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知青病人

1960年代，他们是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时代远去，罹患精神疾病的他们栖身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所全国唯一的、专门服务知青精神残疾人员的托养机构收容了他们的晚年。多年来，他们像黑土地一样静默；但拂去历史的尘土，他们的故事依然清晰可辨。摄影报道/吴家翔 编辑/王崴

四十年前，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数百万城镇青年奔赴边疆，25年间人数达到2000万。这一代人被称为知青。四十年后，大部分人返回了家乡，而仍生活在垦区的9207人中，有300名知青、支边人员和其子女患有精神疾病。2008年底，黑龙江农垦总局投资三千万元，在佳木斯建成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张姣姣籍贯北京，1966年下乡到291农场。1977年，她的男朋友爱上了她的好朋友，另一个女知青，她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张姣姣关于毛主席的记忆有些错乱：一会儿说看《人民日报》，毛主席最近要和华国锋、江泽民一起去视察；一会儿又觉得主席的“水晶棺材躺着可好了”。2009年，她被送进知青安养中心。

知青科目前有99位病人，由6为医生和26位护理人员照顾。大部分患者沉默寡言，每天只是呆呆地坐着，看起来很“听话”，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李建文在做脑电图检查。上山下乡时他将回城的名额让给了女友，但女友回城后和别人结了婚，他因此成了精神病人。

早药时间，护士检查过李建文的衣服口袋后给他发药。李建文和其他一些病人偶尔会有藏药的行为。

精神疾病需终生服药，病人出院后常常出现不按时服药、病情反复的情形，家属出于经济压力、看护人力、精神负担等多重考虑，只能将病人“流放”在精神病院。

一个患者在做检查时睡着了。病人们服用的精神类药物有一定副作用，流口水是其中之一。

男病区里，患者们围在一起刮胡子。由于医院的物质条件有限，51个男病人只能共用三四把剃须刀。

活动室里，病人们坐在桌前等着吃早饭。

周五早饭后，男患者们乘电梯去做例行的双周体检。一日三餐、体检、吃药、走圈、睡觉、看电视，基本上就填满了24小时，日复一日。

晚饭时间，一个刚入院的病人把衣服蒙在头上不肯吃饭。平素大锅饭罕见荤腥，医护人员每逢红白喜事，会打包荤菜带回病区，给他们改善伙食。

饭后有固定的吸烟时间，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抽六支，烟和火都有护士统一管理。多数病友习惯蹲在厕所里一起吞云吐雾。

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王爱国顺利回到北京，干了两个月修地下水管的临时工。因为父亲干涉自己交友，他与父亲大吵一架，主动迁出户口，回了黑龙江垦区。后因上访和给领导写小字报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他视写作为活着的唯一价值，写完党章写法学，写完都寄给国家各部门了，只有中科院回过一封信，让他“自行提高”。

患者张文慧的病历，她因为入党问题发病，有自杀想法，幻听、幻视，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张文慧从小热爱文艺，唱歌跳舞都很擅长。1977年恢复高考，她想回家复习，领导不批假；想进农场的文艺团体发挥特长，领导也不放人。在要求进步的青年眼里，入党意味着组织上的认可，也是提干、改变命运的先决条件。多年以后，“因入党问题发病”成为了入院病历上对她青年时期的所有交代。

“80后”王建军是北京知青的后代，他曾是改变家庭境遇的唯一指望，姐姐为了供他上学放弃考大学。2001年他很争气地考上某军校，但大三期间开始出现幻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变得暴躁，酗酒抽烟，经常殴打母亲。后被送入安养中心。

晚饭后，王建军在护士的带领下跳舞。这里是农疗基地，文娱生活比病区丰富得多。热爱运动的护士长还会教他们跳“小苹果”，并且说“等他们练好了再教太极拳。”

精神病是终生疾病，病情极易反复。对王建军的妈妈来说，她生活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农疗基地种植着玉米、葡萄等作物，整套种植流程都由病人完成，相对自由的管理让病人们恢复得更好。

但是不少恢复较好的病人回不了家，也无康复机构可去，只能继续“流放”在医院。有的患者家属杳无音信，有的被送来时就备好了遗照相框。一些年老的病人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终老。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里，诗人林莽抄录了一段波德莱尔的《仇敌》，“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雷雨给过它这样的摧毁，如今只有很少的红色的果子挂在枝头。”对知青病人来说，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很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处栖身地。

他们的前半生已经被裹挟，后半生能否免于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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