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谁给了他胆子“雪地喊冤”？解密吃得苦中苦的毛振华
1979年的某个大早，天色泛白。毛振华的父亲母亲，用一扁担，挑着行李，把还没成年的毛振华送到河岸边，再看着他上船。
那是毛振华第一次离开老家，洞庭湖北岸，长江以南的狭长水乡——湖北石首市，也是方圆几十里第一个考上知名大学的小孩。
壹
坐了20个小时的船，又换了车，15岁的毛振华，来到了河的对头，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
毛振华读的是武大经济系。
可以说运气，也可以说是注定。开学没多久，毛振华很快发现，经济系是武汉大学最热门的，并且是分最高的一个系。
毛振华每日醒来，都被一股兴奋劲给灌满了。这个村里娃娃，进了武大，才知道有抽水马桶这玩意，图书馆可以有那么多书，老师是用普通话教书的。
他是经济系里，年纪最小的那几个。大学四年，吃饭睡觉之外，他几乎都在读书。太阳就要落下，一日就要过去，抓不紧就要溜走。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一直缠绕着他。
贰
毕业后，毛振华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机关。毛振华先是在统计局，干了一年多，就和数据打交道。
后来去了湖北省委调查研究室。
在研究室，毛振华办公靠一路小跑，左拿手机，右接座机，一天打几十个电话，甚至上百个。写文章连夜连周地熬，一字一句地审。写不好，重来。写得好，再来一篇。工作时间，朝不九晚不五，24小时待命。
人聪明，又吃得了苦，这个时不我待的年轻人，很快就熬出了头。毛振华先去了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后来到了国务院研究室。从南方写到了首都北京，坐进了中南海办公室。
在那段时间里，毛振华一年提拔一级，从科级到处级，全是破格提拔的。24岁做了副处长，26岁升为处长。
一切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日子顺利又前进。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到了中南海的毛振华，会继续往上走。
叁
当上处长的那一年年初，北京的雪还没化。也就是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坐着专列，从北京一路南下。
这一趟的南巡讲话，就像往毛振华脑门上那么一戳。戳醒了他。毛振华不当处长了。他辞掉了国务院研究院的职务，选择了“下海”做生意，也成了后来的载入史册的“92”派。
尽管当时的毛振华不以为然，也没有破釜沉舟的感觉，就觉得，不过是换了一份工作而已。后来再看，那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精神抖擞的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取消了“计划经济学”课程；中央党校为1000名党员开办了股票讲座；北京大学把旧教学楼改成写字楼租了出去；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上海股票股票公司达到4000家，有价证券总额超过100亿。
在这一年，毛振华办了一家名为中诚信的公司，成为1992年全国新成立的22.6万家新公司里的其中一家。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做信用评级的。
毛振华去登记这个公司，才发现工商局根本没有这个行业。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有信用评级这东西。不给批，也批不了。
那时候，中国政府做事，老说要遵循国际惯例。毛振华在调查研究室的那几年，没白呆。他特地写了一份长报告，从国内发展需要写到学习国际惯例，递给顶上领导。说要中国搞市场，需要这个行业，这个事情是国际惯例。
领导一看，有理有据，不好反驳，最后给批了。再提起，毛振华才憨笑说，我们说国际惯例有这个事情，但国际惯例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起头的第一年，毛振华就在跑断腿和磨嘴皮子中，一步一个难，开始了他的创业。好不容易拿到了公司执照，终于可以给要发行债券的公司评级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内根本没有债券，谁也不需要评级。
毛振华要做的事情，从给公司评级，变成了怎么样让中国有债券。
北京的冬天，冻煞人。毛振华就骑着一辆自行车，眉毛都挂了霜，在京城城区的各个部委、机关，一趟一趟跑。也往老朋友老同学家里窜。和大家解释这个连工商局都没有收录的行业。
毛振华知道，债券市场不是一天就起来的。一开始评级做不起来，毛振华就先做公司改制、公司融资的一些咨询服务。一边做，一边等。
事实上，中诚信不仅仅是第一个做评级的，也是中国第一个做财务顾问的。当时国有企业要改制上市，几乎都经了中诚信的手，经了毛振华这边。国内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都纷纷入股了中诚信。
对了路子，中诚信发展得很快。短短两年时间，中诚信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人规模。西苑小了，搬到友谊宾馆。后来，宾馆后头的公寓也一并租过来用。很快又挤不下了，整个中诚信又挪到了占地面积5千多平的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肆
公司大了，毛振华也经历了几次难事。
一次是公司差点容不下毛振华，一次是被“双规”了。好在这两次都有惊无险，毛振华没有问题。之后，中诚信的资本，一下子从2000万元，翻到8000万元。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试水中国市场，也入股了中诚信。
2007年，毛振华宣布退居中诚信幕后，不做职业商人。转型做了大学老师、学者、投资人。
2017年，毛振华再一次回到武大。5年前他捐赠5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的“振华楼”在这一天交付使用。他的成功并没有止步于商业上的成就。此后他逐步淡出商业，选择以教育为志业，回归校园。
他属于开创型人物，他的每一次选择皆做得佼佼，但每每总是在高处将至时陡然反转，重启新路，令人称奇。 “这笔捐赠是当时我们家族史上最大的一笔开支，为完成这一承诺，他们（注：即毛振华的夫人及他的两位弟弟）做了很大的努力，甚至改变了原来的商业和生活规划。”在“振华楼”交付使用的揭幕仪式上，毛振华说，“我感恩武大人文精神对我的教育，感恩文史哲的老师们。今天我有机会做一点事来表达我的敬意，是我的荣幸。”
当意气风发的珞珈少年被岁月雕刻打磨成荣辱不惊的浩然须眉，毛振华轻舒了一口气：“我总算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伍
从政、经商、治学——毛振华的每一次转型，在他自己看来，都不是“临渊一跃”的被迫式改变，反而更像一条路走到了三岔口，他拐了个弯而已。它们于他都只是“谋生的方式”，惟一的不同，只是碰巧这些用来谋生的方式也是他喜欢做的。
“那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经历，背后也没有多么大的理想在支撑。我是随遇而安的，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毛振华淡淡地说，“就是做公益也是如此。我没有说把家都卖了，把公司卖了，作出多么大的牺牲去做这件事。我不觉得用一个人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来换取（做公益的效果）是值得的，那种苦行僧的方式，我觉得没必要。我做不到，但我不否认有更高尚的人可以。我只是个平凡的人，我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我听从内心的引导，有机会就去做。”
不赞成用“苦行僧”的方式生活，但毛振华也没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凡事追求享受。他和朋友一起去美国接念书的孩子，朋友选了头等舱，毛振华坐经济舱；从美国回来时，他自己坐经济舱，也让儿子毛赛坐经济舱。于是有人说，毛振华小气。
“一个往返头等舱八、九万块钱，经济舱只要一万多块钱。我有这个（坐头等舱的）钱，可孩子会怎么想？他会觉得钱就该这么花。” 毛振华希望通过身体力行，让儿子养成“把钱用在刀刃上”的习惯。
对儿子的影响不仅止于此。2006年，毛振华成为海惠·小母牛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全球扶贫联盟成员，海惠·小母牛长期致力于在国内通过发展养殖业等项目，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最终实现自力更生。
毛振华不仅为机构出钱出力，他还把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汪潮涌拉来做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他把儿子毛赛也带到了海惠·小母牛在四川组织的公益活动现场，让他在那里做了三个星期的志愿者。
“我参加过许多慈善机构，但小母牛让我真正看到了改变。它不仅仅是靠发一本书、教教英语、发点钱来做慈善，而是把一种观念和爱的传承延续了下去。”毛赛后来回忆当年在汶川和北川做志愿者的经历时，感慨海惠·小母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跟我说他们的孩子参加了小母牛后，改变了很多。我觉得我的小孩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他们从小就接触、感受这些东西。”毛振华很满意他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们培养出的良好心态以及理性的财富价值观，“我做公益的时候，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他们也很喜欢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毛振华说，“我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我想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也就差不多了。”
因了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毛振华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他亦由此担起了家族的责任。家族中有人要盖房子，毛振华出手帮助；有人考上了大学但家里交不起学费，毛振华帮忙给交。
“但即便如此，我也给不了他们很多东西。”毛振华说，“那些事其实花的钱很少，因为农村的教育不够好，许多孩子考不出去，很小的年纪就辍学出去打工了，所以，我想着应该回馈教育。”
2007年，毛振华和他的两位兄弟，向母校长山小学捐款300万，用于改扩建校舍。毛振华的母亲彭惠芳曾在这所小学教过书，新校舍落成后，长山小学更名为惠芳小学。
按他的原意，他向武汉大学捐资共建的那幢楼，本想以母亲之名命名，一则表达对教师这个群体的感恩，二则表达他像爱他母亲一样爱着他的母校。但考虑到他的名字有振兴中华之意，对学生能够起到更好的激励作用，他最终理解和接受了“振华楼”这个命名。
“我的名字放置在大楼的外墙上，就像我每天站在这里，向我尊敬的老师们、向我伟大的母校、向母校的人文学科、向母校散发出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致以感恩的敬礼。”在振华楼启用仪式上，毛振华的致辞令人动容，那是他发自内心的谦卑。
原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而2018年年初，一个视频流出，再次把毛振华送到头条。他穿着一身白羽绒服，站在东北雪地里，指控亚布力管委会非法侵占土地、强买强卖干扰企业经营。22年里，花了22亿，一无所获，反被人欺。
如今又是一年冬天。
综合自中国慈善家 猎云网
编辑&设计：郭超
校对：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