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跟踪——耿马佛洞地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顺利结束

2017年11月23日起开始揭露佛洞地遗址的第⑦文化层。截止2018年2月1日，⑦—⑧文化层出土大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动植物遗存，到⑨文化层仍旧，并且标本明显增大，掘深至4.45米尚未见底，推断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佛洞地遗址所在洞穴航拍三维地形模型

探方南壁系统采样

发掘区正投影像

发掘区⑦-L1标本绘制分布图

发掘场景

测土壤磁化率

土壤磁化率四维图

干筛剩下的装袋浮选

浮选后晾干挑选浮选物

目前，编号器物已达1644件。从标本类型上包括石制品752件、砾石3件、烧石11件（大部分出自HD1）、蚌壳396件、烧蚌5件、动物骨骼434件、骨角器4件、陶片2件、植物种子1件。其中石制品中包括石核20余件、石锤1件、石器50余件、石片200余件。从地层分布上，第⑥层又编号标本18件、第⑦层923件、第⑧层386件、第⑨层234件、用火遗迹HD1发现83件。另外，在筛选出的收集品和浮选出的重和轻浮物中还发现了大量尺寸细小的遗物和植物种子等，其具体数量目前还未完全统计。主要从2017YGFT1-1局部统计推测的初步估计，T1目前已发现遗物数万件。

第⑦—⑨层出土的动物种类初步部分鉴定已达40多种，包括脊椎动物的鱼类（鲤鱼、三角鲤、草鱼、四须鲃、鲫鱼）、两栖类（蛙、蝾螈）、爬行类（龟鳖（龟板）、鸟类（5种以上鸟类骨骼）和哺乳类（以食草类和小哺乳为主：刺猬、鼩鼱、树鼩；蝙蝠；猕猴、狒狒、 48 30858 48 14939 0 0 766 0 0:00:40 0:00:19 0:00:21 2877豪猪、竹鼠、绒鼠、松鼠、鼯鼠、仓鼠、河狸、小家鼠、黑鼠；狗、獾、猞猁；侏儒猪、鹿类和麂类、山羊、羚羊等），无脊椎动物的蚌（鱼尾楔蚌）、蚬（河蚬）和螺（钉螺滇川亚种、中国圆田螺）以及一些动物粪便。

鱼尾楔蚌

第⑦—⑨层出土的植物遗存有重大收获，发现植物果实近20种，主要包括青冈、栎、刺葵、朴、胡桃、樱属等，种子有雀麦、葡萄属等近20种；少量三七；20多种植物碳屑，包括松、牡竹、山楝、皂荚、巨竹、青钱柳、龙脑香、青冈、臭椿、香椿、朴树、胡桃、合果含笑、桦、木荷、木莲、菠萝蜜属等。出土动植物体现广谱经济特征、食性庞杂。出土遗物体现出对多种植物有着长期的利用，尤其是刺葵和葡萄，对原始园艺及农业起源研究极其重要。

第⑦—⑨层出土的文化遗物中，发现大量石制品、角制品、骨制品、蚌器及少量珍珠等。石制品中包括了石砧、石锤、锐棱砸击石锤、大型石核工具陡刃砍砸器、斜多边形陡向修理的刮削器和小型薄刃斧、锯齿刃器、凹缺器、石钻、鸟喙状器、雕刻器、原型石镞、似勒瓦娄瓦石核和石片、孔贝哇石核和石片、普通石核（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似盘状石核、柱状石核、锥状石核、西维多利亚石核和石片、勒瓦娄瓦石叶、非几何形细石器（拱状琢背细石叶、基巴拉尖状器、格拉维特细尖状器）和几何形细石器（如弓状琢背细石叶、直尖状器、双（或单）赫尔万新月状器、钝背石叶、琢背小刀、不等边型器、矩型器、斜尖状器）、砸击石核和石片等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产品及其原料、断块和碎屑，显示出石器加工场和生活区特征。直接和间接打击的多种剥坯技法的石器加工制作，大部分石片未进一步修理，采用多种预制石核技法，形成复杂的系列（单体及复合）工具，对阐述原始手工业的起源与演化特别重要。

出土石制品

部分石制品

打制骨片

骨锥（间接骨锤）

羊角

基纳（Quina）技术是由博尔德和其同事于1951年对法国南部早期莫斯特地点分析首先识别出来的，是对凸弧刃去凸而加陡的陡刃修理技术。该技术是阐述清楚所谓“和平工业”典型器物的关键，所谓“苏门答腊器”或陡刃砍砸器，就是使用该技术对巨厚石片或扁平石块多重修理变陡所产生的工具，这一技法也在60—40万年前的非洲中部森林区的桑戈工业有体现。因此，仅就“典型器物”定义“最早和平工业”则可上述到60万年前。佛洞地遗址里既有上述技术制造出的苏门答腊器和陡刃砍砸器及基纳型刮削器，又有大量的孔贝哇技术（该技术由布朗于1938年在东非中期旧石器遗址首先识别出，印尼50万年来的巴芝丹文化也有，就是石片上剥片）和西维多利亚技术（2009年南非发现并识别出的一种非勒瓦娄哇技术的预制石核技法）以及混合莫斯特技术所产生的工具而伴随勒瓦娄哇技术及原始石叶技术产品使得其成为最独特的石器工业。其具有“原始”旧石器中期特征，并沿胡焕庸线东北与下川、西施、扎赍诺尔以至北美克劳维斯文化有许多方面相似。该遗址深入研究能初步阐清早期现代人迁徙、黄种人起源等重大问题。当今智人起源至少30—50万年出现，不仅非洲、西亚、欧洲、南亚，中国亦然，或许更早。

遗址出土的基纳技术修理的陡刃砍砸器和苏门答腊器与左边非洲桑戈后重工业的单背向扁平砾石石核一致

第⑦—⑨层发现了反映古人类用火行为的巨厚灰堆，为研究当时人类已经趋向复杂化的用火行为提供了材料。最厚的灰堆厚度超过60厘米。充分说明该遗址分阶段长期用火。长期用火和巨厚灰堆，对热处理研究提供了绝佳场所。通过分方采样和系统采样，所采测年样品（炭屑28个）、浮选土样（302个）、土壤微结构样品（11个）、发掘中所采集的沉积物样品和遗迹样品（14个）以及南部剖面系统采集的古环境样品（205个，共410袋），初步达到预期目标并有重大收获。此期发掘，遗憾未见底，造成资料不完整，为此还将申请继续开展工作，以发掘见底。

烧土遗物

        高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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