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力荐｜揭秘毒战内幕：本次影展最不可错过的一场放映
2016第五届香港主题电影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驻京办）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合办，香港导演林岭东、杜琪峰联合策展，将于大连、济南、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武汉 8个城市巡展。
目前，北京站已全面开票，可到百老汇官方售票网站、APP、影院票台及微票儿格瓦拉购买。详情参见：北京站排片公布，预售正式开启
但最难得的，却是另一部作品。这就是本次影展的重中之重——《行规》。
我们为了这部今日主要在小众影迷心中地位非凡的作品，也为了我们念念不忘、心心想往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特意邀请导演翁维铨从香港远赴北京，于9月24日下午15:50场次的《行规》之后，与大家做一次深度交流。
本次放映的行规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特制的版本，字幕独家特制。
翁维铨导演行事逍遥老派，至今仍需电话、传真联系，这次同意远赴北京，实属不易。
届时可能还会有神秘嘉宾到场。
翁维铨导演少时在美国读书，与著名华人摄影大师黄宗霑成忘年交，情同父子。毕业后得后者帮助，去欧洲游学，然后返回香港，在自己的土地上创作。
翁维铨导演一生传奇，家境优渥，心境自由，为摄影出入险恶，拍纪录片《白粉歌剧》，亦敢于深入结识黑道人物与金三角枭雄。
电影之余，不单频办摄影展、教书育人，也在世界各地纵身自然，深居于僻静之地。
他为人侠义，交游甚广。早在80年代初就得当局贵人相助，进入内地拍戏，先是在北京致力于黄宗霑关于《骆驼祥子》的遗愿。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影谈系列”出过一本《迷走四方：翁维铨的电影与摄影》，读后很难不对翁生心怀倾慕。
《行规》是他拍摄于1979的导演处女作，间中利用了不少做纪录片时获得的材料，其真实、有力、朴素日常中的诗情与遐思令人赞叹。
既有格调又精彩好看，引得无数好评同时，票房收成都相当不错。
曾饰演过胡金铨各大名作的白鹰在片中创造了一个忧郁而善察的警察形象。其中亦可见导演自己性情与思考的投射，比之其他深陷戏剧性的电影人物，更有抽身之外的理性与感知，反衬了难以逃避的宿命。
老戏骨石坚也成功塑造了又一个狡猾而真实的黑帮奸角。
影迷中，爱香港电影新浪潮者甚多，这一短暂浪潮中涌现的电影与作者，确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气象一新的风景。
其成熟与完整程度可能待考，但灵光之乍现层出不穷，屡攀高峰，不知留下了多少令人难忘的瞬间。
武侠片因《名剑》《蝶变》有了变奏，警匪片则因《点指兵兵》《行规》与《边缘人》真正突破，进而演绎出后来的大好局面。
文 叶航
兴于1979至1983年间的“香港新浪潮”就像一招如来神掌，掌风推浪，波动香港影业——这波由电视溯至电影的浪潮在当时革新了香港电影在类型产制、制作技艺和文化表现形态。
警匪片/犯罪片/黑帮片这些片种经“新浪潮”之冲洗，亦展现出不少崭新气象。
须知，警匪之较量一般发生罪恶渊薮的现代化都市之中，而“新浪潮”本身即是香港电影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同构产物。
其实，1975年后，“新浪潮”导演在电视台工作期间就已制作了大量以真实案件为灵感的犯罪类型剧集，如《ICAC》《CID》《龙虎豹》《国际刑警》等。此外，社会文化环境亦有力助推了该类型的冒起，七十年代是香港治安的变化时期，廉政公署的成立和政府扑灭罪行运动的开展，令到香港出现了多宗轰动社会的大案。因此开始出现真实犯罪揭秘式的电影。[i]
[i] 参见蒲锋：《无恶不作——香港黑帮片的发展轨迹》，《江湖路冷——香港黑帮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4年，页28。
在这一波现代警匪片中，作为先声的萧芳芳、梁普智的《跳灰》（1976），章国明的《点指兵兵》（1979）、《边缘人》（1981），翁维铨的《行规》（1979）皆为个中翘楚。
“新浪”易逝，然“余潮”未歇。
“新浪潮”时期警匪片的一些“原型”在其后的同类影片中时有得见。不论是角色（卧底、线人）、结构（警匪一体两面）、还是基调（悲观），依然能在几十年后的“银河映像”作品中寻见彼此之亲缘。
篇幅所限，在此撷取翁维铨的《行规》与游乃海的《跟踪》（2007）这两部影片，就其空间（街景）与主题（宿命）作一跨越时间的勾连。
香港诗人也斯曾如此评价“新浪潮”导演：“他们与60年代李翰祥、张彻、胡金铨等导演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在他们用手提摄影机，在香港街头实景拍摄、现场收音、拍摄西营盘、公屋屋邨、贫民区的香港背景的故事。”[ii]
[ii] 也斯：《城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6。
受电视台剧集拍摄手法的影响，走上街头，实景拍摄与同期录音，这自然使得这批电影小子们的创作摆脱了早先“邵氏”封闭式片厂制作的空间限制，影片多自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并以现实环境给观众周遭鲜活之感。
翁维铨在美研习电影时受《大风暴》(Z，1969)《阿尔及尔之战》（La battaglia di Algeri ，1966）等西片中纪录片与剧情片混合手法的影响[iii]，1972年自美返港，1976年至1977年替英国独立电视台拍摄有关毒品的纪录片《白粉歌剧》，任香港制片人及摄影师。对毒品交易过程的熟稔和纪录偷拍手法的多番练手促成了他自筹资金拍摄处女长片《行规》。
[iii] 罗卡编：《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香港临时市政局，1999年，页154。
《行规》讲述一则缉毒探员陈sir（白鹰饰）利用线人师爷谭（石坚饰）追查匪首，结果因警方内部人士出卖而惨遭不测的悲情故事。
片中有一长段警方跟踪毒贩的场面，翁维铨运用声画配合、布置任务场景与现场跟踪场景的交叉剪辑来呈现这一繁复过程，带有强烈的写实风格。
中间道、新世界、广东道、红磡这些跟踪路线在远景、俯摄、跟拍镜头中被渐次呈现，在复杂的空间转换中表现毒贩的狡诈与任务的艰难。这种真实质感不少来自于翁维铨事先蒐集了大量资料（毒品化验、运送路线、跟踪实况等），而在街头实拍过程中，翁维铨甚至亲自手持摄影机拍摄，现场录制环境声。
确实，没有比“跟踪”更能自然地带出生活气息的动作了！
被跟踪者在街市时隐时现，他是跟踪者的焦点，但绝非画框的中心。事实上，画框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行人与商铺，这些与警匪叙事无关，与彼时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倒更有契合——没错，这里是“现实的香港”，不再是“想象的中国”。
《跟踪》在这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主人公正是从事监视、跟踪犯罪分子的警员（CIB，刑事情报科，俗称香港警察中的狗仔队），他们独特的工作方式在片中成为一种供观众窥视的视觉奇观，这与银幕内的“窥视”（警员监视罪犯、罪犯分辨警员）相映成趣。
“跟踪”总是发生在大街小巷之中，影片中用台词或者画面的形式出现的香港街道名数不胜数——柯士甸道、荷利活道、摆花街、嘉咸街、士丹顿街、些利街……故事的发生地从铜锣湾、中环到佐敦和柴湾，某种意义上像是引着观者完成一趟快速完成的城市游荡。
有趣的是，在后一年（2008）的另一部“银河”作品《文雀》中，这种以类型叙事来暗中传递对香港这座城市（尤其是旧区）留恋之情的意味更为浓郁——任达华饰演的扒手几乎一直在拿着相机拍摄街头风情。似乎希冀在香港各处重新拆建的时代背景中留驻个体的地区记忆。
不论是表现七八十年代的自信与骄傲，还是“后九七”的眷恋与怀旧，“街景”都像是港人探入城市腹地的一条幽密小径。
《行规》的批判性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敌友不分，随时为黑钱杀人的无法无天制度”[iv]，这也是影片英文名“The System”的涵义所在。机构建制内部的腐败正是造成警探与线人难逃厄运的宿命之手。
[iv] 同上，页158。
映出片名时画面是屋中内景，白鹰推门而入，逆光拍摄中他为黑暗所笼罩，其实从这一镜头开始，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即已预示。他按亮顶灯，看似黑暗中闪现光明，最终的结局实为人抗体制，蚍蜉撼树，一丝亮光终难敌漫长黑夜。
宿命的阴云再次出现时同样是一个内景戏。陈sir独自一人前往大屿山，夜，他在木屋中独对孤灯“四野一片漆黑，正是他前途的写照。这场戏带有浓厚的凄美悲剧意味”[v]，舒缓而抒情的背景音乐被他的不祥预感所击碎：
“我看警队的毒品问题很难改变，今次我得罪了很多人，再做下去迟早还不是给人钉死，但是我会做下去，今次一定是高层的问题，不过我又可以做什么呢？”
这番内心独白之后，逆光镜头再度把陈sir框限在四周的黑暗之中，衬出屋门中间的他无比弱小、孤独。师爷谭的宿命来自于他夹身于正邪间的边缘身份，“做我们这一行造孽的事情，都得死”。影片收尾于为黑白两道所不容的两人被匪徒乱刀砍死于车内。
[v] 刘成汉语。参见《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页158。
学者张建德（Stephen Teo）曾析出银河映像作品（如《暗花》《大事件》等）中警与匪的相似性和可互换性。[vi]
这种黑白交间，两面一体的母题在《行规》中亦可从陈sir与师爷谭的共死命运中得见。师爷谭照顾家中老幼乃至情人的几笔显出其有情有义的一面，“有事一个人背”。事实上，陈、谭之间的关系亦敌亦友，彼此依赖；他们之间的情感，因相似的无奈和相近的困境，反倒比陈sir与上司、同僚间来得更为简单和纯粹。
银河映像作品的显著特征中，有一条是年轻活力与绝望、覆灭的悲观情绪两者间所存在的争辩关系。[vii]
“银河映像”影片的宿命主题，同样在《跟踪》的英文片名“Eye in the Sky”中即有曝露。
“天眼”（影片开始和结尾都使用了高俯镜头）指的当然是监视者这一群体的特征，但“天有眼”这句俗语中蕴含的循环报应最终落在警队探员“狗头”（任达华饰）与劫案头目陈重山（梁家辉饰）的相似命运之中。
陈重山用剪刀突袭，刺伤“狗头”后脱逃，最后却意外死于渔船上斜刺而出的铁钩，而且两人遇刺的部位都是脖颈。天降大雨、行人开伞，后又突然雨歇、众人收伞，更是极具“天意”的隐喻况味。
[vi] 张建德：《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黄渊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04、162。[vii] 参见《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页87。
两相遥望近三十年。相较《行规》，《跟踪》在镜头语言和情节推展上更为商业面向，但从母题、基调和人物关系等方面均能捡拾出先行者的互文性影子。
这倒非指后辈游乃海刻意模仿抑或致敬，而是在一个影业发达之地，电影自身的文化承接往往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通过观影经验的积淀、反刍和潜意识的创作灵感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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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导演翁维铨曾拍摄毒品纪录片，亲身经历毒品交易情况，从熟悉的题材发展出这部剧情片处女作。擅于数据搜集的翁导，将验毒的方法、搜查用的先进仪器、追查行动中的术语，不加多余修饰，试图在剧情化的论述中展现平实本色，令故事份外扎实。
《行规》说的是一个正义澟然的警察, 周旋在线人与毒犯之间, 希望把大毒枭拘捕, 最后却落得悲剧收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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