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的重量 | 默音
2020年的夏天，我买了iPad Pro，为的是手写改稿，也想着说不定可以画画玩儿。前者大有必要。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写好的稿子放一放，重新审视，自会生出对字句的细微调整。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看，不过，在出版社从事几年编辑的经验告诉我，手写在纸样或电子版改稿，更加直接和便捷，换一个介质，也能让眼睛意识到之前忽略的问题。
至于画画，“新玩具”刚到手，我跟着网上的视频画了一幅水彩效果的画，感到虽然省却了摊开颜料纸笔和清洗善后的麻烦，但数码毕竟是数码，最直接的体验就是，iPencil在屏幕上打滑，很难控制。后来看到大卫·霍克尼谈论数码绘画，说，就像在玻璃上画。
大卫·霍克尼并不嫌弃“玻璃”介质，用数码画了不少画，且神奇地衔接上他一贯的创作风格。
虽然不像大师那么善用工具，但iPad毕竟便利，我没事就画两笔。尤其在写小说不太顺利的日子，画一幅小画，写几句随感，仿佛至少完成了什么。社交网络反过来推动了画画的热情，因为有朋友表示，喜欢这些涂鸦。当然并不是指画得好，业余爱好者的创作和专业的插画家没法比，多上网看看就知道，外面的天有多高。就像智能手机让摄影变得毫无门槛，不专业不影响拍照热情，数码绘画同样让画画成了随手可得的表达途径，和文字相比，画笔有它抽象又启发观者想象的一面。总之，我画得开心，朋友们看得愉快，其间有不着痕迹的交流。
作者手绘
最近对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前期的文人轶事感兴趣，陆续读了些书。其中有两名女子的形象不时闪现，又悄然被更大的叙事主线湮没。
一个是尾竹一枝，婚后从夫姓，变成了富本一枝。她的丈夫富本宪吉是“人间国宝”，著名的陶艺家。另一个是长沼智惠子，婚后改名为高村智惠子。她的丈夫高村光太郎是诗人、雕刻家。由于高村光太郎的《智惠子抄》，智惠子的形象不仅在日本，乃至在海外也深入人心，他的诗与随笔让两人的恋爱与婚姻成了某种神话，智惠子最终疯狂和死去，更给这段故事画上哀婉的句点。读到智惠子的传记之前，我先读了黑泽亚里子的《女人的首级：逆光的〈智惠子抄〉》，或许是先入为主，总觉得高村光太郎留下的叙述毕竟是单方面的，他提到婚姻对智惠子的磨损，但那是在智惠子去世后，属于“后见之明”。
一枝和智惠子有许多共同点。她们都曾是画画的人，也都为《青鞜》画过封面。在谈到《青鞜》是一本怎样的杂志之前，有必要先从两位女子的成长历程说起。
长沼智惠子生于1886年（明治19年），是福岛一家酒造的长女。尾竹一枝比她小七岁，于1893年生于富山。她俩在各自的家庭都是长女，也就寄托了家人的诸多希冀。尾竹家的爸爸与叔叔们是著名的日本画家“尾竹三兄弟”，因此一枝从小被要求临摹旧书上的画，可以说打下了绘画方面的“童子功”。1901年富山大火，一枝跟着父母迁居东京，后来又去了大阪。
1903年，17岁的智惠子离开故乡，就读东京的日本女子大学校。该校是日本女子大学的前身，按照当时的学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但并非大学，而是专门学校（要到1948年才改为大学）。为了说服父母让自己离家，智惠子费了不少功夫，高中时代教过她、在日本女子大学校念书的老师也帮忙写了许多封劝说信。为了宽慰父母，终于去了东京的智惠子在预科结束后念的是家政科。
和智惠子同岁的平塚明也在这一年进入日本女子大学校，她的父亲是会计检察院的官员，父母都对教育十分热心。平塚明是三姐妹中的老幺，小时候身体不好，格外受宠。因为之前就读的学校获得的学历认可不同，平塚明不需要再念一年预科，直接就读家政科，成了智惠子的学姐。
在校期间的智惠子很少与人交际，显得特立独行。她不像其他女生一样熨烫作为制服的袴（裙裤），直接把褶子缝起来，还用颜料画了腰带。她在学校接触到西方画，立即沉浸其中，毕业后也不愿回老家，在中村不折的太平洋画会研究所学画。
1908年，智惠子毕业后的第二年，报纸上登载了平塚明和夏目漱石的弟子、有妇之夫森田草平的殉情未遂事件。有关该事件，森田草平写过小说《煤烟》，因此常被称作“煤烟事件”，平塚明后来也以笔名“平塚雷鸟”写过回忆录。被虚构和非虚构文体包裹的事件本身只能说是“青春的躁动”，一心追求精神高蹈的年轻女性拉着一个人陪自己赴死。总之两人没死成，倒是成了丑闻的主角，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后续。
当时和平塚家的母亲一起去接回平塚明的，是比明大四岁的生田长江。他是英语教师，曾和森田草平等人一起办“闺秀文学会”。起初，明就是因为去听讲，在那里认识了森田草平。生田长江可能感到对此事负有责任，后来十分关心明。正是在他的建议下，1911年（明治44年），明和同伴们决定办一本由女性主创的杂志。《青鞜》这一名字也是生田长江的创意，来自伦敦蒙塔古夫人发起的沙龙“蓝袜社”。
《青鞜》的创刊资金来自平塚明的母亲，动用了明的嫁妆。另一名从创刊就参与各项事务的保持研是明的姐姐的好友，曾患有肺结核，在茅之崎的一家医院疗养三年，逃离了生死线。因为病情，她毕业比明晚，找工作期间住在明的家里。六月的发起集会上，五个人有四个是日本女子大学校的毕业生。她们定下分头约稿，明决定找素有画名的智惠子来画封面。
智惠子此时25岁，她毕业后不再穿袴，形貌仍有些特异。明回忆道：“当时的智惠子，敞着和服的后领，拖着长长的裙摆，头发随意一扎，刘海悬在额上，走路的时候累累赘赘的，有些不自然地引人注意。”
智惠子为《青鞜》创刊号画的女子侧影（上图）一直被认为是希腊风格的演绎，直到近年的研究才发现，她的画有原型，模仿了奥地利画家约瑟夫·恩格尔哈特（Josef Engelhart,1864—1941）在1904年为圣路易斯世博会设计的亚瑟王传说拼木画的局部。在那个时代，其他同人杂志如创刊于1910年的《白桦》封面也常模仿国外画家的作品，创作者们的原创意识并不那么强。
1911年9月发行的《青鞜》创刊号定价两角五分（另收邮费一分五厘），读者可以选择预订四个月或更久。这一期收入了平塚雷鸟（平塚明）堪称石破天惊的创刊词，题为《元始女性是太阳》。多年后，雷鸟的回忆录也用了同一个标题。杂志的末尾印有十二条青鞜社概则，第一条就是：“本社谋求女流文学的发达，目的是发挥各自天赋的特性，他日产生女流的天才。”
秋天，日本画家尾竹竹坡位于东京的家中收到一张来自《青鞜》的订阅明信片。竹坡是一枝的叔叔。去年春天，一枝离开大阪来到东京，就读女子美术学校，很快因为与舍监发生冲突而退学，寓居叔叔家，每天就是做家务。她有画画的才能，但内心与日本画的表现并不契合，念书的时候曾写信给家里，说想要转到西洋画学科。
对一枝来说，《青鞜》就像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她求婶婶订《青鞜》，然而婶婶像是忘了此事。她以为没有接到通知的人无法订阅，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友人小林哥津告诉她，自己加入了《青鞜》会员，你也加入吧。她这才搞懂了会员订阅是怎么一回事，赶忙冲到书店，不巧的是书店卖完了，便和店家约定从下一期开始订。她给杂志社写去絮絮叨叨的长信，讲了这番经过。“我下个月终于能读到《青鞜》，成为一名女伙伴。这样我就算是加入了青鞜社吧？每个月订，就等于是入社吧？”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刚回到大阪的父母家，随信还附上了回信费。对平塚明来说，这是一封怪人的来信。此后每一期杂志出刊，一枝都写信谈论感想。署名变来变去，最后固定在“红吉”，那将是她在《青鞜》的笔名。
1912年，19岁的一枝开始为《青鞜》写稿。她去采访了将《玩偶之家》搬上舞台的剧作家岛村抱月和女演员松井须磨子，也写了一些诗歌和随笔。身材高挑、穿男装的一枝有着画家落拓不羁的姿态，她几乎是在和平塚明见面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出超越友情的热情。平塚明也给出感情上的回应，称她为“我的少年”。
将会走入智惠子和一枝的生活的男性们此时又在做什么呢？雕塑家高村光云的长子高村光太郎经历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游历，于1909年也就是他26岁那年回国。他参与了《白桦》创刊，翻译了罗丹的语录。对于将西方的艺术潮流引介到日本，“白桦派”功不可没，一大批有志于文学艺术的青年正是从《白桦》杂志及其办的一系列展览知道了梵高和莫奈等人的作品。当时的一些展品不过是印刷品装框，即便如此，也给年轻人们带来新鲜的冲击。
光太郎虽然有艺术方面的视野和创造力，但他本身的生活是困顿的。他不肯走父亲铺好的道路，在神田开了日本最初的画廊“瑯玕洞”，陆续为画家们办展，由于经营不善，仅一年便陷入赤字。
1911年1月，智惠子读到刊于《昴》的高村光太郎的诗，《根付之国》，深受打动。她听说光太郎将画廊转手后去北海道从事农业，再次失败，又回到东京。她一直想见一下这位创作者，便托朋友介绍，拜访了光太郎的画室。那是在1911年的年末，介绍人也带了由智惠子绘制封面的《青鞜》给光太郎。
通过《青鞜》，不善交际的智惠子有了一些与外部世界的交集。执笔群中，田村俊子是早已成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主题常是男女爱憎，有时笔触大胆地跳到同性情感。俊子和智惠子很快成为出双入对的好友，俊子的若干则短篇小说与智惠子有关。智惠子留下的文字太少，关于她的心境，后人缺少推测的依据。也是透过俊子的笔，我们得以看到智惠子的轨迹，她拒绝了父母安排的婚约，几乎是义无反顾地走入了光太郎的生活。
富本宪吉生于奈良安堵村的地主家庭，在东京美术学校念建筑和室内装饰，自费留学英国。他回国是在1910年，彼时24岁。与伯纳德·李奇结识后，受其影响，他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
在1912年的节点上，光太郎、宪吉、智惠子，各自都在对艺术的摸索阶段。19岁的红吉（一枝）已然跨入了画家的行列，她以屏风画《陶器》参加第十二次巽画会，获得三等奖。巽画会的评委有镝木清方等人，是日本画界相当正式的选评会。《朝日新闻》等报纸用“天才少女画家”称呼红吉，可见她当时的名声之盛。
平塚雷鸟（明）当然不会浪费身边的创作者，提出让红吉为《青鞜》画封面，红吉拿不定主意，去拜访富本宪吉，商量该怎么画。这次见面，从宪吉的角度，是一见钟情；红吉的心思全在雷鸟身上，显得“不解风情”。最终由红吉绘制的封面《太阳与壶》（下图），明显有宪吉的审美影响。
如果在不同的时代，或是不同的国家，红吉或许不会成为世间瞩目的焦点。她后来被媒体大肆攻击，主要因为两件事，“五色酒事件”“吉原登楼”。1912年6月底，俊子的纸人偶和智惠子的绘团扇在此时已易主的瑯玕洞办联展，红吉和同伴们去看展，归程路过餐厅兼酒吧“鸿之巢”，问店主是否愿意在《青鞜》登广告。店主痛快地答应了，请她们喝鸡尾酒。按一贯的习惯，红吉洋洋洒洒地写了对五色酒的感想。这件事如果放在现代，简直不值一提，在当时则立即成了媒体攻击的对象。至于吉原事件，起因是叔叔竹坡出于让画家胚子多历练的心情，花钱请红吉和伙伴们去吉原吃喝了一回，有艺伎作陪。五色酒之后是吉原，无异于捅了媒体的马蜂窝。《青鞜》内部对此也产生了意见分歧，保持研在编辑后记中写道：“听说你们三个去了吉原。你们可真是毅然做了残酷的游戏啊。”在吉原，女性是消费品，可以说，对红吉此举带有的剥削性，保持研做出了正直的回应。仍然是保持研，在红吉后来罹患肺病到茅之崎的医院疗养时，尽心尽力地加以照护。因此，虽然年龄只差那么几岁，红吉亲切地喊她“阿姨”。
五色酒与吉原事件如同连锁反应，大小报刊开始写雷鸟和红吉的绯闻。此前《青鞜》毫无保留谈论个人情感的编辑后记，自然成了话柄。红吉退出《青鞜》，与这一连串的事不无关系，不过更要紧的原因是雷鸟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奥村博史，如果再谈雷鸟的感情故事，未免太长，在此收住。
《青鞜》最终于1916年停刊，共发行52期。后期封面主要用了奥村博史的画，仅在前两年留下了智惠子和红吉的笔触。智惠子的两幅封面在多期出现，一幅女子侧影，一幅铃兰（上图）。红吉的封面也是两幅：太阳与壶（1912年4月号），亚当与夏娃（1913年1月号—11月号，下图），后者绘于她退社后。相比之下，红吉的作品显然更有艺术性，更成熟。耐人寻味的是，她俩对绘画的态度截然不同。智惠子长期苦于创作，一直想成为画家。红吉在1913年再度入围巽画会，屏风画《枇杷》售价高达三百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薪约五十日元）。她本质上是个文学青年，用这笔钱办了戏剧杂志《番红花》，该杂志只持续了六期。宪吉在美术方面给了《番红花》许多支持，1914年10月，俩人结婚。宪吉28岁，红吉，这时该叫作一枝，21岁。同一年，28岁的智惠子和31岁的光太郎结婚（没有入籍）。
艺术家伴侣之间究竟是相克还是相生？对此，每个人在婚姻中有其极为个人的或许不足为外人道的体验。作为在二十世纪初接受过高等教育、本身也是创作者的女性，一枝和智惠子本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道路，奇异的是，外放的一枝和内敛的智惠子，在婚后都扮演了某种绝对从属的角色。一枝是强悍的，她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些年里保持着思想的独立，不仅没有像雷鸟等人那样陷入军国主义的狂潮，还因为捐款给共产党而被捕。她抚养了三个孩子，向他们倾注了大量的爱。此外，在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被她独特的光彩吸引的女性。战后，她以一种毅然的姿态和宪吉分居。宪吉以陶艺家的身份成了“人间国宝”，熟悉他和一枝的人都说，他的成功离不开一枝，曾经有多少次，他在开窑后让一枝看作品，只要她表示不满意，他就毫不留情地把那批陶器毁掉。
智惠子则在漫长的内耗中迎来了疯狂。父亲的死、娘家的破产、兄弟们的潦倒，和光太郎的生活的贫穷，一件件一桩桩对她的身体和神经造成了磨损。她在46岁那年自杀未遂，其后开始出现精神分裂征兆。在疗养院的最后阶段，她留下了一千多件纸绘作品。1938年，她死于粟粒性结核，终年52岁。今天我们谈起智惠子，除了光太郎的诗，也绕不开那些有着奇异宁静氛围的纸绘。那是她内心压抑多年的创作欲最终找到的出口。
一枝的晚年并不富裕。她办童书出版，在商业上仍是失败的，此外还参与女性运动，为《美的生活手帖》（后来的《生活手帖》）写童话。1966年，她死于肝癌，终年73岁。临终前在报纸的专栏文章署名“红”，仿佛是名叫红吉的“少年”隔着遥远时光的回眸。她去世六年后，生活手帖社出版了她的童话集，《妈妈读给孩子听的故事》。不论过去多少年，人们说起她，仍绕不开“青鞜的女人”这一标签。她鲜烈的一生留下的烙印，仿佛更多地浓缩在十九岁那年。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皆可表达”的年代，有电子产品作为辅助，甚至可以摆脱画画必须的桎梏：光线和空间。曾经，画画是奢侈的，你需要大块的完整白天，还需要可以摊开纸笔颜料的一处地方。现在，只要打开iPad，随时随地，哪怕在旅途中，都可以画画。我庆幸自己是个现代人，哪怕笔法幼稚，也可以用线条和色彩作为文字之外的情绪表达，同时我忍不住为那些曾经出色却终于湮没在时间中的女性感到惆怅，她们本该留下更多的痕迹。
说到底，笔，无论是用于写作还是作画，既轻又重，因为当执笔者是女性，那上面往往还承载着生活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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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笔会文粹《我也浮过生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