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代:亚历山大的治道和将道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即亚历山大三世,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国王,生于古马其顿王国首都佩拉,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首(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巴卡,恺撒大帝,拿破仑)。
曾师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以其雄才大略,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而横扫中东地区,不费一兵一卒而占领埃及全境,荡平波斯帝国,大军开到印度河流域,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占据其三。征服全境约500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323年的亚历山大帝国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超过东方战国七雄领土总和。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他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经济,融合东西文化,并且鼓励民族间通婚,倡导民族间地位平等,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远征使得古希腊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
亚历山大大帝在军事、政治、社会等所有领域,都取得了无人匹敌的丰功伟绩,仅就东西化传播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具有显著地位。首先,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建有领先的学术机构——博学园和图书馆,它们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圣殿,吸引了大批优秀学者来进行学术研究;其次,涌现出了繁盛的学术成就 ,他们的成就表现在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世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文化建设,亚历山大里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由于希腊人、埃及人和犹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最主要的三个居住民族,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们构成了当时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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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希腊联军和波斯帝国的史诗决战
亚历山大帝国的地图
青年时期与教育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在他出生那一天,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失火被烧成了平地。这原是一个灾难,但奉承他的人就说这象征着在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已经点着了一支火炬,有一天会把整个亚洲烧掉。
尽管这个“预言”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法,但若承认它是真的,则在当时的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新出生的马其顿太子的幼小心灵中,点燃这支火炬,那就是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她是一位伊庇鲁斯的公主,其祖先据说就是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
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都是一个充满野性的、神秘的和跋扈的女人。从女孩子的时候起,奥林匹亚斯就参加了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祭典,这个神是宙斯(Zeus)与塞默勒(Semele)的儿子,后者又是底比斯王卡德摩斯(Cadmus)的女儿。依照神话的说法,当狄俄尼索斯长大成人之后,曾经路过叙利亚,访问埃及,又走遍亚洲并到达了印度,他沿途教授人民种植葡萄和引进文明。
当奥林匹亚斯与菲利普结婚前夕,奥林匹亚斯梦到一个雷霆落在她身上,点起了一个大火球,火光四射,很久才熄灭。这虽然又是神话,但却很能显示其性格。她很有可能也会告诉她的儿子,像狄俄尼索斯一样,宙斯为其精神上的父亲。因为据说当亚历山大发动伟大远征前,奥林匹亚斯曾把他出生时的秘密告诉了他,并嘱咐亚历山大应该表现其勇气,才无愧于其神圣的身份。
虽然亚历山大未必相信他自己真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的母亲对于他的影响却非常的巨大。亚历山大从母亲奥林匹亚斯的身上获得了热情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他虽然崇拜阿喀琉斯,但亚历山大选择来当做模范的,却还是其父亲的祖先赫拉克勒斯——这是一位为人类福祉而努力的英雄,伊索克拉底也曾力劝菲利普应以其为模范。
亚历山大中等身材,他的体格比例极佳,好像是一个奥林匹克大会中的运动员。亚历山大长得十分俊美,皮肤细白,眼睛大而明亮,头发金黄。雕塑家利西波斯(Lysippus)为他塑了铜像,画家阿佩利斯(Apelles)为他画了水彩画,而派尔哥提里斯(Pyrgoteles)则用宝石雕成他的头像。虽然所有这些实物都已经毁灭,但是其拓本和模仿品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其中存留下来最生动的遗像,要算是莱西马库斯 [ 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 所铸造的钱币上的头像。
亚历山大13岁的时候,菲利普将他交给亚里士多德去教育,后者为柏拉图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曾经一度在菲利普父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官庭中任御医。所以当菲利普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了亚里士多德。
当亚里士多德接受这个职务时,他已经40岁了,住在米查(Mieza)的村落中。亚里士多德在那里对这位好奇心和求知欲极为强的青年施教三年之久。亚里士多德教亚历山大学习哲学、科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并激发其对于诗歌和希腊文化的热爱。
亚里士多德还为亚历山大注解了一本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据说亚历山大以后在许多次战役中都经常将此书携带在身边。此外,亚里士多德也把个人对于波斯人的憎恨,传授给这位青年王子,并指导他走上征服的途径,因为波斯人曾经残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好友赫美亚斯(Hermias of Atarneus)。
亚历山大才变成一个好学不倦、极爱读书的人。所以当他在亚洲的腹地中,感觉到无书可读时(除了那本荷马史诗以外),亚历山大就命令哈尔巴拉斯(HarPalus)把很多的书送来供他阅读,其中有许多的悲剧和诗集。亚历山大爱读书的习惯一经养成后,就永远不曾减退。
天才与个性
当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承继马其顿的王位时,年仅21岁,再过十二年他却已经去世了。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甚至于还只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而他却不仅已经征服了他那个时代的古代世界,而且也使它绕着一个新轴去旋转。“若不研究亚历山大的一生事业,则对于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和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都无法了解。”在几个世纪以后,他的短期统治比做一道闪亮的电光,那是如此的光耀夺目,所以仅仅到了最近的时代,历史学家才开始完全了解其重要性。
亚历山大完全专心于他的职务。除了狩猎以外,几无其他的物质享乐。除了爱他的母亲与乳母以外,亚历山大也几乎不爱任何其他的女人。他虽然曾经两次结婚,但那却都是政治性的,而没有任何浪漫的色彩。亚历山大从来没有一个情妇,同时也并非像那些诬蔑他的人所说,是阳萎无能,或是有同性恋的癖好。
亚历山大抑制了自然的本能而专心于事业,使他脱离了常人的境界,而加入了那些极少数稀有的异人集团中。这些人具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具有自制能力,终身献于事业,并使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感受到吸引的磁力。诚如卡莱尔(Carlyle)对拿破仑的评论:“这个人是独具慧眼的,具有敢作敢为的灵魂。他理所当然应该即位称王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应该如此的。”
亚历山大具有内在的帝王之才,从他一生惊人的事业中,到处都可发现这个事实。亚历山大的“王道”(Kingship)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而是以高贵的生活和侠义的行为为基础的。他认为站在“王道”的观点上来说,征服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重要。
当亚历山大还是一个青年人时,有些朋友知道他跑得很快,就劝他去参加奥林匹克大会。他说他不去参加,除非是所有和他一起竞赛的人都是国王。原因毫无疑问,因为他自己若是与职业运动家为伍,那么会有损其帝王身份的尊严。
亚历山大的帝王大度和对于敌人的仁义态度有很多的例证。最著名的一次:在伊苏斯(Issus)的大捷后,他知道大流士(Darius)的母亲西斯冈比斯(Sisggambis)和他的妻子都已经被俘,而且因为听到大流士已经阵亡,所以更是悲伤无比。他马上就派里昂拉塔斯(Leonnatus)去安慰她们,并且告诉她们大流士并未阵亡,而且她们仍可保持王后的头衔和应有的身份与扈从,因为他并不是怀着仇恨的心理来对大流士进行战争的。
第二天,亚历山大又与密友赫菲斯提翁(Hephaestion)一同去看西斯冈比斯。西斯冈比斯把后者误认为国王,向他跪拜敬礼,等到发现了错误后,她感到非常难为情。于是亚历山大立即设法使她消除难堪,他亲自将她扶起,并对她说:“你并没有错,夫人,因为这个人也叫亚历山大。”以后他发现大流士的遗体时,就命令将其送往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像其他的波斯国王一样葬在波斯的皇陵中。
当他远征印度回来,他发现波斯帝国始祖居鲁士的陵墓被人盗掘了,亚历山大立即命令亚里斯托布拉斯将其修复,对于已被盗的祭器也都用仿造品来代替,并在封闭墓道的混凝土上加盖御玺。
这种帝王的大度是从本性中的浪漫和神秘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且亚历山大也的确相信他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的后代,是真正承受大命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天纵之圣。他的动机是真诚的,虽然他的任务是征服,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尽量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他保留着对方的宗教,亲自到他们的神庙中去祭扫,因为他们的神也正像希腊的神是一样的,都是“万王之王”。
亚历山大与旁人不同的美德,就是他对于他人的同情与慈悲。塔恩说:“亚历山大的这种慈悲作风,是当时人们所很难了解的。”从历史上看来,希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情感,他们认为悲天悯人有损男子气概,那是诗人与哲学家的事情。
在以弗所,亚历山大制止人民屠杀反对派,因为他知道若不加以制止,一定有许多善良的人会在混乱中送命。在米利都(Miletus)之围时,他发现有少数守军逃到一个小岛上,准备死战到底,亚历山大对于他们很同情,并认为他们是勇敢和忠贞的,于是派人去招降,并将其编入自己的部队。
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来,经过格德罗西亚(Gedrosia)沙漠时,发现某些派在那里守卫谷仓的军人因为饥饿的原因而擅自动用了存粮。当他知道这是不得己的,就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亚历山大是一个俊外而慧中的人,其心灵非常的活跃,具有极大的勇气,尊重荣誉,爱好冒险,格尽责任。对物质享受,他有完善的自制;在精神方面他最不喜欢人家歌功颂德。当其他人还觉得没有把握时,他却能够立即下定决心,他对于未来的猜想非常准确。
在军事方面,他精通一切的艺术,他善于鼓起部下的勇气,使他们对成功充满希望。在危险中,亚历山大经常以身作则,排除军人们的畏惧心理。即便是对于结果并无十分的把握,亚历山大却依然照样勇往直前。他善于引诱敌人上当。他对于已经作成的协定总是忠实的遵守。他很少花钱在个人的享乐,但为奖励他的部下,却是一掷千金而毫无吝色——亚历山大常常大开宴会,作长夜之饮,但他自己并不喜欢,其目的只是为了他的部下而表示联欢之意 。”
亚历山大的治道
统帅
战争,除了纯粹的土匪行为外,都是一种政治行动,也是一种政策工具,所以“治道”(Statesmanship)与“将道”(Generalship)关系极为密切。虽然通常指导战争的责任是由一个政府与其统帅来分任,在近代又加上了一个总参谋部,但是对亚历山大而言,这些责任却是合而为一的,因为他一身兼任马其顿国王和希腊同盟的盟主,所以他一个人握有完全的政治性和军事性权威。
亚历山大出生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当时旧有的城市国家已经开始衰颓,某些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都在尝试开出理想的政治药方,试图使这种制度起死回生。亚历山大受这些政治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的教育(即亚里士多德),同时又在父王菲利普的现实化军事学校中受过训练。
当亚历山大年仅20岁,一位刺客的匕首把他送上了御座时,亚历山大立即走上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并且开始发展一种大战略(Grand Strategy)——那也是国家学(Statecraft)与战争学(Warcraft)的结晶。这种大战略超越了其师傅的教诲,使其父王的伟大成就也显得黯然无光,并使文明的世界换了一个新的政治轴心,这更是那些哲学家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从亚里士多德和自己的父亲身上,亚历山大学到了两个具有无穷价值的教训。第一个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把人类分为主人和奴隶的思想,并假定所有的人除了希腊人以外,都是属于后一类的。第二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菲利普认清了在战争中,军事力量并非一位将军的唯一兵器,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
虽然亚历山大对于敌人也会过分野蛮,但他从来不曾犯下轻视敌人的错误。亚历山大承认他们也是人类,尽管在文化方面是不同的,但他们也像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一样,具有同样的美德和恶行。假如不想只是获得暂时性的成功,就必须要有此种认识。
虽然亚历山大一定明了其父王惯于运用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但是他更认清了这是一种不安全的投资,因为这些手段虽能获得胜利,但在敌人的心灵中却会产生恶劣的印象,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的失败不是战败,所以对于胜利者也绝不会心悦诚服。
之后,亚历山大自己在雅典所受到的欢迎,也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充分认清了其父对雅典的宽大态度所产生的效果是任何残酷或阴险的手段都不能比拟的。
当亚历山大刚刚即位时,所面对的情况非常危险,但他却能应付自如,加上他对于科林斯同盟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亚历山大虽然是年轻而又缺乏经验,但他却已经具有一个老政治家的本领。
尽管面对的两个敌人——雅典人是与底比斯人同谋的,但亚历山大对于雅典的待遇却完全不同,这可以表示出他在外交手段上的机智,尽管他本性是很急躁的,但却有着特殊的自制能力。一定有许多的马其顿人都曾劝亚历山大采取较强硬无情的行动路线,但他深知雅典所代表的即为希腊精神的精华,所以保存它的文化要比屈辱它更有价值。在亚历山大一生当中,尽管雅典曾经数次阴谋推翻他,但是他对雅典却始终采取安抚政策,因为只有雅典才是其伟大成就的王冕。
甚至在即位的初期,亚历山大就已经把他父王一生的最高成就——希腊同盟,只当做一种暂时性的方便工具而已。这种同盟,正像现代的国际联盟组织一样,是用一种人为的亲善来包装私利的外衣,理论上是政治性的平等,实质上却是勾心斗角。可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亚历山大也像同盟的创立者菲利普一样了解其价值。这个同盟使亚历山大获得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合法地位,若是没有它的掩护,则希腊人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亚历山大是他们的最高代表人。
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亚历山大非常了解一个复仇战争对于激发群众的感情具有极广泛的心理效果,但他也具有极敏锐的眼光,绝不会相信任何有永久性政治价值的东西能够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一直忠于同盟的原则,直到其统治的末期,他才在不使会员国太丧失面子的情况下,利用其个人的“神化”,而使这个同盟变得有名无实了。
当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时,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固然无法猜度,但是在他的大本营中包括有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各种科学专家,由此即可以推断其志不小。亚历山大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放在小亚细亚的那些旧有的希腊城市,因为自从居鲁士的时代起,它们就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但是解放的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政治目标而已,一旦达到了以后,又必然会产生某些战略后果。
解放是不够的,除非那些被解放的城市能够保障东爱琴海海岸线的安全,否则这种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又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并无力量能够完成这种任务,于是它们本身的安全又必须要加以保护,那么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就是向东推进爱琴海上的疆界,使其达到哈里斯河为止。所以,从战役开始时起,复仇的思想目标就早已为安全的战略目标所取代了。结果亚历山大一步步向东发展,一直到整个波斯帝国被征服之后,其安全才算是有了保障。
因为决定目标的因素就是安全,它吸引着亚历山大走向了比斯河上,同时也告诉他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目标。虽然他是一个马其顿人,是用解放者的身份前往那些亚洲的希腊城市,但是这些处于亚洲的希腊城市的公民其实是受到波斯人的优待的,所以对于统治者的改变是否对他们有利,不免会感到怀疑。
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大获全胜后,亚历山大以自由的同盟国来看待这些城市,欢迎他们重建其原有的民主政治,免除那些城市的纳贡负担,到处重建旧有的希腊神庙,并用各种方法来表达他对于希腊传统的尊敬。所以这些希腊人不仅把亚历山大当做一个解放者来看待,更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位慈父,把他们当做是他失去己久的孩子来看待。
这种安抚政策很明显是经过长期的思考而做出的,它证明亚历山大认清了许多政治家所完全忘记了的一条真理:平民的善意为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他后世的“学生”拿破仑,对于这一点也所见相同。在圣赫勒拿岛上:“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能力。他杀帕尔米尼奥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那是一位头脑硬化的人,认为不应该舍弃希腊的风俗习惯。亚历山大去祭拜阿蒙神是一种极伟大的政治行动,因此他也就征服了埃及。”
所以在战争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外在的战线,或是物质的战线,这也就是将军的领域;另一条是内在的战线,或是心理的战线,这也就是政治家的领域。在前一条战线上是用兵器来进行战斗的,而在后一条战线上,所用的却是思想,这也就是要靠政治家对于敌国人民所采取的政策来施行。假如政治家的政策是想使敌国人民脱离原有政府的控制,换言之,也就是动摇他们的忠心,就可以逐渐破坏敌方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了。
这种观念的战略重要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因为若不建立一个内在的战线,则亚历山大仅凭其所能运用的有限资源,绝不可能征服波斯的军事力量。若是没有友好的敌国人口,那么亚历山大对于所占领的一切城市和省区都必须留下驻兵,对于每一里的交通线也都必须加以保护,那么在他尚未到达敌人的帝国中心以前,其战斗兵力早就消耗殆尽了。
当他前进时,为了逐渐在他的后方建立和平与安定的秩序,所以没有将波斯的原有行政体系毁灭。当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获得了胜利之后,他就命令卡拉斯为赫勒斯滂—佛里几亚省区总督,即表示他是有意维持这种制度。可是在沙尔提斯,亚历山大却又对新任命的总督在权力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确保其行政体系的安全。亚历山大不让总督们再控制财政、税务和军事等权力。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总督制度的最大毛病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这种改革可以算是对症下药。
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采取一种刻板不变的行政制度。他对于每一个城市、地区或省份都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在卡利亚,亚历山大指派一位亚洲妇人艾达来做总督,在她死了之后,才改用马其顿人做总督。在腓尼基,除了提尔以外,他都维持旧有的“城市国王”不变。在埃及他却废除了波斯人的总督制,改组了全部的行政体系,并指派一位埃及人为行政首长。这种彻底的改革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埃及不仅被承认为王,而且也更被认为是神权的代表,所以势必不能再继续使用波斯的旧制,否则会影响他的尊严。简言之,作为是一个行政家,亚历山大除了恢复旧制以外,在时间许可的限度内,他也尽量做改革的试验,但对于任何经不起实际考验的制度,他却从不坚持。
人类的协调者
亚历山大还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与“希腊化”(Hellenization)运动并无直接关系,而只是其继承者统治下的副产品。虽然亚历山大的军事性殖民地(Military Settlements)的设计,主要的是为了战略目标而不是贸易目标,但其中有许多殖民地也都发展为城市。它们也构成亚历山大伟大混合殖民制度中的一部分,通常都是由佣兵来驻防,而这些殖民地也吸收流亡者和失业者。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流亡者和失业者对于希腊都是一个难题,但亚历山大却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地亚那一共建立了8~12个这样的殖民地。绕着艾克巴塔纳的肥沃平原,曾经建立了一圈希腊城市(实际上即为军事殖民地),以保护皇家牧场不受野蛮民族的侵略。
为了想发展贸易,亚历山大又在印度与波斯之间建立海上交通,并命令在巴比伦与帕塔拉之间建立巨大的港口与船坞。他也使底格里斯河的航行更为畅通。在希罗多德著作中Erythrae Sea意为红海,即今天的印度洋。又因为当时阿拉伯海地区尚不在亚历山大控制范围内,所以大约应该在伊朗沿岸。他还在波斯湾海岸上建立了一个“新腓尼基”城(New Phoenicia)。
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过去东西间的旧有障碍被取消了,在以后一代人的时间中,有成千上万的希腊贸易商和艺术家进入了新世界,到那些新的希腊城市中去寻找他们的财富和新生活,这些城市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从地面上钻了出来。这样,两个原先分立的圆圈逐渐合而为一,而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圈。当西地中海被吸入了东方的伟大革命轨道之内以后,终于建立了一个世界商业体系,把全部的古代世界都包括在内,从西班牙到印度,经由中亚细亚再到中国。这种发展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才完成,但其基础却还是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
虽然亚历山大对于波斯帝国的征服,新建的城市与经济改革,曾导致希腊王国的兴起,再经过罗马帝国对于它们的吸收,终于奠定了欧洲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但其平等政策的其余部分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要有几乎像他一样能干的继承人,这种政策才能开花结果。民族的精神太强烈了,不能容许这种平等意识在亚历山大一生短促的时间中生根长大。
在其统治的末期,亚历山大似乎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亚历山大发现除非他的混合帝国在他本身以外还能有一个较永久性的焦点,否则在他死亡之后,这个帝国也将会瓦解。当亚历山大逝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定一个继承人,也许他那时还处于鼎盛时期,自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能够亲自为帝国建立较永久的基础。
比如,在亚历山大逝世时,他对于波斯帝国都还不曾完成完全的征服工作——从比斯尼亚(Bithynia)到里海之间的地区尚未驯服,并又已经恢复了独立——假如他还想去实现狄奥多拉斯的计划,那亚历山大简直是太不懂治道了。此外,亚历山大对于旁遮普地区的控制只是有名无实的,而且他也知道在比斯河以东还有人口稠密的土地存在。假如他还想征服更多的地方,则他必然会先东后西。所以“亚历山大的目标是支配全世界的说法”,其实是后人所杜撰的,假如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那就只是征服里海及阿拉伯海地区,并统一其帝国而已。
亚历山大的个人地位异常复杂。在马其顿他是专制帝王而非立宪制度的国王;在埃及他是专制帝王和天神;在亚洲他是皇帝而非天神;在希腊他是天神而非皇帝;在印度他则是一个封建君主。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是自由同盟者;在腓尼基的那些城市国王则是对其臣服的同盟者;在塞萨利,亚历山大的同盟领袖的地位又不过是一种终身性的任命而已。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复杂关系。他也还是不能将所有的民族合为一体,因为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共同的观念,来作为吸引所有各地区民族的磁石。
亚历山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与最原始的基督教会后来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一个统一化的社会,使所有人在精神方面都是处于兄弟的关系上。他对“圣牛”所做的祈祷即代表这种思想。
第一点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第二点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神意的使命,要使这个世上一切的人类都能和平共荣,共享太平之福。这当然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却比他一切的征服都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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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击败波斯,亚历山大进入世界最大城市巴比伦
亚历山大的将道
天才
虽然在战争中没有两个战役或会战是完全相同的,而所有将领的才能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因素使古今的“名将”(Great Captains)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天才。使军队获得了灵魂,并使那个时代的世界大感震惊的因素,就是亚历山大的天才。
拿破仑为古今名将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毫无疑问的,他也有那种作为将道主要因素的天才: 将领的个性(Préence)是不可缺少的,他就是头脑,他也就是全军。高卢人不是被罗马兵团所征服的,而是被凯撒所征服的。使罗马感到战栗的并不是迦太基的军队,而是汉尼拔。侵入印度的不是马其顿方阵,而是亚历山大......达到威悉(Weser)河和莱茵河的不是法兰西陆军,而是蒂雷纳(Turenne)。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面对着欧洲三大强国而仍能自保,这不应归功于普鲁士军人,而应归功于腓特烈大帝。
杰克逊是一位英国将官,他在1804年曾出版过一本奇书——《对于军队组织、纪律、经济的综合研究》:在不同时代中曾经震惊世界的征服者及名将当中,亚历山大大帝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要算是最特殊的,他们要算是最具英雄气质和最非凡的人物。一支由亚历山大或查理所率领的军队,其性质都会发生变化,这支军队会分享他们的精神,对于危险会丧失感觉,且变得异常英勇。
古往今来企图推动军队来达成他们的任务的方式不外两种:一种是依赖严刑峻罚,使部下畏威;另一种就是依赖“慈爱的印象”,而使部下怀德。可是他又补充说:“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发现一位指挥官仅凭纯粹的恩威,是不足以使部下在各种不同的战争环境中都能踊跃卖命的。畏惧与爱戴只是一种掩护,在它们的后面还应有天才的精神,而那却是深不可测的。因为不管一个指挥官是宽厚还是严厉,除非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而使他成为敬服的对象,否则他在部下的心目中就不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印象。
一种智勇兼备的天才,经由将领的性格中表现出来,而使全军的行动都受到感召和激发……它使部下具有一种优越感,使每个人感觉到他在精神上是与指挥官成为一体了。这种精神上的优势不久也会变成一种现实……在世界各国中对于战争艺术有修养的优秀军官为数颇多,但是真正的军事天才却非常稀少。这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培养出来的,谁也不能拟定一套制造天才的计划。
战争中的天才,也像一位天才诗人一样,他是独来独在的,他是生来就如此,学问对于他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不知道畏惧、不怕危难的精神才是一个军人的灵魂。军人把他的眼睛固定在胜利之上,这是一种热烈的意志而不是理智。这也就形成了所谓天才——一种至高无上的天才。”
战略家
“战略”(Strategy)一字的原文为“Stategos”,意思即为将军的艺术。在18世纪,才开始加入在军事用语之中,以表示在有限战争的时代中,那些流行的运动、前进及背进等理论。
今天,在多数的词典中,它的定义都是一种设计和指导军事行动的科学或艺术。拿破仑战争与20世纪的战争完全不同,其简单的程度还是使它与亚历山大的战争有相当相似之处。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克劳塞维茨对于战略曾经拟定了一个定义如下:
战略就是要使用战斗以达到战争的目标,所以它要对全部军事行动给予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又必须与战争的目标符合;换言之,战略形成战争的计划,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要连起一连串的行动以导致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拟定个别战役的计划,并管制在每个战役中所要打的战斗。
克劳塞维茨又补充说,在它的最高点上,战略是接近政治科学的边缘……或者也可以说二者变成了一体。
亚历山大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深知用战斗以在战争中达到目标的道理。但是他在所谓“目标”的定义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念——那也就是指战争的目标或目的而言。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中,20世纪的民主观念还不曾入主人类的心灵,在这种观念中,战争的目的不仅是在军事上,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来歼灭敌人。
对于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是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力量保护着双方的平民人口,每一方面都有一个政治目的,当哪一边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失败的方面也就自动求和,于是胜利者的政治目的就可以用一个谈判而成的条约来达到。但是亚历山大的目的却不是要迫使大流士接受某种条件,而是要夺取他的帝国,假如征服对于他是有利的,则他不仅应击败波斯陆军,更需在波斯人的心目中获得承认。
和谈的问题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所以在伊苏斯会战之后,大流士的求和行动只能是徒劳而已,因为亚历山大的目的是征服,并且只希望消耗最小的力量和使波斯帝国本身受到最小的损失和破坏,所以他的政策限制和调节了他的战略。
……他们宁愿彼此公开地会战,并尽量用武力来打倒对方,但是他们却不去毁灭城市,因为他们在战胜后可以顺利地接收它们,而受到其人民的敬服。但是假如一个人放弃了战争的本身,而去毁灭战争的目标,则似乎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而且更是最野蛮的疯狂。
因为亚历山大的目的是征服,而不是报复或破坏,所以当他前进追击敌人的时候,他尽量告诫士兵不要骚扰亚洲的地方百姓,他告诉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应该爱护而不应去毁坏它。亚历山大对于军队的恩赏非常优厚,这也许就是作为禁止他们抢劫的补偿。
从政治性的理由上来看,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他的战略目标是想赢得伟大的会战,政策目标却又是要安抚而不是触怒敌人,所以也就限制了他所要打的会战次数。
因为亚历山大希望尽可能达到不流血而征服的目的,所以他对于波斯军队与波斯人民之间,划了一条极明显的界线:击败军队为战略目标,而赢得人民则为政治目标。前者是完成后者的手段,因为只要波斯的野战军还存在时,就绝无把握足以使其人民愿意接受他。亚历山大深知“战争仅为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身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假如在变成一个城市的主人后,若采取暴虐和野蛮的态度,将会使其他城市变得具有敌意,于是战争的前途会变得日益困难,而胜利也更难以获得,因为人们若害怕投降后所遭遇到的厄运,则他们也就会变得更为勇敢,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了。”
另外,亚历山大因而采取了一种向敌方民间渗透的方法。
克劳塞维茨接着又列举了五个战略原则:
第一点,也是克劳塞维茨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所可能集中的一切力量”。
第二点就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在准备做决定性打击的点上,甚至不惜在其他点上甘冒不利的危险,以求在决定点上确保战果,在那一点上的成功,即足以抵消在所有其他次要点上的失败”。
第三个原则就是“不要丧失时机……迅速的行动可以使敌方的许多行动尚在萌芽时即被打消,并也能使公众意志变得对我方有利”。
第四点为奇袭,“……它是最强有力的制胜因素”。
最后第五点是“应倾全力来扩大我们已经获得的成功,追击失败的敌人为获得胜果的唯一手段”。
亚历山大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的重视这些原则。
亚历山大在对诸将的训话中就曾明确地说明其战略思想。因为他心中顾虑到其国内基地的安全,所以亚历山大曾经说过,“我害怕假如我们向巴比伦前进追击大流士,则波斯人就会再度企图征服滨海地区,并把战争带入希腊境内”。提尔人虽然表示愿意对他不存敌视的态度,但这还是不够,他对于提尔与埃及还有占领的必要,因为必须如此,希腊和本上才可以无后顾之忧。
亚历山大同时也看出,当腓尼基的城市受到威胁时,腓尼基舰队投效他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于是就足以使他获得海上的“绝对主权”了。所以亚历山大的战略目标还不仅是使敌人丧失海权,而且同时还想自己赢得制海权,并因而控制东地中海,以一劳永逸地使国内基地和在亚细亚所征服的地区都能获得安全的保障。必须等到这些目的达到了之后,亚历山大才认为他可以自由地继续对大流士进行陆上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用来巩固比较重要基地的手段,都是政治性重于军事性的。它们的行政体系都曾经加以慎重的组织,重建其和平条件,刺激贸易发展,所留下来的驻兵都是警察兵力和殖民者,而不是占领军。当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逐渐扩大时,他的帝国也逐渐成形,他一面进行战争,一面也赢得和平,并且利用交通体系将其全部合为一体。
在今大,战略与交通——道路、铁路、河川、运河、海洋和空中——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没有地图的世界中,一切的交通都只限于少数的商队路线和无数的小径时,其战略问题实在是很难以想象的。在希腊除了重要都市附近外,根本就没有正式的道路,亚历山大与其继承人的朝代中,都不曾有过建筑道路的记录。
虽然我们对亚历山大的交通组织已经无法得知其详情,但是从其补充和补给可以源源送达这一点上看来,可以想见它是有高度组织的。亚历山大沿着主要的大道设立了许多仓库,其间的距离都是一天的行军里程。此外,亚历山大对于波斯的驿站制度不仅继续使用,并且还进行了改良。
在所有的亚洲战役中,亚历山大只有一次与国内基地丧失了联系,那是在伊苏斯会战前的二十四小时。亚历山大的补给体系遭到破坏,也只有一次记录,就是在他越过格德罗西亚(Gedrosia)的行军途中。由此可以说明其大本营中的参谋业务实在是非常优秀。
亚历山大虽然缺乏地图,但其情报工作却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对于他所想征服的国家,亚历山大总是事先获取一切有关的情报,在他的行动中从来没有盲目的冒险。亚历山大也像拿破仑与威灵顿一样,只要可能的话,他总是亲自去观察一切,若从他的行动上来看,他一定也会同意拿破仑:“一位将军若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事情,则他对于军队的指挥也就绝不会非常理想。”
威灵顿也好像在说亚历山大:“我能成功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总是在场。我亲眼看见一切,并亲自做一切的事情。”假如这不可能——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亚历山大总是能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考虑一切,从敌人的眼中去看情况,并推测敌人的意图。
从军事史的研究上看来,要想舍弃它们必须先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方可实施。它们应该是一种主要的“指南”,而并非“原则”,照这样看来,最简单和最有用的观念,就是从七种战术因素所引申出来的——目标、安全、机动、攻势、节约、集中和奇袭。此外它们对于战略(在计划中的动作)和战术(在行动中的动作)也都同样的适用,这两个名词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因为其内容是互相流通,共同组成一种战争的艺术。“在伟大的战斗中,他总是想尽量打击人家而使自己不受打击,这也就是战争中所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
若能对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加以分析,以研究他对于上述七大原则是如何运用的,那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将逐个分析这七大原则。
目标维持的原则—— “征服本身并无意义,一个人应从其成功中来获得利润。”—— 拿破仑
安全的原则——“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首先建立了一个合理而周密的防御,然后继之以迅速而大胆的攻击。” —— 拿破仑
机动的原则——“在战争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速度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最大因素。”——拿破仑
攻势的原则——“简言之,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相似,一个人必须经常先下手攻击。”——拿破仑——孙子说:“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经济与集中的原则——“战争的艺术就是要使一个劣势的军队,在其攻击或被攻的点上,能够保持着兵力的优势。”—— 拿破仑
奇袭的原则——“战争的艺术无他,不过就是扩大对我们有利机会的艺术而已。”—— 拿破仑
领袖
现代的会战是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如此必须依赖预备队的运用,所以一位统帅已经不再能亲率军队直接参加战斗,他只能从组织极为宏大的总部中去指导战争,这个总部也许位于战线的后方一百里以外。因此对于人员的领导,势必要托付给那些低级的军官。
在古代的会战中,将军与尉官是立于一线之上的,所以统帅的个人领导也就非常重要。当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军队在思想与战斗上都同样是头脑。在战斗中,他毫无疑问的是能够以身作则的,他的英勇超出了常人的水准之上;在行军时他也与士卒同甘苦,在围城战中他也和部下一同工作。只要他出现时士兵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使他们产生一种神秘的信念,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是无所不敢和无所不能的。诚如德尔斐的女巫所说的,他是“无敌的”。在以前各章中有许多例证,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只是限于他如何获得军官的忠诚和士兵的爱戴——这不过是其领导能力之一方面而已。
马其顿的军队不易领导,尤其是因为在菲利普的领导下,马其顿军队已经赢得了威望,于是使军官们依照年龄分成了两大类:年长的为菲利普时代的宿将,也分享了他的成功;年少的都是亚历山大儿时的伙伴,在战争开始时尚无赫赫的战功。这样就产生了帕尔米尼奥派和亚历山大派。
前者为头脑硬化的菲利普主义者,后者则为思想开明的亚历山大主义者。这些人像赫菲斯提翁、尼尔巧斯、托勒密等,都是亚历山大的童年游伴。因为受了马其顿王国宪法的影响,要想消灭妒忌心是很困难的,这个王国还是属于一种部落民族的典型。
国王只是马其顿各部落的世袭军事领袖。他受到武装人民(陆军)大会的承认,但是他的权力却受到其他“酋长”的限制,那些人都是贵族的领袖,也都是他的亲友。依照马其顿的习惯,重罪 [暗杀或谋反等 ] 的审判权不是操在国王和其内阁手中,而是应交给军队公审的,亚历山大虽然是一位专制帝王,但却并不能为所欲为。
尽管他的权力受到这种限制,亚历山大对于部下却是信任的,他很少对任何人存有疑忌的心理。
而任何有损其权威的行为都是亚历山大绝不能忍受的。“有一次,亚历山大的一位挚友,一个叫做米南德尔(Menander)的人,奉命指挥一个留守部队,但米南德尔却不愿意留在那里,于是亚历山大就立刻下令将他处死。”在亚历山大统治晚期,有一次在巴比伦,当安提帕特的儿子卡桑德(Cassander)看见波斯人向亚历山大顿首时,不禁出声大笑,于是亚历山大勃然大怒,用双手将卡桑德的头发抓起,将他的头在墙上猛撞。
据说,卡桑德经过了这次教训,对亚历山大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怖心理,许多年后,当卡桑德已是马其顿的国王和希腊的主人,有一次他在德尔斐神庙中瞻仰那些神像,突然间他好像看到了亚历山大的一个影子,于是他立即浑身发抖,历久不能恢复......卡桑德也并非常人,他曾经重建底比斯城,又建立了卡桑德里亚(Cassandreia)和提萨隆尼加(Thessalonica,即今之萨罗尼卡),他曾经杀死亚历山大的母亲和遗孀,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有许多朋友。
不管是战场上或是在军营中,群臣诸将都受到亚历山大的支配。由于亚历山大的性格与天才,他赢得了马其顿人的信仰与爱戴,其中有许多也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像卡桑德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当知道马其顿人本是一种半野蛮的民族,国王中有不少人都是丧命在匕首之下,可是尽管亚历山大的亲波斯政策曾经使菲利普的旧人们深感不满,但他却能贯彻其征服事业,而并未受到影响。
对于他的部下,亚历山大不仅是他们的国王,而且也是他们的战友。他们对于他的爱戴与依赖记载中随处可见。在突击马里卫城时,亚历山大负了重伤,他的英勇加上其部下的犹豫不前,使他的部下有了一种愤怒和愧疚的自责。所以他们才对不幸的马里人与阿克德拉卡人玉石不分地加以屠杀。当营中谣传说亚历山大已经伤重殒命时,他们立即感到极端恐惧与失望。周围到处分布着好战的民族,若没有他的领导,则他们如何能希望返回故土呢?接着又有流传说亚历山大还活着,可是他们已经是如此沮丧,以至于都不敢相信。
所以一等伤势许可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士兵把他抬到一艘船上,向两岸营地之间驶去。但是他的部下还不相信他是活着的,一直等到他把手举起来与他们打招呼后,他们才开始欢声雷动。亚历山大被抬上岸并送上他的马背,等到他在御营之前下马时,他的部下看见他还能走路,于是大家都一拥上前,有的人摸他的身体,有的人摸他的脚,有的人仅只摸到了他的衣服,更有人只能到附近去看他一眼。他们都为亚历山大祝福,也有些人向他献花。
他们之所以对亚历山大是如此爱戴,这不仅仅只是崇拜英雄而己,更因为他经常关心他们的福利与幸福,而且也了解如何打动他们的心弦。在会战之前,亚历山大会骑马走到行列之中,高声喊叫他们的姓名,不仅是将领们,而且还有那些在过去立有战功的士兵。这个时候呼唤勇士的姓名,也就会使一切听到这种呼唤的人都有触电之感。
在会战之后,亚历山大对于负伤的人予以最好的照料,这也足以赢得一切人员的爱戴。亚历山大还会把所有死者的遗体集中在一起,然后举行一种备极哀荣的军事丧礼,全军都要盛装参加。他会亲自为这些死者祈祷,对于他们的英勇事迹总是颂扬备至,他的措辞极为得体,使得大家极为感动。在长期停顿或大捷之后,亚历山大又会举行运动大会或其他的庆祝节目,使军人的活力有所发泄,并庆祝他们的伟大成功。
使他的部下最感动的,就是亚历山大对他们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仁慈,例如在攻克了哈里卡纳苏斯后,他就把那些新婚的人在冬季时送回去与眷属团聚;当他把塞萨利人从埃克巴塔那送回国去的时候,他也给予他们以极好的照料;在阿皮士的大团结之后,他不仅对于遣返的老兵们给予极优厚的犒赏,而且也命令那些遗属们也应享受其亡父的分内赏金。
亚历山大从不要求部下做他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他出发向印度行军前,他发现军中的辎重中塞满了私人的赃物,于是他命令首先将自己车辆内不必要的物件焚毁,然后才要求其将领。同时亚历山大总是把部下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在通过吉德罗西亚的行军中,他为了以身作则起见,也亲自率领步兵,当他感觉口渴时,某些轻步兵在一个水穴发现有一点水,就赶紧用一个头盔装着,将其献与国王。亚历山大接受之后,首先向那些献水的人致谢,然后在其全部人员的眼前,将水倒在地上。这一个行动使全军都为之感动,这无异于每个人都饮了亚历山大所倒出来的水一样。这不仅表示他有惊人的忍耐力,而且可以说明他是如何善于争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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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亚历山大大帝》全片概要
【结论:历史的价值,今天的战争】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战争从不会间断,但是说来也奇怪,身负战争指导重任的政治家对于过去的记录却不曾给予太多的注意。这也就是历史会一再重演的原因,因为对于历史的愚昧无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且同样的错误也在每一个时代中不断的出现。
亚历山大的战役可以使今日的军人或政治家获得有价值的启示,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中,战争的艺术都是以同一套原则为基础,而这些原则的应用,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多变世界中的历史》(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中,也曾有下述的意见:
假如你相信历史的研究对于当前世局还是有关系的话,那么你若肯研究亚历山大、凯撒和罗马革命等时代的历史,则一定可以获益良多。把这种事实坚定地灌入我们的心灵之中,也许是非常的重要,在现有政策中的最严重错误,即莫过于假定能使欧洲回到19世纪那样的情况,或是希望能够重建所谓“传统的秩序”。
当时的城市国家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是很相似的,它们之间有无数的纷争和战争发生,它们也都一样的盲目,不肯牺牲少许的主权,以对抗一个外来专制国家的蚕食威胁。民主政治的感情用事和缺乏理性,也给人古今一例之感。煽动之风盛行;社会福利国家的制度也很普遍,公民出席其大会也像今天的国会议员一样,可以拿到津贴。佣兵制也就是一种私人军队,这又可以与希特勒的褐衫和墨索里尼的黑衫相比较。
马其顿的菲利普知道如何挑拨对方国内的斗争,以建立内在的战线,亚历山大更改良了其父王的渗透战,以征服波斯帝国。假如他们父子都仅只依赖军事力量,则他们也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
{错误的战略}
1940年5月13日照,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三天,对众院致词时,他说:“你们说,什么是我们的目标?这可以用一个字来答复,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不惜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这个道路有多长和多难……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来共同向这条路走去。”
虽然这种大话曾经获得热烈的喝彩,但无论就哪一种战争的指导而言,这都不合于政治家的道理。因为在战争中,胜利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和平才是真正的目的。假如胜利导致了一种悲惨的和平,则就政治而言,这个战争就已经失败了。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就战略而言,那简直是胡说。
在希特勒侵苏之日的上午9时,丘吉尔先生曾经对英国人民作下述的广播:“我们只有一个百折不回的单纯目标。我们是决心毁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孽……我们决不退让,也绝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人员或国家都可以获致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员或国家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所以我们对于苏联及苏联人民将给予一切的援助”。
那么丘吉尔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来支援这种强有力的宣言呢?假如每个人只要是对希特勒作战就是同盟国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尽可能用一切的办法,来支援在德国境内反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呢?假如亚历山大是居于丘吉尔的地位,那么他一定会采取这种政治性政策。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他的眼睛已经为其好战的宣传烟火所迷瞎了,所以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同样的错误。
因为他们采取如此盲目的政策,所以罗斯福与丘吉尔才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希特勒之流当然不会投降而自取灭亡,反希特勒的势力又不能获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结果德国人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中,就只好继续拥护希特勒打到底了。这也就使战争无限延长,增加了许多伤亡数字,使许多德国城市变成了废墟,并且在东欧与中欧造成了一个战略真空,那也就只有一个强权——苏联——可以填塞了。
在这个“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广播出来以后,斯大林这位革命战争的老手曾评价说:“若对于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不加以区别,那才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当我们把西方同盟国的战争政策与菲利普及亚历山大的政策作一个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说20世纪的民主政治家从这些古代史中应能学得最有价值的教训。他们对历史的无知是他们的报应,而他们的战争就是一个希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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