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世界上在发生什么----四个有意思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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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贸易战：只说三点看法》一文中，我第一句话就是：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思维发生变化的产物。现在看来，那句话虽然不能说不准确，但其实意义也不大。因此删就删了吧。

这句话如果让我现在重新表述的话，应该这样说：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秩序重构的一部分（原谅我，我还是不太愿意用贸易战这样剑拔弩张的话，因为表面的剑拔弩张容易把这事情说轻了）。

换句话来说，不能把今天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争端，仅仅理解为两个大国贸易上的冲突，甚至不能用修昔底德陷阱将其概括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与一个正在衰败的大国之间的冲突。

让我们从几个新的提法入手。

第一个提法：过去40年全球化面临清算。这是刘煜辉先生提出来的。

请注意“清算”这个词。在《为缤纷的世界变局捋一条线索 》一文中，我写道：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如何来理解和把握？本文试图通过全球化过程的演变梳理出一条线索。所有这一切肇始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带来的重组和内部张力。

对于这种张力，刘煜辉说得比我透彻：过去40年全球化之所以面临清算，是因为参与的各方可能都进入了某种临界状态。

谁最先感觉到这种临界状态？美国和欧洲。这种临界状态是什么？在《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一文中我将其概括为：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坍塌，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种情形。刘煜辉先生将其表述为：资本无界人有界。所以人工要素的价差就转化为了资本的利润。两种表述，意思是一样的。谁抄谁的？可能谁也没抄谁的，一种不谋而合的结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第二个提法：特朗普并不只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新兴社会运动的领袖。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先生提出来的。

他用这个提法来表明特朗普当选及其施政所表现出的实质性内涵。在文扬先生看来，这意味着在美国政治的三个层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场运动超出了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框架。特朗普自始至终也未得到共和党的充分背书，他的竞选之路也没有被完全纳入传统的两党竞争轨道，因此“特朗普运动”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模式的一次颠覆。  　　

这场运动因为特朗普鲜明的反“政治正确”立场而赢得了民意基础，特朗普言论非常出格、极端并超越“政治正确”规范，反而争取到更高的支持率，因此“特朗普运动”也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路线的一次颠覆。  　　

这场运动遭到包括了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界、文化界各路精英人士的协力打压，但最后的计票结果让大多数精英跌破眼镜，建制派第一次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因此“特朗普运动”也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结构的一次颠覆。  　　

第三个提法：精英犯了错误，命运掌握在小人物的手里。这是班农提出来的。

在班农的各种形式的表述中，对精英以及代表精英的建制派的抨击，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美国被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用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

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班农说，不光是美国的人民，而是全球的人民，在美国、印度、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联合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人类的新时代。

我们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是个贬义词。即使是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大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民粹主义者。世界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把这一带有贬义的解决方案又重新找了回来？使得民粹主义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社会运动？这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潮流？

第四个提法：中国的整体实力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胡鞍钢教授提出来的。

胡鞍钢教授把国家实力分成六个方面：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根据这个分类，胡鞍钢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具体表现为：  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中国在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上加速赶超。国防实力明显提高，进入世界第二阵营；国际影响力居世界第二位；文化软实力相对美国差距明显缩小。

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结论发表后，收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指标的设立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准确，特别是根据这些指标和数据，能否得出上述结论？第二，是否会在国内产生误导？如龙永图先生就认为，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上，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第三，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之下，炒作这样的结论是否明智？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我不太同意胡鞍钢教授的总体判断。胡鞍钢教授的指标和数据与整体实力的概念是两回事。假如一个10口人的家庭有100斤余粮，另一个3口人的家庭有50斤余粮，能说前一个家庭在这方面的实力超过后一个家庭吗？第二，胡鞍钢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我相信是多年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无论结论是否成立，都无可厚非，而且我也不愿意去揣测一个学者的研究动机。但媒体炒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韬光养晦还是大智慧。第三，尽管胡鞍钢教授关于中国整体实力超过美国的结论有点为时过早，但我相信，如果作为一种预测，如果他说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其实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按照目前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在很多指标上超过美国，是早晚的事情。

列出这四个提法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想使得我们对眼前世界的变化保持一种敏感。第一个提法让我们明白，这个变化最基本的背景是全球化过程，目前发生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对这次全球化的清算，而且这个清算涉及到深层的结构层面。第二个提法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政治议题、政治模式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看待世界的框架和坐标必须随之而变化。不然，我们越来越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第三个提法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力量的重组，精英陷入困境，底层正在发力，由此引发的走向谁也说不清楚。但说精英与底层的关系会倒转，可能过于简单化了，也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不久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第四个提法使得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显性化了，这就是整个世界格局中力量的重组以及由此会带来的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概括地说，这些变化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世界格局的层面，一个是在西方社会自身。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其实，但按照历史的进程，这两个过程本来在时间上可能是会错开一些的，但因为某些因素的作用而交织在了一起。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一篇美国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时提出的一个概念：顺序。也就是说，在某种历史进程中，即便涉及的因素是一样的，但由于顺序的不同，其最后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从更简单的意义上说，历史可能是提前了。而因为提前了，很多事情也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附《孙立平：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一年有余。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消化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当时，特朗普的当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存在：美国社会的潜结构。即那个平时不发声的、往往受到人们忽略的那个结构因素。从实体的角度说，他们主要是白人劳工阶层和“农村中老年白人男性”。在这部分选民中，投特朗普的人数是希拉里的两倍。从结构或相互关系的角度说，人们频繁使用一个词：撕裂，用以说明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因素，让我们看到当今美国社会，其实也不单单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即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劳资关系。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使两者能够和谐共处的机制，但由于利益关系，其间的张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工会、谈判、罢工等等这些现代社会中重要要素的存在。在处理得比较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缓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张。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原来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双方关系的紧张，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

这个过程的基本背景是：随着上个世纪末期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清除，原来实际上的半球化开始进入真正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的形成，意味着国界的淡化，资本无国界从理念变成现实。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性的资本在从本国的社会结构中抽离。

由此造成的结果，劳资的关系不是紧张了，而是坍塌了。由此，一种断裂的社会开始形成了。

说到社会的断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不同的部分连接在一起的？

这就是社会整合的机制。

法国社会学家德尔凯姆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机械联系和有机联系。他的意思是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分工不明确，大家做着类似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大体相同的观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这种同质性和相似性把人们凝聚到一起。这就是所谓机械联系。

而到了近代，分工细化了，大家做着不同的事情，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异质性，这种整合的机制就失效了。但分工形成了互相依赖，种粮食的依赖做衣服的，反过来，做衣服的也依赖于种粮食的。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在这种差异性和互相依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整合机制。他将其称之为有机联系。

但我们要注意到，建立在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互相依赖，往往需要一种封闭的环境。

有点类似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打破了过去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互相依存一样，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则正在瓦解着有机联系建基之上的国内的互相依赖性。于是，人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在与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精英与其他国家的蓝领形成了一个链条。

这样，就把他本国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蓝领和部分中产阶层甩了出去。这就是美国所谓社会断裂的真正含义，而这种情况是不久前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人们对所谓建制派的怒火，对特朗普的支持很多就是来自这里。而特朗普竞选中的许多主张，以及就任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是重振制造业，鼓励制造业资本回归美国本土，甚至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可以视之为修复这种机制所做的努力。

换言之，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美国原有社会结构的坍塌，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断裂社会。

资本抽离所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资本、劳动力、居民这三者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在空间的意义上而言，资本的流动性是最强的，特别是由于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的流动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纷纷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其次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其实，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其流动性是极强的，但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其流动还是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

这三者流动速率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当资本快速流动的时候，劳动力可能被甩在一边；而当劳动力强行随着资本而流动的时候，作为居民的家人可能被甩到一边。美国愤怒的劳工体现的是前者，而中国农民工的两地分居以及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体现的则是后者。

应当看到，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在国际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内的意义上，也都在面临着类似的资本抽离过程，以及资本抽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在这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三个过程。一个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抽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苏州。苏州曾以大量使用外资而形成苏州模式。而且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实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但这些年，随着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变化，这些外资在纷纷撤离。二是中国国内资本的抽离。不仅大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一些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企业迁移到海外劳动力便宜的地方。三是国内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以及对特定地区所产生的抽离效应。

这种资本抽离的过程，也将会对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很需要我们给予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抽离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变化会产生一种驱动力，这就是朝向民粹与极权的双重变奏。下层被资本抛甩出来，可能会更加向权力寻找寄托，于是就为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也许将来我们还可以另文讨论，现在只谈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权力、资本、劳工是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一种最基本的三角关系。在这当中，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最具有日常性，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平时，人们更敏感于两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但其实，两者更通常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由于前面所述资本的流动性强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可以说，劳工对资本的依赖性要更强。而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的问题，不是工时的问题，不是福利待遇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他们面对的是依赖对象抽离之后的真空，是在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中由于其中一方的离去而导致的自己位置的消失。或者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变化，还不是上下的变动，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被结构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靠向权力，希望得到权力的拯救，就成了他们最现实的希望。

达伦多夫在分析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

这种意义上的变化也许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还仅仅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如果再考虑到新技术和自动化带来的可能冲击，朝向这个方向的变化将会更为持久和强劲。这是在以前的时代我们所没有面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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