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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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6点多醒了，并不想起也睡不着，便躺在床上品咂梦的余味。梦里依稀是爷爷。他和我说话，他衰老，委顿在地上变成灰，随风而逝，尘埃飘在我脸上。我不是第一次梦见亲人，但每次他们都是离我而去或死去。我分不清他们的脸，那些脸荒芜得没有意义，仿佛是陌生的面具套着一个个熟悉的灵魂，但我又能清楚地感知他们与我的亲缘，他们的“消失”令我在梦醒后依然心下凄然。
我已习惯在想象或梦境中预习至亲离世：有追悼会，与或熟或生的亲友一一见面，接受他们的吊唁，表情堆满感恩；写悼词，不夸张又煽情地介绍死者平凡的一生，用“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句子；那些人排着队，自然地画出个圈儿，轮流瞻仰遗体。队伍本身让我联想到黄泉路，默默无言的死者排着队走去投胎。而我却不知去世的是谁，他可以是我至亲的任何一人，又不忍成其为任何一人。
此种排演，始自我少年时。父母体弱多病，相继得过重病，死亡阴影在我家挥之不去，因此我很早就出于预防心理，对自己所畏惧的，先在心里预演一遍，以期真正发生时，不至于被击得粉碎。光阴荏苒，葬礼也参加了不少，我脑中的画面得以不停充实，但排演的频率却低了下去，因为这一天日益临近了。
梦后一瞬的心情，是真实感觉的残留，我无法想象自己直面这场景的时刻，恐怕仍然会被击得粉碎吧。预演只是预演，当死亡带着无与伦比的重量压下来，不会有什么反弹。很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在医院里探望弥留之际的爷爷，自从老家动迁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仿佛一瞬间，他就从坐在藤椅里问我话的那个老人变成了病床上的那副皮囊。他嘴巴翕张着，双目紧闭，喉咙里卡着痰，里面嗬嗬有声。我妈说，你爷爷就要没了，你快点喊你爷爷两声吧！口气是在催促。我突然感到语塞。叫在我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行为，我不知该如何叫，是声嘶力竭地叫，还是如常地唤他“阿爹”。我看看周围，别的病人依旧躺在床上，这只是一个普通病房，不是生离死别的地方。我只是在他耳边说：“阿爹，我是××啊。”就像我过年时向他问候一样平静。我重复了几遍，声音如同落入一口枯井。阿爹的喉咙里反馈出几丝气，似乎是他快燃尽的生命的最后几缕烟，透过漫长的气管，穿过浓痰，抵达世间。护士推来吸痰器，我父亲轻轻地摇摇头说，没意思了吧。他觉得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没必要再受这份罪了。然后我和我母亲就走了，当天我爷爷就去世了，我没有等到被单蒙脸那一刻。
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所发出的其实是呼唤。呼唤一位亲人，呼唤他的一生，呼唤流逝的记忆，呼唤我的前生。我对自己爷爷的了解，仅限于父亲之口。爷爷退休前是在一所小学里面做校工，他是木匠，学校桌椅板凳的维修，多交给他。老屋里的一些桌子板凳，也出自他手。这年数并不算长的正式职工生涯，为他换来一张光荣退休的奖状，他的一生便被概括了。奖状作为一个句点出现，奖状之前的漫长岁月被省略，因为那是体制外的，旧时代的，人人浑浑噩噩，生命朝不保夕，这样的岁月，没有书写的必要。于是，他曾做过些什么，对我而言是一片空白。
于是我只能自己想象：他来自上海浦东的农村，他的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已在这片长江淤泥构成的平原上繁衍了不知几代。对岸是作为东方巴黎标志而存在的浦西，而其双生兄弟浦东则长年被历史遗忘。浦东旁观着对岸百余年来明灭的灯火，黄浦江上升落的日头，时间似乎不曾在它身上淌过，直至解放，它仍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的一些风俗。例如家族。当地有以我爷爷的姓氏为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虽然谁也不知祖辈何时来此，但不妨碍后辈尊奉他们。村里有祠堂，香火从未中断。相对拥挤逼仄的浦西，浦东平坦到几近荒芜的广阔则令人无所适从，也正因此，战乱和统治亦将其遗忘。这里的人们不知世间岁月般地活着。我爷爷从小在田埂河间长大，20岁前，他的对外接触，仅限于两三里外的镇上。他在镇里读了小学，然后每月一次将家里积攒下来的废旧瓶罐用黄鱼车拖到镇上卖掉，除此之外便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他在村里跟一位木匠学了些手艺。木匠游荡半生，终于觉得累了倦了，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他教了爷爷一些三脚猫的技艺，爷爷却如获至宝。20岁后的一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为何便突然决定到浦西闯一闯。
可能村里早已有人在浦西落脚，可能不时传来的某某在城里混出个人样的例证刺激了他。总之他义无反顾地走了。当他走出渡口，走出层峦叠嶂的大包行李和鳞次栉比的肩膀，却被更加密密麻麻的人流给惊到了。原来这就是浦西。房子连着房子，人连着人。今天，当我在上海的某个街角看见那些翩然而去的女子时，我就会看到女子的另一边，亦有一束陌生的视线望将过来。这就是我的爷爷，他当年在四马路下了电车，望着同样婷袅的女子踩着雨后湿漉漉的上街沿迤逦而去时，恐怕也是震了一震的。一种陌生的情绪涌到了他的嘴边，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当时的他自己也不清楚，但这无疑是带着一丝希冀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世界转动将带着他一同转动，他为这种步调的偕同而兴奋。然后，他就在街角消失了。多年后，他穿出时间的迷雾坐在我对面的藤椅里时，脸上已全然不见可称为表情的表情。他的思绪和精神，完全沉浸在另一个时空里，而眼前的躯壳，则被身旁的半导体中传出的滑稽戏的笑声所吸引。
我只能猜测，他在上海扛过大包，在工厂里做过活，给酱油店当过伙计，给面馆当过跑堂，一个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和他同为乡里的奶奶，一名纺纱女工。结婚之后，他终于想起前半生的至宝——木匠技艺，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名木匠，便决定以木匠之名生活下去，尽管那会儿他并没做过什么东西。之后的辛酸很难想象，总之他用实践中磨练出的技艺在这块地方站住了脚。然后，对他来说，极为偶然地，解放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对他来说并不具有必然性，他只是突然地在一夜间发现，马路上睡满了人，城头换了旗子，外国人都不见了。他做校工的那所小学也在一夜之间换了领导，然而更偶然的是，他听说自己翻了身，成了主人，变成了什么阶级的一员，尽管他仍蜗居在小学为他安排的狭小宿舍里。偶然性并未就此终结，他突然有了房子，学校把一位一家不知去向的教师的房子分给了他一部分。那是在上海静安区石库门弄堂里的一座过街楼，有上下两层，上头是带着老虎窗的阁楼。他带着奶奶和刚出生的大儿子（就是我父亲）搬了进去，光阴荏苒，楼上的人家不知何时因什么原因搬走了，学校没让新人入住，于是这座楼便成了爷爷的私产，其合法性因年月日久和无人反对而得到默认。后来，二儿子出生，结婚，便把阁楼用作了新房。再后来，我便在这座楼的楼道里看到了其主人的退休奖状。
哪怕是想象，也仅止于此。
在我的记忆中，我爷爷只有和他的父兄说话时，才会用乡音，既给我一种偷摸之感，又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暗地分享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用浦东土话聊幼年往事、聊乡下的亲戚邻居、聊叔伯辈中所剩无几的几位亲人，而这种口音，我是一点都不熟悉的。我总觉得他们是“背着”人们在说话，这种“偷摸”使我意识到眼前的他们，或许只是活在一个被赐予或被定义的人生中，这定义是社会给出的，是我们旁人给出的，但并不属于他们，而他们真正的人生，只在这乡音中才偶尔流露，如同透过树荫泻下的阳光一样飘忽不定。
上海这城市，有着太快的变异速度，以及吞噬过去、遗忘一切的本能，它在无形中偷走大部分人的人生，而替换成一些千篇一律的片断和定语，每个人活在其中，都像得了失忆症一般，久之，你已不习惯去回想。而当你真的想去寻找一些什么，却发现记忆无从建立，几乎所有可供追忆的物事都被擦去了，于是，你不得不默认，你自己的人生也被偷去了。
人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而等到这一整代人凋零时，你其实仍然不了解他们。
龙应台曾说“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这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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