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朱自清的苦恼

朱自清（1898-1948）

据说，北大中文系某老辈学者在迎新会上，告诫新入学的年轻人说，该系并不培养作家。真不知道怀着文学梦进入文学系的文艺青年，听了这话，是什么感受。偶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2000年），却感受到一个以创作见长的教授，是如何处理研究的“困扰”；因为，教授是要以研究为职志的。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以写美文著称。中学课本里，就收入过他的不止一篇散文；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荷塘月色》吧。他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与叶圣陶、俞平伯、郑振铎等为好友。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1925年起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当过系主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后人整理出版了《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但其贡献仍在白话文的创作，现代语文的推广。可以说，现代汉语，特别是散文的写作规范的建立，与朱自清的示范性的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以创作见长的作家，同时在国立大学作专任教授，就有一些专事创作的作家所没有的苦恼。任职于大学，重点是研究，这是学者的分内事；而创作，似乎并不算作教授的分内事。这也许是文人与学者的区别；集于一身，似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冲突”。

清华园里的朱自清像

1932年10月，他的同事叶石荪提出辞职。28日，文学院长冯友兰将叶事告诉他，“学生诉辞有无著作一条，闻之懔然。” “无著作”，是学生要求解聘叶氏的一个原因。面对“著作”，他似乎始终有压力。1933年8月31日：“今日心情殊沉郁（Gloomy），一念前途，慄慄危惧。”9月27日：“下午晤蒋廷黻……又谈明年可否去杨，余谓杨这一年做得尚佳，蒋答他认真是认真的，但训练太差，余为栗然。”当时他已是清华中文系的主任，人员聘任是由系主任提出的，所以时任文学院长的蒋廷黻会跟他商量人员的去留。“训练太差”，令他栗然。1934年1月6日：“改文，叶衍鑫一文讽余甚苦，感情颇激动，一面自恨学力太差，不知在此站得稳否。”这种焦虑，竟形诸噩梦。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可见其心理负担之重。1938年3月7日：“晚梁（思永）来讨论龟甲文，所费话语甚多，由此痛感学问之不足也。”8月16日：“近来时感命途多舛，今天更感无家无友之寂寞，孑然一身，自卑感油然而生。事业上不如程，学识上不如罗（常培）、陈（寅恪），尤其是陈。”1939年1月12日：“自从开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于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1943年2月4日：“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

虽然在战时，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始终强调学术研究深度的重要性。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曾在全体教职员会上讲话，坚持认为大学不应搞浮夸的学风，而应尽量招收学生。“他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学术上努力不够，而满足于虚荣。”（1939年10月22日）这样的学术气氛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作为名教授、名作家的朱自清相当努力。我们通读其日记，就会发现他读书之多之广，经常看到他列出的拟读书单。如1932年10月19日：“定习日文、英文，读诗论及批评书，又研究兴诗及读香山、放翁集，新文学书亦须读。以后须能教诗声律史，宋人讨论歌谣、杜诗、陆诗、白诗等。”除其本行如文学批评史、文学史方面的书籍外，史学方面论著也很多，郭沫若、钱穆、陈寅恪、雷海宗、冯友兰、李玄伯、胡厚宣等相当专深的论著，都在其阅读范围。1938年11月1日：“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1938年12月25日：“上午摘抄逯钦立《六义参释》。感到我的研究一向是以普通材料为依据，而向先秦书籍深入进展实属必要。”1941年11月23日：“继续读日文和《说文》，间以阅读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还要读古典著作、《日知录》或关于社会学的杂志。有时读宋诗。”1942年5月3日：“下学年前，必须研究青铜铭文与甲骨文。”1942年6月29日：“读吕（叔湘）的《中国现代语法》。在假期内必须研究一些古典著作。……必须读一多的《楚辞注译》，相信我会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的研究工作得到学术专家的肯定，他也会很高兴。如1943年1月7日，傅斯年来信称赞其《事与义》，“这真使我高兴并使我有信心做研究工作”。直到晚年，他对自己的学问进步仍有要求。1946年2月15日：“参加王瑶口试。对自己不了解情况甚烦恼。知识不扎实，年龄大，致使记忆力衰退，虽读书，但记不住要点，实在可悲。”

他在学术上的压力，也许与其同事闻一多有些关系。1939年5月19日：“下午在今甫（杨振声）家与莘田（罗常培）、今甫商谈大一国文问题。谈到关于闻的态度时，我述说我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这确实有些失态。”1942年8月29日：“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1942年11月21日：“下午（叶圣）陶来谈‘通俗古典’编辑计划，一多意见颇不实际，然余亦未表反对，仅谓非所专长。”1943年6月9日：“晚参加聚餐会。今甫讲山水画……一多作主席，发表了独断的意见……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1943年8月15日：“自闻之孩子处得知闻对我选的初中教科书里的新诗很轻视（原话是‘瞧不起’），莫此为甚！”

聘人事，本是系主任的事，但闻一多似常常插手。如闻一多不经系主任朱自清，直接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1937年5月6日）。1939年5月4日：“樊（达羽）谓一多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让杨遇夫回来……我不想固执己见，但对一多的做法颇感不快。他应事先与我商议。”作为同事，或许闻一多作法也颇霸道。如1943年5月19日：“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1943年8月11日：“晚冯来，对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但总的来说，朱对闻相当克制。1943年11月17日：“我在冯（至）家茶会上批评了一多的文章，颇后悔，今后宜克制。”对闻的学问也相当佩服。1945年9月17日：“上午访一多，未晤。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资料丰富，很受启发。”朱自清为人之忠厚，我们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常常责备自己太软弱。但同事眼中，他是“老实人”。1945年5月7日：“下午正之（吴有训）来，谓余需注意言语，又以老实称余。”作为清华的老人，他两次任中文系主任，同时还曾任清华评议会九人委员之一，在在说明了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位置。病故后，因其拒领美国面粉而获得高度评价，但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政治并不真关心。

常听到一句话，叫“学者型作家”。说型，也许还可以；学者与作者合二为一，其实是不易的。据说，当年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也并不理想。鲁迅之辞去教职，当专业的作家，实在是明智之举。　　

本文刊2016年12月17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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