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正经的人，最深情
2018005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曾有这么一段话：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如此“不正经”的文字，出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之口。但他又深情如此，在同一本散文集中说：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我想，清初文学家张岱的这句话说，放在汪曾祺身上再合适不过。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谈到汪曾祺的“恶习”，得从他的父亲汪菊生说起。
在江苏高邮，汪家大院很有名气。曾做过运动员的父亲喜欢喝酒，每次饮酒常会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点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所以不满 20 岁的汪曾祺已具备一副“浪荡公子”的气质。
父亲汪菊生是个全才，受家庭影响做了眼科医生，同时笙箫管笛等乐器无一不会，甚至画画、篆刻也是手到擒来。
汪曾祺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父亲。
对于爷俩，这都是玩儿，如汪曾祺所说，“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年轻时的汪曾祺
1937 年，日军占领江南，江北告急。
这一年，汪曾祺 17 岁，在勉强读完中学后，随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避难半年。此时，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说得夸张一点，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两年后，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但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学制 4 年，他却读了 5 年，留级 1 年。
这并不是一个学渣逆袭的励志故事，大学期间的汪曾祺虽在学习课程上“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但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常常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有时一直读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接着逃课...
从“逃课”这件事上看，80 年前的大学生活与现在并不二样，但逃课的时候做了什么，上课的时候又学到了什么，这应该是人在发展上有所不同的实质区别。
汪曾祺与沈从文
大学期间，闻一多对汪曾祺甚是欣赏，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曾祺代笔写了篇作文，闻一多读后很是高兴，称赞说：“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此时的汪曾祺，心里暗暗高兴。
汪曾祺在大二时遇到了恩师沈从文，老师开课 3 门，他一次课都没逃过。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他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曾祺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拿给老师看，文中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沈从文却批评说：“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就是这次批评点拨，使汪曾祺豁然开朗，悟到了写作的真谛，如他后来对自己文学语言的总结：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朴实却不乏锋利，温情却不矫情的原因。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以自由散漫著称，他喜欢的课程，一节都不会错过，不喜欢的基本不去。闻一多、沈从文的课，他听得极其认真，但朱自清的课，有时就会溜号，因为他觉得朱自清上课太过一板一眼，不太适应。
毕业时，因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汪曾祺被开除学籍。正当他生计无着落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朱自清有些生气的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
后来，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本想通过熟人找到一份职业，却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即将花光。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在北京的沈从文知道此事后，写信责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后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汪曾祺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期间，他完成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1948 年，内战的最后阶段，汪曾祺去往北平与相恋一年的校友施松卿会和，两年后，二人结婚，此后相伴一生。
汪曾祺的女儿曾经打趣地问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1958 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但汪曾祺却看得开，曾在随笔中风趣地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少有文人逃得过此劫，汪曾祺因为有“前科”就更是重点照顾对象，批斗、游街都少不了。后来，由于江青主抓样板戏《沙家浜》而想到了曾经排过戏的汪曾祺，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才使他免于更多的迫害。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运的，自始至终家庭和顺，即使在那 10 年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
这或许得益于汪曾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家庭教养。
晚年汪曾祺
要问文人里谁最会吃，北京城里除了王世襄，必是汪曾祺。
他不仅自创菜品，还撰书谈吃。汪曾祺文字中的“吃”，不仅有生活，还蕴涵着深刻的人生体验：
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爱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革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晚年汪曾祺
1979 年，汪曾祺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随遇而安。”
实际上，他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
1997 年 5 月 16 日，“最后一个士大夫”放下了手中的笔。离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与医生说：“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只可惜，龙井还未端来，他却微笑着离去了。
汪曾祺曾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
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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