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周有光：我们为什么如此爱一个老人

15日晨9点，北京的天空飞着细雪。

近一周的蓝天冬日刚刚过去，2017年的这第一场雪，很干净。

“周有光先生追思会”，一个有很多白发闪耀的聚会，在望京某标志性建筑高高的29层上，以全体静立默哀的仪式准时开始。

两日之前，它原本的名字还是“周有光先生112岁寿诞座谈会”——自2013年老人108岁起，每个新年伊始的“1月13日”前后，民间知识界自发为周有光老先生举办的这一座欢叙，已然成为一年一度的佳期。2017年，原本人们可以迎来的是它的第五届。

为此，数不清的人已经忙碌了半个多月。这其中包括诗人流沙河，在他从遥远巴蜀发来的视频上，还满满都是欢暖顽皮——“请周先生做长寿的榜样，鼓舞后生小子延龄到百年”。流沙河老人生于1931年，今年86岁。同样86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周三录了视频，周四从广州发来，待到如期播出，世事已今是而昨非。

1月13日，周有光先生过了112岁生日。第二天，他驾鹤仙去。

“还办吗？”“办。背板换，主题不改。”主题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主办方“搜狐文化”今年已是第三度为之提供平台支持。总监于一爽是八〇后，几乎满堂白发的嘉宾席上唯独她的面孔年轻得实在个别。“作为八〇后，我对周有关先生的了解很有限，就跟大家一样似乎只是听闻他的学识。”她在致词中老实地承认。“很多年前因为工作接触过老人的亲属，当时的感觉是，生活中那么那么多曾跟他一起的人、他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离开了，老人多孤独。”

而“他的见识、他知晓的常识，那么多智慧有胆识的话是由这么老的一个老人的嘴里说出来”，这才是真正最打动她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如此爱一个老人？”

| “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

关于老人最后的日子，从周有光先生外甥女毛晓园嘴里听到的，与坊间已有的传说都不一样：

“12月肺部有点感染，住进协和后控制得很好，白血球很快下降了。白血球下降后舅舅精神比较好，跟身边他的两个小保姆说‘我们三个偷偷一起回家吧’。那两个小保姆跟着他最长的都20年了，跟亲人一样。大夫没有同意让他回家，他那几天就跟她们讲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老家，他讲了差不多有两天两夜。讲累了就开始睡觉，出院前两天就开始睡，出院到最后也基本一直在睡觉。他就是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离开我们。舅舅一生是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平等谦虚，非常慈爱，临走也是不麻烦任何人。”

周有光和外甥女毛晓园（左一）在书房

本来，要来参会的是毛晓园的表姐屠乐琴，“舅舅三姐的大女儿，在南京，86岁了，最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毛晓原帮表姐念了她亲笔的一封信：

“上月初周老因白血球过高住院，我打电话问候。他接电话听出是我就说‘乐琴，快来，帮我出院吧，医生说指标已经正常了。你来我家住下，我很想跟你在家聊聊’。我的弟弟妹妹们听了都非常地羡慕，都说‘舅舅最爱大姐’，我说‘他也爱你们，他有大爱’。

“小时候我们和舅舅常常在一起。抗战那年舅舅带着拖着四个孩子的我妈妈一家逃难到四川。舅舅那时候在重庆农本局工作，他的担子很重。一天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紧急警报响起来，舅舅赶紧把我们领到防空洞，可是他自己还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我跟他说‘飞机马上来了，舅舅跟我们一块儿马上进洞吧’，他说‘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看到舅舅那么不顾自己的生死，我心里非常地担心，又很敬佩，觉得我自己长大以后是有责任要保护他的。”

可是到她长大，那么多年过去，仍然是舅舅带给她们无限的知识和快乐，甚至是在他110岁失去唯一儿子的那一刻：“2015年，舅舅刚过110岁生日十来天，传来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的噩耗，我差点被击倒。我赶到北京，亲人们焦急万分。都知道110岁的舅舅和他80岁的儿子是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一对父子，这个儿子也是老父唯一的依靠。”

1931年冬天，周有光（二排左三）和三姐周慧兼（二排左二）、九妹周俊人（二排左一）、九妹夫毛廷襄（二排右一）及长外甥屠乐平（一排左)，在苏州与周母(一排右合影。

当时，她们没敢把周晓平去世的消息马上告诉舅舅，“舅舅就一直让小保姆打电话，要找晓平。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拖延，我们真是愁肠百结，不知道怎么告诉舅舅才能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想到我住在舅舅家的那天晚上10点多，舅舅让保姆推着他的轮椅到我床前把我叫醒，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俩来对对牌。’110岁的老人在我的惊惶中讲了对儿子的爱、讲了儿子的病，分析了儿子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最后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愁也没有用，这样的事谁都会碰到，所以我要把‘从世界看中国’印出来，让大家心胸敞开，不要狭隘。我心态好，你们不要担心我。’

那次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完了舅舅对她说“对不起呀乐琴，把你叫醒了，你赶快睡觉吧”。她记得舅舅还让小保姆给她加被子，怕她着凉。“这就是我的舅舅，在如此的痛苦面前（虽然谁也没有点破真相，但是都心如明镜），110岁的老人强忍下自己的痛苦，反过来安慰下一辈，我无言以对。”屠乐琴强忍到此时，声音才哽咽起来。

“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愿上苍保佑，愿上帝眷顾他，愿他的思想能够给国人以启迪。”这是老人晚辈们的期许。

（从左至右）倾听、深思和微笑的周有光。摄影/沈鹰

| “我辞这‘之父’，我只能是儿子,中国人民的儿子”

94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诗人屠岸，周有光先生的表弟，是追思会上发言嘉宾中最年长者。周姓和屠姓是常州当地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两大望族，经常来往，联系密切，老人自言“从有光大哥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文化教益”，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对死亡的看法，二是周有光坚辞所谓“汉语拼音之父”之名。

年轻时，周有光、张允和伉俪曾被人断言“都活不过35岁”，最终张允和2002年以93岁之龄辞世，那年周有光先生96岁。

“允和大姐过世以后，有光大哥本来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但又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对于死亡要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谁能避开这个规律？要认识这个规律。”这话从94岁的屠岸老人口中听来，尤其令人起敬。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结婚照（左）、周有光和张允和晚年合照（右）

屠老先生的另一亲耳有闻则与所谓的“汉语拼音之父”有关。“有光大哥参与确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全世界通行”，所以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而周有光自己却恰是最反对这一称号之人，屠岸尝听他说：“我辞这‘之父’，我怎么能创造出一个儿子叫‘汉语拼音’呢？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研究的成果，我只是总结归纳起来了。所以，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屠岸先生告诉大家，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从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老人还现场为大家吟诵了一首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老的乡音、传世的古调，让追思会现场有了别样的质感。

追思会上另一个常州人是资深媒体人周志兴，“最近回常州比较多，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这个追思会让他想起前不久的一次相似经历，“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到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先生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贺寿会变成了追思会。112岁高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我们不如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2013年1月6日，常州市副市长方国强（左一）、常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张跃（左三）和民盟常州市委主委赵忠和（左四）、常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建共（左二）向周有光赠送乱针绣作品，祝贺他108岁生日快乐。李梅香摄

95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先生对周老的敬意，则是由其妻宋以敏老人带到的：“今天本来何方要来，他一直想来，说呆一下说几句就走。为这个我们早上6点多就使劲设法想叫他起来，实在他身体不行，无论如何来不了。何方是周老的仰慕者，他跟周老的接近主要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看法上。‘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张森根先生（编者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把周老全球化的世界观总结成这‘十五字诀’，在对周老的学识总结概括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何方听到之后就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后来在张森根先生的介绍之下他们有了交往。”

|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印象中，最震撼的也是大家频频提及的周有光先生“十五字诀”。“我记得是在某个春节团拜会上，他去了，都106岁了，坐在轮椅上。他提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你看他的书都没有很长的，都是那种短短的、纲领性的，总是一下子纲举目张就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因为他的语词特别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可能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

雷颐回忆与周有光先生的30年交往：“我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皮肤、面色、身体，还骑那种铁皮车厢的小三轮车，完全不像一般80多岁的人。

大家好像都对他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得很多，但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国家语委弄计算机人工语言，这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做了很多贡献，但没有人提到过。1987年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就是周先生让我看到的，他发明了这个系统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说一下。”

雷颐先生似乎对周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别有心得：“他最好的养生就是他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住在干面胡同，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很近。他住在那很小的院子里，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挤着、摞着，他写东西要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锻炼过，这就是我的锻炼，那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锻炼锻炼身体’”。

周有光在打字

他记得周先生那个小房间，“在大杂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他说‘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我有一个电铃了’。他的心态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经过一系列各种人生境遇，依然能长寿并且还始终做出成就的原因。原来我只知道他学语言学，后来才知道他最早是学现代西方经济的，在各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还都是英文的。但是到1949年之后，当时完全按照苏联的，所有学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要转行。一转转到文字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从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个理科的。我觉得这方面他的的人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雷颐感慨着“元月还没过完，刚刚十几号就有两位老人去逝”，“前几天刚接到中科院李佩女士去逝的消息，她是1918年生人，99岁。她长期有一个沙龙，一些顶级科学家、退休的老先生参加，我还参加过。我本来想写一篇小小的文章——《沙龙女主人走了，沙龙还在吗？》刚才问到谈庆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资深研究员，周有光之子周晓平高中同学），他说他们最后决定沙龙还要办下去。”

| “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

48岁的独立学者余世存与周有光先生也有难忘的交集：

“2012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当时看到知识界的一些状况心里不是很满意，就跟朋友王俊秀先生商量要做一套人格丛书，后来定名为现代文明丛书。这套丛书想请当时的中青年学人来撰写，最后想到要请谁做主编，就想到了华文世界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后来委托张思之先生去请周有光先生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张思之先生说，周先生非常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大的鼓励。这份敬意和谢意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向周先生表达过，内心一直歉疚。”

周有光与<周有光文集>

于是他以接下来所谈，以致对周有光老先生的敬意：

“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再阐述周先生的功德，其中一部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之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我希望从语言的角度能够阐发一下，为周先生的一些思想做一个注。

大家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言说人群人数最众的语言，第二大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印地乌尔都语。所以汉语的言说人群最多，但是从语言的活力来讲，汉语是排名第14位的，就是大数据的统计，远远在英语、德语、法语甚至在波兰语、捷克语、日语的后面。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用来交流、用来表达、用来沟通的，它其实相当于交通网，我们通过语言来抵达世界，来表达世界。所以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个交通中心的话，以中国大陆为例，英语是北京，德语是上海，法语是广州，那么日语是什么呢？日语是西安。那么汉语是什么呢？汉语是西宁。这是我们汉语的现状。就是说我们汉语的活力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北上广看西宁，而不是从西宁看北上广’。我觉得这也是周先生他作为一个‘人瑞’，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得出的结论——要从世界看中国，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夜郎自大，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坐井观天。因为13亿人说的一个语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语言，而且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我们没有抵达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出国，要去学英语、学法语甚至学日语，因为那些语言的交通线才是抵达世界的。我们在西宁我们要经过多次转站才能到北上广？这是个很现实的状况，这是我们语言的一个现状。

周有光在书房

所以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如果用那种大数据经验来支撑的话，是很沉痛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对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考验。

当然，我们在西宁生活我们要抵达北上广，除了通过交通工具到北上广来看世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西宁这个小地方一定有一个懂世界的人，一定有一个能让我们比去一趟北上广更懂这个世界的人，一定要有若干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中国、在汉语世界里面，像周先生是不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所以我特别赞同张森根先生一句话——‘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因为这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诞生出的一个了解世界，并且自身就是世界的人，而且通过他就能够抵达世界。这不能说是一个捷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通道。”

| “不能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

“跟周老聊天或者看周老写的东西，我们最容易发现的一点是他的真诚。他的真诚来自他的爱，而他的爱不是那么狭隘的。2010 年在一个春节团拜会上周老讲，我们爱中国不能站在自己一个狭隘的国家立场上，要站在全球、全人类的立场上来爱，这样才是一种大爱，如果只是站在一个国家、而不是更加宏观的立场上，一定会斤斤计较于某一个事情、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说这话是周老的表弟屠岸老人。

令他同样感佩的是周有光先生的胆识：“周老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而且他对真理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上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胆量——有胆量说出真理来。关于真理他说过一段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他说‘不能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要有胆量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1998年周有光与不同年纪的后背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15日追思会上最后的发言者，是周老两位来自张家的晚辈。张以林先生带来亲属们为周老精心拟就的挽联，比如沈从文孙女沈红的“文才无量，青史有光”：“我叫张允和二姑，周有光先生是我二姑父。昨天也是很突然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都知道他岁数很大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我们很震惊，不能相信。”

张以林的印象里，他的二姑父是特别聪明睿智的一个人：“你跟他谈任何话题他都能跟你对上话，所有的东西他都能跟你谈。我记得有一回到他家去看他，我就跟他说我看傅汉思（编者注：张家四姐妹之张充和的夫婿，德裔美国籍犹太人，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就是我四姑父翻译一首宋词，有一句它的背景有点儿不大对，因为他毕竟是西洋人嘛，对中文背景理解得有点不到位。他说‘你看得还挺仔细’。

“还有一回我把一本《圣经密码》给他看，这本书很奇怪，是外国的一些密码专家从希伯莱语的《圣经》老版本里，找出了两千年以后的信息，好像人类发展的历史曾被《圣经》规定。连这种话题他都可以跟你探讨，跟你谈。他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所以对他的离去，我们感觉很惋惜，但是，就像我们二姑离去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沈从文先生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红则声音里含泪：“老人家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位长辈，特别可亲可爱的一位长辈。作为我们最幸运的，就是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看到他在一个斗室之中、那么小那么小的一间小书房里，怎么样来观察天下、研究天下。对他来说工作和生活是不分的、是浑然一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他作为长辈对所有的晚辈是那样平等，包括他对身边那两位小保姆都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看待，这点是我学到最多的一个地方。

与自己家族里最年轻的新生代在一起，周有光如孩童一般欢乐

“而作为学者，他完成了一个独立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出版书也会送给我一本，对我们来说这是跨文化、跨专业的一个学习，学到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我们每次都特别高兴的有机会去获得他的赠书。

“这次开会的很多老师虽然我不熟悉，但是张森根老师还有很多出版社的老师们，帮他把他后半生、晚年很多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都变成了文字，这些文字对我们来说，对于今人来说，它不是财富、不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它就是对后一代人一个认真、巨大的追问——‘我完成了我这一代的应该做的，我解读了这个世界，我看懂了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我把我的思考写下来。那么下一个一百年会是什么样，这个社会会变好吗？’我觉得这些著作对我来说，就是对于整个后世的一个追问，认真地希望回答。它也是一个美好的邀请，期待更多后来的学人、更多知识人来继续前行。”

部分图片选自《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

   文/吴菲

编辑/颜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