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历史转折

——《黄炎培日记》对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记载

作者：劳丁

从1947年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正面战场屡屡败退，为挽救其溃败灭亡的命运，国民党在统治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而倍受迫害和压迫，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当时已迁至上海的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

民建在沪的理、监事和主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寰建、康建、核建、纪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量会务发展。有时也邀请著名人士共同交换意见，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

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毛泽东于1947年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此，黄炎培于1月4日和18日的日记内分别记载“民建茶会，我与卫玉为召集人，到青年二十五人。秦翰才来。”“下午，民建茶会，吾为主席，笪移今、李正文为报告时事。” 毛泽东的这一报告，给民建和工商界以极大的鼓舞。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很快传遍了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热烈响应和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短短几天，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等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党派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何胜钦企。” 

与此同时

尚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民建总会的核心领导层也在四处奔走，积极活动。在黄炎培的日记中，活动频频。

4月13日，“午，李祖夔家，寰建会餐，俞寰澄、李祖夔、诸文绮、孟望渠、钟琅书、陈巳生、李正文、陈时臬、杨卫玉及余，报告中国大局内幕。”

17日，“夜，康建假鸿英聚餐；盛丕华、康年、吴觉农、承禧、羹梅、蒋柏笙、卫玉、胡子婴、实声、远声、厥文、俞寰澄、陈巳生、汤永涛，十五人。余述大局，如寰建所述，卫玉提《展望》问题。”

18日，“夜，核建会餐，与卫玉召集，到者丕华、康年、寰丞、御秋、巳生、厥文、复亮、元善、佐才、纪华，余述大局，如昨所述。卫玉提《展望》问题。”

5月1日，“夜，康建在关勒铭厂聚餐，余主席，酆云鹤（新参加）、康年、觉农、承禧、羹梅、澍霖、寰澄、巳生、柏生、实声、子婴、艺昌、丕华、卫玉、厥文，讨论会务及各问题研究报告。”

8日，“午后，青建开会，交换时事报告并讨论。”

11日，“午后，扩建会谈，甚畅；叔通、达三、絅伯、丕华、复亮、厥文、广平、昂若、正文、志让、未凤、寅初、笃义、巳生、问渔、宦乡、卫玉、任之。”

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对此，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盛康年自香港归，谈港况，带到衡山讯。”民建的行动加快了节奏。

15日，“夜，康建在羹梅家（霞飞路一七八四号，汶林路对弄）举行，余为政治报告。”

18日，“夜，核建社餐，章元善为主人，胡厥文、陈巳生、俞寰澄、施复亮、王纪华、盛丕华、杨卫玉。”随后，民建于5月23日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夜，民建常务理监会议，厥文、絅伯、卫玉、丕华、复亮、寰澄、巳生、纪华、佐才、康年、太朴及余，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出于对时局安全的考虑，黄炎培在日记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载“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

事实上，民建常务理监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这个决议也表明民建放弃了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慎重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一事件，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