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力荐丨对话大师（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二十周年祭电影大师班
徐枫：实际上您已经回答了我下个问题。我下一个问题是说，从《无休无止》开始，您就一直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选择其他合作者，是因为时间上不容许，我知道您还有其他工作，还是完全因为你们俩的艺术观的问题，或者您的艺术观和其他的波兰导演没办法很好地在一起合作？
皮耶谢维茨：我在这里想提醒一下，通过八年的时间，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拍摄了17部电影，实在没有办法和其他导演合作。如果看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对他造成的结果，所以现在其实我有点遗憾，每次都是我去找他，给他一点儿想法建议，八十年代拍摄三色，有关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早上拍摄一部电影，晚上再制作另一部，同时还有一些电影节和采访他都要参加，真的没办法去找别的导演。有一次BBC来找我，建议我拍一部电视剧，但真的没时间。1996年3月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手术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后边再给你回电话，但以后再也没机会。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工作特别多，三年的时间写了八个剧本，一个是和汤姆·提克威合作拍摄的，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导演，这就是《疾走天堂》。以后和DanisTanovic（丹尼斯·塔诺维奇）导演合作拍摄的《情狱》。之前有一部电影在波兰拍摄的，《安静》，后来我在德国也拍了一部电影，《希望》。到现在还有三个剧本待拍摄，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项目，所以说以后再找那些导演。但当时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合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找其他导演。
徐枫：其实您已经把我的问题又回答了，因为我想问合作的模式。那么我现在要问大家特别关心的，核心的《十诫》的问题，又有点回到政治了。
皮耶谢维茨：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要给年轻的导演一些建议的话，我会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拍摄有非常强政治性的电影，这是不应该的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政治情况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来集合而创造的，每一个人的经验联合在一起才会出现政治情况，所以一个创作者要关注的是人们的心的状态，所以在我们拍完《杀人短片》之后，我就自觉地做这样的决定，《杀人短片》是一部非常真诚的电影，也是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的个性，他就是非常喜欢、非常真诚地描述政治的现实，但是当时波兰所有人对我们不满，领导人说我们试图打破我们的制度，对方说这部电影非常悲观，不给我们支持。教堂在波兰的角色很重要，他们说这部电影不该看。所以当时我们说，算了吧，我去找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说，我们拍《十诫》吧，看看人们心里有什么东西，他们的梦想、在想什么、在考虑什么、在回顾什么，他们真的信教，还是只是装出来的。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观念来创作这十部电影，关注的就是人们的心理的状态。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自觉地决定，我们要放弃、要避免所有和宗教有关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和经验的方面，而不是宗教方面。然后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我来中国之前，看了一下有关中国的孔子思想的材料，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拍成一部电影。
徐枫：拍了拍了，实在是不太好。（观众笑）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我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徒，但是我更觉得在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中，道家的思想很有意思的，有很深邃的灵性。我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诫》，其中有两部电影后来拍成了正常长度的长片，获得了全球成功。当然了，专业人士全都看了，非专业人士可能没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特别推荐，除了你“不要杀人”、关于爱情的故事，您觉得，当然对您来说都是您的孩子，不能分出好坏，有没有特别让您动心的，除了这两部，呼吁大家无论如何要去看的？再怎么也得把推荐的这部看了。
皮耶谢维茨：我可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第十集。其实我们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会拍摄这样一部风格的电影，因为除了他所有的性格特点，非常敏感、有想法的一个人，他的注意力集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幽默。之前问到给我印象深刻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我还应该提到查理•卓别林，因为我觉得岁数越大，越理解他，越喜欢他。因为他那种幽默并不是在嘲笑别人，虽然你看的时候觉得搞笑，但同时是在爱护人们的，这就是卓别林的一种传统。然后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拍摄类似于这种幽默的作品，就是《十诫》的第十集和三色的《白》，我最喜欢这两部电影。这两部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现代电影节的一切，各种各样的拍摄方式、想法、观念。当你看那些6分钟、8分钟、12分钟的短片时，我觉得，卓别林先生就涉及到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种短片也就是我们的电影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就能在一部12分钟的短片里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所以说，《十诫》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第十集。但是别的部分也挺好的，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第五集关于杀人的短片，它对我很重要，因为它和我之前做律师的经验有关系，其实一开始计划涉及到十部故事片。但是因为没有写，那就只能拍摄两部故事片。很遗憾，其实拍摄至少四部可能更好。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每个国家观众觉得最重要的一部都各不一样，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这是和每个国家观众的经验、性格有关系。在美国，最受喜欢的是第十集，意大利是第四集，英国是第一集。可能要写好几篇论文才能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就是存在这个现象。有趣的是，到现在这些电影是很有幸的。当我在上海电影节时，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的回顾展，播放了《十诫》，在巴黎也有一个回顾展。为什么到现在那么有幸，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因为《十诫》描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他周围的环境、情况，所有好像我们一开始做的决定，就是放弃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徐枫：在《十诫》中已经很清楚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神秘主义的倾向。在《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中这个倾向达到了很饱和、充分的一个状态。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在想，导演和编剧是不是自己有过一些神学方面的思考，如果不是特别专门的神学思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神学的，有可能就是更抽象一点的、灵性的维度的思考，当时是什么样的维度来支撑起《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的概念？因为您当时没有提，就是您说到《十诫》和三色，都是您向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提议的。那么《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它是神秘主义倾向最浓、最抽象的一部影片。那么，这部电影的概念是由谁提出的，怎么得到发展的？
皮耶谢维茨：你每次问的问题不好回答。当拍摄设计一个电影的时候，不能假设它很有很深刻的灵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觉。当你画画时，你首先要有纸、图、笔、题目，要自己去看人物。开始时要讲一个故事，寻找让故事的水平更高（的方法）。其实《两生花》这部电影，它的成功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如此之大。之前你提到佛教，然后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和《两生花》有关系，这可以证明，这部电影的水平其实很特别。以前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翻译，有一次她心情特别不好，开始信佛，她决定离开去喜马拉雅山。过了很久回到华沙，她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她到了一座佛寺，有一个年长的僧人走出来，问她来自哪里，她说来自波兰。“荷兰”？！“不，波兰”！“啊，基耶斯洛夫斯基，《两生花》。”所以《两生花》可能有一些灵性方面的东西，如果喜马拉雅山都有一个僧人知道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的名字。但是说到电影制作方面，这部电影是有两幕的，当时是我们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是要通过画面、电影语言来描述一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中途的一个情况，怎么通过画面来描述看不到的东西，但好像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第二幕中，搞娃娃的那个角色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吃早餐时看电视，是一部纪录片，关于制作娃娃的人，看到一个在纽约做娃娃的人，主要就是让东西活起来。我们邀请他来到欧洲，扮演这个角色，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设计一个神秘的空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正在讲的所有电影大家还没看，所以我可能说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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