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

1918 年 11 月 7 日，一位老者与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三天后，这位问话的老者选择了自杀，那位坚信世界会变好的儿子后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今天民国系列第三期（前两期分别为李叔同和萧红，见文末的精彩回顾），我们再读这位 20 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的思想家——梁漱溟。

父亲梁济的去世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影响，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父亲的自杀对也想过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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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期的梁漱溟

清光绪十九年（ 1893 年 ），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朝宗室（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父亲梁济为清朝举人，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

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梁漱溟 6 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8 岁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13 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便是梁漱溟的最高学历。

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并不是国学教育，相反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入的是西式学堂，学的是近代科学课程，同时时常阅读《启蒙画报》等。

1912 年，梁漱溟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同年，由于对人生的迷茫，心理上的痛苦，他开始读佛典。梁漱溟阅读了大量佛学与印度文化的书籍，23 岁时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这篇文章，邀请梁漱溟到北大担任哲学讲师，梁漱溟因此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坛。

然而就在第二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数次出世入世摇摆不定的梁漱溟终于决心入世，推崇儒学，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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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生

在北大待了 7 年后，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他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 1924 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终止，但思想体系日臻成熟。

梁漱溟曾回忆与当时一些军阀的交往，这些军阀不仅请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他们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1924 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 5 次。每次，冯都到场陪着听。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曾请两位老先生给他讲《左传》。

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 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 500 元。后来因为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了顾问的职务。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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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梁漱溟在重庆

四十年代，梁漱溟力主和平。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他多次说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启超比他年长二十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同时，梁漱溟多次说到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曾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后来银行家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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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梁漱溟在会议上

梁漱溟曾与毛泽东有一段来往，两人 1918 年在北京大学时就已相识，但那时只是点头之交。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在 1953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曾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发表的对于乡村与城市的激烈观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但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向来有牛脾气，因此会上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但自从那次激烈的冲突之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就中断了。那以后，在公开场合见面时，两人只是匆匆地握一下手，说一两句话。

三十年后，90 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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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 月，梁漱溟即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红卫兵抄家时，将他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漱溟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后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

197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在“四人帮”猖獗时，梁漱溟仍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在文革中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梁漱溟并没有发牢骚。他在经历一次次的政治批判后，仍能做到心平气和，甚至趁着空闲在屋外打太极拳，全然没有把对他的批判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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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梁漱溟 20 岁那年想“出家”，被劝止后就改为吃素，坚持素食 70 余年。即使参加国宴时亦不进肉食，有一次毛泽东走到他饭桌旁由衷地说道：“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 95 岁。

去世前，他曾接受一位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梁漱溟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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