不愿意去考虑。但在莫尔看来，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样的问题，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群体而言，都会失去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未来努力的方向。人们会因怯懦而止步不前。

因此，欣赏小说，阅览政论，拜读历史与神学，方能使我们不至于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梦游者，甚至成为行尸走肉。学习人文学科，不仅使我们知道如何去做，还能使我们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现如今，大学总是被称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中心”，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也不完全对，因为大学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大学还是创造机会与空间，让人们去探索人类何以为人类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场所。

在莫尔看来，只有这样去理解人文学科，才是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正确姿态。

人文学科是多种学科之和

其实，倡导不要再为人文学科辩护的人不在少数。2014年年初，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的论文集。该书所探讨的命题就是人文学科所承担的伦理阅读的责任何在的问题。这样的责任感以及附带的学科对细读的训练等，正是人文学科需要带给其他学科的价值所在。

然而，对这样为人文学科辩护的传统说法，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杜林不以为然。他在同期所写的一篇长篇书评《停止为人文学科辩护》中提出，坚持认为人文学科总体上对社会与文化有价值的人们，大都是在布道式地说教，而没有直面造成当今这一现实的真实原因。

杜林提出的观点与他人颇为不同。他认为，客观地看，人文学科是多种不同学科的结合体。而不同学科有自身的历史，有工具性的和/或非工具性的目的与功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规则，有各自的价值体系，也有或多或少的实证主义方法与知识。正因为如此，要始终不能忘记人文学科包含了多种学科，在论战中要特别防止那些以一带十、以偏概全的论点与论据。比如，既不能拿“细读”，也不能拿“意识形态批评”作为整体来定义人文学科或者为人文学科辩护。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人文学科呢？杜林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我们可以把人文学科看作是某种生命的形态，或者更像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制度化了的世界。这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小世界的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彼此相连，相互交融，互有交叉，又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凡是在其中的人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也可以找到有其自身规则的组织机构，就像在现实世界中那样彼此联结。换句话说，如果说人文学科是个大世界，那么人们就可以将各种小世界命名为：艺术世界、音乐世界、戏剧世界等等。

其实，我们不应该总是像布道一般为人文学科辩护了，也不要再把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学者当作只是对未来社会有用而存在。人文学科本身就是社会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文学科与现实世界

仿佛是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就在笔者写作的前几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意大利倡导学习阅读与写作，目的为识别假新闻》的报道。

该文称，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博尔德里尼领衔了一个教育项目，目的就是要教育中学生如何识别网络上的假新闻与阴谋论。报道说，在意大利，当孩子们刚刚读完了但丁的《神曲》，还未从《地狱》篇那可怕的文学世界中回过神来，就得立刻回到现实世界中，去面对数字时代所带来的陷阱。学校会发给大家新时代的“新十诫”，包括：不得传播未经证实的新闻；应该追问消息来源与是否有证据；时刻牢记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是可以被人掌控的等。

这是意大利政府与一些大公司合作开展的试验课程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训练沉浸在社交媒体中的青年学生如何识别网络上的虚假新闻与如何破除阴谋论。像这样的试验课程并不孤立。在美国，也有中学与高校已经开始开设类似的课程。

我们都知道，在阅读与写作基础上所形成的细读技能与批评性思维能力，是人文学科（及其所属各个学科）最根本的看家本领。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课程的根本意义在于：在当今这个互联网世界，如果人们缺失了细读与批评性思维能力，就无法适应这个信息炸裂的时代。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本身不仅有价值，且意义非凡。因为，它已经或者在未来必须成为网民所必备的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当然还可以找到更多、更深刻的例子来说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人文学科不是因为对其他行业与学科有用才有价值。人文学科就像其他理、工、农、医学科一样，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存在，并且因为这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成为了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就别再为人文学科辩护了。

本文刊登于《中国科学报》 （2017-10-24 第7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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