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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正朔——吴湖帆的传统观

2016-01-01 徐建融 文汇笔会

吴湖帆《峒关蒲雪图》

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3月13日在上海博物馆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者奇,阳者正,“奇正相生,其用无穷”。形而下于中国画的传统,亦有奇正之分,如鸟之双翼,合则并美,离则两伤。

1935年,吴湖帆先生在《正论·特刊》上发表了《对于现代中国画之感想》一文,明确表示自上古两汉以还,“风声所播,人才辈出,而画学为之大昌,即今世界共同重视之中国唐宋画是也。其所以有此盛况者,盖因在上者提倡之力,在下者研究之精,故能光大含弘,迈进不已,而造成千百年来中国画学之整个地位与价值耳”。而自元而迄于明清,虽有诸多派别,尤以“文人派”为主流,“终不能挽回国画于衰落之途,求如唐宋时代之聚精会神,辉煌灿烂者,不可复得矣。……中国国画之衰落,其原因虽极复杂,然要而言之,则明清以来,派别太多,实为原因之最大且最著者”。

概而言之,则以唐宋为“写实派”、“作家派”,明清为“写意派”、“文人派”。实则公,公则一,意则私,私则万殊,“本不容混为一谈”而各有正、奇之妙。但“文人派”中“讲究规矩法度者,固不乏人,而不拘绳墨,机杼从心者,亦不在少数”。而“不拘绳墨”既有创新之功,亦有荒疏法度之弊;“讲究规矩法度”既有保守之弊,亦有“博学于文”、“术业专精”之功。所以两害相较取其小,两利相较取其大,“作家派”者“当然居国画学上最重要之地位,凡一切之伟大发展,能造成文化上之价值者,俱为此派心血之结晶,亦即吾人所兢兢奋勉,冀能维持于不敝者”。这一传统观,在当时文人写意画风漫天下至于“荒谬绝伦”(傅抱石语)的形势下,可谓振聋发聩的大雅正声。文中还讲到西洋画的传入对中国画传统的影响,这里不作展开。

在吴湖帆看来,传统的衰落,主要原因在于弘扬传统者没有对于传统的正确认识;而传统的弘扬,在根本上便取决于弘扬传统者首先需要有对于传统的正确认识。然而,在《吴湖帆日记》中多次提到,并世以弘扬传统自任的画家夥矣,而真正懂得传统的世不三四人!遂使他愈生“情寄吴梅,香冷春怀抱;梦回芳草,绿遍旧池塘”的寂寞悲凉之感!

这真正懂得传统的三四家又是谁呢?他没有说。以我之见,除他本人之外,应该还有张大千、谢稚柳。张大千曾直言自晋唐宋元而明清的“一部中国绘画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活力的衰退史”,并明确表示以“石涛的野战”为代表的文人画不可普遍推广,唐宋的画家画才是画学的“正宗大道”;谢稚柳先生也反复表示:唐宋绘画是“传统的先进典范”,是浩瀚的“江海”,而明清传统不过是“池沼的一角”,“萎蘼地拖延了五六百年”。

这一切,当然并不是说石涛不好,文人写意画不好,而只是说,作为奇文化的文人写意画,只适宜作特殊的推广,而不适宜作“家家石涛、人人清湘”的普遍推广。还有一个是吴湖帆当时还不太熟悉的潘天寿。潘先生多次讲到,中国画的传统有二,一为注重“规矩法则”和“功力”的“以平(正)胜”,一为“忽于规矩法则”而讲“才力”的“以奇胜”。尽管潘先生本人“以奇胜”并达到了“登峰造极”,但他认为这只是“票友的性质”而不能视作画学的“科班”。

然而,当时画坛上所认识的传统的不二法门,恰恰是明清的文人写意,甚至把敦煌的壁画视作是“工匠的水陆画”,把宋画贬作“只有工艺的价值,没有艺术的价值”,翁松禅的逸笔木石才是高雅传统的范例,等等。甚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论到中国画的传统,也仅止于以传承明清文人写意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家为代表。而吴湖帆本人,则被认为不过是20世纪的三流画家!

对传统的这一偏颇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民国,而始于明末。针对当时文人程式画(正统派)、文人写意画(野逸派)的沛然而兴并取代画家画的现状,李日华、顾炎武等都曾试图力挽狂澜,认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尽废“法度”,“古人之意亡矣”;“真工实能之迹尽充下驷,此亦千古不平之案!”但江河日下,文人们凭借了作为“画外功夫”的强大话语权,使执正驭奇的传统观趋于式微,执奇斥正的传统观则恣肆汪洋。维新后更出现了将传统绘画区别为“封建性、贵族性的糟粕”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的论说。

与笼而统之的传统观相关,吴湖帆还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传统观:“羊毫盛行而书学亡,画则随之;生宣纸盛行而画学亡,书则随之。”虽然,石涛在生宣纸上挥洒淋漓,神化而超妙,但“后学风靡从之,遂不复可问矣”!显然,这里所讲的还是奇和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出身于世代诗礼簪缨之家的吴湖帆,深知传统文化的奇正之辨。尽管他也十分欣赏奇文化包括石涛,但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则是更倾向于正文化的。这,从他的人品、画品、书品乃至藏品,概可以反映出来,清真平和,堂皇典丽,一片雍穆气象,而绝去怪力乱神、狂肆怒张的酸颓落拓。

论他的人品,他的一生也颇多挫折,接二连三的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一点不比那些野逸派画家所遭际者轻微。再加上他的禀性,又是一贯地高高在上、不甘人下。然而,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愤世嫉俗,而依然恪守温良恭俭让的准则宠辱不惊。

论他的画品,虽由董其昌、四王的文人程式画起手入门,但却以眼界之富,见识之高,不为所囿,进而取法唐寅、赵孟頫、郭熙等人刻画周密的画风自成一格。堂堂正正的千岩万壑、云泉掩映,严重恪勤的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心平气和的惨淡经营、勾皴点染,气象高森的水墨丹青、金碧辉煌,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高华韵致,温文尔雅,足以使作者和观者愁烦中具洒脱襟怀,满抱皆春风和气,暗昧处见光明世界,此心即晴空青天,从而涵养人们对于美好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化解人与社会的不和谐。

无疑,对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传统的弘扬,我们需要纵逸写意的奇崛风格,但更需要而且应该大力提倡、普遍推广的,还是吴湖帆那样温柔敦厚的艺术风尚。

1949年春,吴湖帆因有慨于“唐人画派,凡有清三百年来无问津者”,而以传董其昌本拟杨昇《峒关蒲雪图》,并题诗云:“唐人画几无真迹,绢八百年将失魄。幸有峒关蒲雪图,香光传写杨昇笔。漫施朱粉堆金碧,枫叶芦花秋瑟瑟。正恐天昏地黑间,霎时锦绣江山出。”所谓“天昏地黑”,是指当时画坛上弥漫的石涛画风,“黑团团中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对石涛的盲目仿效,一时形成如陆俨少先生后来所指出的“好处学不到,反而中了他的病,把他的习气染到自己的身上”。而“锦绣江山”,则是指唐宋画派堂皇恢宏的正脉所在。

吴湖帆自知,以他对传统的先知先觉,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身居东南画坛的盟主、负画学中兴之厚望,自己的艺术主张事实上也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因此而作“待五百年后人论定”之想。然而,在他过世五十年后的今天,在比之其生前时代更强大的阻力干扰下,晋唐宋元的绘画传统作为中国画传统的大雅正朔,便赢得了越来越多圈内外,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认同和热情追捧。由这一现象足以预见,明确了奇正所对应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不容混为一谈”的不同方向,对于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和继承、弘扬,一定将揭开新的篇章。同时,也为自己和吴元京兄(吴湖帆裔孙)、戴小京兄、高杰清兄等三十多年来“不合时宜”地坚持推崇吴湖帆的学术和艺术所做出的微薄努力,感到“吾道不孤”的些许欣慰。

写于上海博物馆“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开幕之际

本文刊于201611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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