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家•封面文章｜银保监会 洪卫 叶燕斐：发展可持续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来源 | 《当代金融家》杂志2023年第2期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融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必须坚持政治性、人民性要求，着力提升专业化水平，从理念、战略和具体行动上统筹谋划，为中国式现代化接续贡献金融力量。可持续金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元化的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可持续金融驶入快车道，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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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面认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使命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发力
我国十四多亿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没有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不可能承受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压力和风险挑战。金融业要瞄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中心任务，通过有效资金供给促消费、扩投资，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高质量发展贯彻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各环节，金融活水要用在“刀刃”上，在促进结构性调整和推动科技创新上下足功夫，着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金融在提高覆盖面、普惠性和促进公正转型上有所作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金融服务要坚持“一视同仁”“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也要通过提升自身稳健合规经营能力，多做“雨中送伞”“雪中送炭”的实事，提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心，夯实稳就业和共同富裕的基础。考虑脱碳转型的不均衡影响，金融业要针对性设计适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服务方案，切实增强普惠金融的温度。同时在改善收入分配上主动担当，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金融在促进要素流动和支持社会领域补短板方面积极布局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更要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金融业要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发，立足功能定位，对接产品市场、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机组合，激发社会生产活力。发展文化金融，运用金融力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与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等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旺盛，金融要下大气力支持社会领域补短板强弱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金融业践行ESG投融资理念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基础之上。我国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充分表明了坚持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决心。金融业要把握机遇，靠前谋划，迅速行动，践行ESG投融资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支持融资主体低碳发展带动自身资产结构调整，以壮大责任投资群体构筑竞争新优势。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金融在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问题上有更大作为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金融业是我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窗口。除为我国企业向全球化进军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外，金融业还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广泛参与相关领域标准规则制定和绿色金融治理，贡献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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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可持续金融的主要任务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方式变革
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变量。进入新发展阶段，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明显改变，资源环境紧约束持续强化，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数据显示，我国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3.9%，1990〜1999年为4.7%，2000〜2009年为4.4%，2010〜2018年为2.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绝非易事。伴随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加速建设，以及改革和制度性开放向纵深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广阔提升空间。可持续金融要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和重要工程作为服务重点，发挥金融力量促进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有效组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实际经济增长向潜在经济增速收敛。
聚焦金融科技应用，挖掘数字赋能潜力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广泛共识，金融科技逐步从“立柱架梁”迈向“积厚成势”。要强化金融科技在可持续金融中的融合应用，拓展业务场景，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性；聚合多维数据，精准客户画像，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流程，改进风险定价，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精准性；开发数字化平台、模型和工具，动态识别、监测、评估环境气候和社会风险，通过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研判风险敞口、前瞻性设计风险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披露，及时回应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关切；充分挖掘数据潜力，深耕数字金融，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科技+金融+产业”价值生态；改善公司治理，多视角展示财务、非财务和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表现。
支持资源节约利用，推动清洁能源扩容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约占全球平均水平的1/4，油气、铁矿等一些大宗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能耗强度约是发达国家的2.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用水效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统筹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我国的能源禀赋为“富煤贫油少气”，原油、天然气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而风电、光伏和水能利用率均超96%，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可持续金融要在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上发挥引导作用，加力支持能效提升、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强化对种业升级、耕地保护、粮食安全、战略性能源矿产资源增储上产、城市更新改造等的资金供给，持续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扩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
巩固自然生态本底，增强应对气变韧性
自然资源是生存之基、发展之要、民生之本、生态之依。当前，我国自然资源领域还有一些难点问题，如近海开发过度、深海开发不足，河湖污染，地质灾害和海洋灾害，以及生物多样性缺失等。发展可持续金融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的要求，加大对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流域治理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发挥保险功能助力防灾减灾救灾，创新金融产品工具，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气候投融资，提升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快补齐蓝色金融和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短板弱项，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增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注重公平普惠包容，兼顾社会福利目标
有研究指出，脱碳的总体经济影响是可控的，累积GDP损失或收益介于-2.0%和0.3%之间，但脱碳的具体影响是不均衡的，碳密集行业的就业损失最大，低收入群体受冲击相对明显，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转型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可持续金融发展要兼顾成本、效益、环境价值和社会福利，在兜牢社会安全网上有所作为，保持为受脱碳影响较大区域、行业和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耐性，在产品和投融资条款设计中引入可持续绩效指标，根据绩效表现触发奖惩措施，激励借款人采取务实举措向低碳转型。同时，可持续金融还要在普惠上下足功夫，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活水，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可得性、便利性和连续性，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扶上马再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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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的保障措施
推动电力市场改革，疏通价格形成机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强化电力的商品属性，电力价格一定要走向市场，充分反映资源稀缺性、综合成本和供需变化，协同推进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市场化改革，促进形成“能跌能涨”“随行就市”的市场化定价机制，真正将价格信号传导至终端用户，着力破解工商用电和居民消费用电之间的价格倒挂问题，实现全社会能源资源的高效节约利用，并为新能源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市场条件。推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系统建设，推动农村地区电力系统双向流动，进一步激发居民家庭投资和消费潜力。评估用电价格调整对居民家庭支出造成的影响，探索通过财政直接补贴等方式，保障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建设环境权益市场，释放绿色发展活力
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交易规则，拓展碳市场交易范围，优化配额分配方式，引入拍卖竞价机制，逐步降低碳配额免费发放比重，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市场交易，建立完善包括碳排放权市场、碳金融市场、碳税等在内的多维碳价形成机制，有效发挥碳价的减排激励约束作用。发展壮大水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市场，推广综合能源服务和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加强环境权益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和技术体系建设，促进环境成本和效益内部化，调动经济主体资源节约、技术改造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积极培育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通过明确行业标准、准入条件、行为规范和责任追究机制等，促进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规范健康发展，切实提高评估认证结果的可靠性、透明度和公信力。
明确自然资源产权，夯实资产价值基础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流转和保护，是要素市场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明确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和使用主体的责权利，突出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权责对等，在产权明确、权责对等的基础上，资产价值才有可靠的评价依据，金融机构也才有资金定价、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推动市场化交易的动力。要加强交易平台建设，明确交易规则，丰富服务体系，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提供基础保障，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加强政策统筹协调，突出激励约束作用
增强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统筹力度，产业政策要在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上同步发力，尤其要在产业融合方向上发挥规划引领作用。科技政策要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大力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发力碳捕获、封存、利用等颠覆性技术攻关，推动创新主体跨越从研发到规模化应用之间的“达尔文海”，发挥科技创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定海神针”作用。财税政策要突出示范引导和风险分担功能，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流域治理等重大项目和工程中，探索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形式，带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支持可持续发展活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推动专项债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产业基金向绿色低碳领域适当倾斜，加大绿色采购力度，鼓励绿色消费，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快速成长和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市场推广 。制定针对可持续金融产品的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可持续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社会政策方面，加大国家财政对受转型影响较大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区域间、行业间建立横向补偿机制。金融政策方面，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信贷、保险、信托、基金、债券和股票等各类金融工具的优势特长，提高可持续金融有效供给水平。丰富政策工具箱，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拓宽再贷款工具支持范围和合格抵押品范围，强化对可持续发展活动的“靶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安排贷款专项规模、实施内部资金价格激励、建立快速审批通道等措施，以及推动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扩面、增品、降价等手段，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ESG信息披露
采用数字化技术，整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等多方力量，加快构建以碳排放数据为核心的环境数据共享和信息披露平台，丰富功能模块，优化接口设计，实现与其他大数据基础设施或平台的互联互通，破解政银、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切实增强对可持续金融活动的技术保障和数据服务能力。明确可持续金融活动信息披露内容、方式、频次、数据精细度和外部认证要求，提高透明度、可信度。加快开发符合我国实际的ESG评价方法、模型和技术工具，夯实碳排放足迹监测、统计核算和ESG考核评估基础。强化信息披露的硬约束，提高对披露信息造假和粉饰数据行为的惩戒力度。
（洪卫单位为中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叶燕斐为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供职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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