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从业人员：我们不怕鬼，但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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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么？”
90后入殓师滕芝琪每次向人介绍起自己的职业，几乎都要回答一遍这个问题。谁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点好奇呢？她的人生刚刚展开，却要为另一个人的生命合上席子。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次抛向她，和像她一样和逝者打交道的人，问题回答者还包括遗体整容修复师、墓园销售、墓园设计师......他们也会害怕，但比起尸体、死亡的模样和那些神乎其神的灵异故事，远有比这些更值得害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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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怕：灵前戏
同一首哀乐，金敏每天至少要听50次，他已经听了16年。
工作的时候，他始终挂着同一种笑容——他形容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既不能微笑，令家属感到不被尊重，又不能面无表情近乎冷漠。
同一句开场白——“某某追悼会即将开始，请大家手持鲜花有序进入会场，请直系亲属站在第一排，请来宾从第二排依次排队……”16年来几乎未变。
听上去很简单，但主持一场下来并不总是顺利。逝者眼睛一闭，生者间的纠缠才刚开始。
追悼会司仪通常每天要主持50场以上
借用棺材铺老板吴灵药的说法，追悼会开始，“灵前戏”也同步拉开了大幕。
涕泗横流、大小便失禁只是入门级。
更高一级，是语无伦次和彻底的坦白。吴灵药曾目睹一位中年男子，在看到棺材的那一刻，突然开始冷静地陈述自己出轨的细节，直到被从震惊中回过神的家属拖走。
最高级是能够被载入教科书式的表演。“不亲历恐怕难以想象，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前一秒哭得声嘶力竭，下一秒眼泪鼻涕就能收放自如，一抹袖子就能转头继续家长里短。”
他常常想，是不是死亡的气氛容易令人虚实不分，才会展现出平时从未向外人表现的模样？
一位逝者的身边可能环绕着数十种悲伤，他逐渐总结出一套辨别悲伤的方法。同样是嚎啕大哭，试图拉拽死者的举动，有人像小孩子耍赖，拽紧被褥和衣料往地板上一瘫，几个大汉都拖不走；有人抓着衣服的手露出某种肌无力的感觉，唯有以体重与拉起他的人做抵抗；有原本站在第一排的人边哭边后退了好几步；也有人始终没有眼泪，却在告别的时候上前为逝者抚平了皱了一角的衣领。
他说，很多人还不明白，哭泣的分贝和悲伤的程度之间，不总是正相关的关系。他不怕气氛过于悲伤，只怕刻意制造悲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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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怕：按捺不住的冲动
吴津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本的一个小镇上做入殓师。
第一次去逝者家中接故人，日本师傅对着遗体三鞠躬，示意她走上前帮他移动一下遗体。她很自然地走到遗体的脚部，以为师傅会顺势抬起遗体的肩部——师傅却一把把遗体搂入怀中，就像抱起自己的亲人。
小镇上没有完善的殡仪设施，逝者家属通常在入门处搭建一个简易的佛堂，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摆在佛堂中央，等待亲属轮流前来祭拜。
一位中年女人来到佛堂，手上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当日的报纸，一份拉面和一壶清酒。坐下来后，她给故人和自己都倒上一杯，再拿出两个小碗给对方盛出一点面和汤，自顾吃了起来。吃完后，她读了一段当天的新闻，再跟对方说声再见，起身离开。
在小镇上，即便故人在医院离开，终归是要回家的。当她回了上海，却发现大城市里的人，不仅很难接受故人回家，很可能在离开的那一刻，家也彻底消失了。
子女们在停尸房门口吵得不可开交是常有的事，大到房产的分配，小到一根线香的钱应该由谁出，都可能成为这个肃静之地分贝陡增的理由。
她对这些情景已经见怪不怪，努力令这些干扰不至于影响自己的工作，只有一次破了例：逝者是一位老人，他的妻子和儿子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儿子的亲生母亲早逝，陪他来的是继母。在整个清洗的过程中，儿子一秒未停地数落继母的晦气、抱怨父亲对他的忽视和对家的枉顾。身旁的女人一言未发，一直在默默掉眼泪。
她实在忍不住，把一直阴沉着脸的儿子叫到走廊上，告诉他：“第一，父亲离开并不是你阿姨造成的。第二，你不能自私地要求他老来无伴。第三，今天是最后一次道别的日子，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他了。我相信你还爱他，那么在他的面前计较这些事情还有意义吗？”
这是她为数不多情绪失控的时刻，她怕失控的时刻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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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怕：丧失人性
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生命，万万不能选择跳楼。于人于己，都能减少很多不太美好的事情发生。
时间最长的一次，遗体修复师刘峰用了整整三天才修复完一具高空坠落的遗体。“一个立体的人，瞬间变成了一张平面图纸。”他作了一个比喻：“你想象一个西瓜，从5楼掉下来是什么模样，他就是那个样子。”
遗体化妆师正用刷子蘸取油彩
他对照着家属提供的照片，把所有碎掉的骨头挑出来，像用积木搭建一栋高楼一样逐渐支起来一个模型，找不着的骨头就用雕塑泥捏出一个骨头的形状，依据骨头连接处的不同角度，有的用铅丝拉，有的用钩子钩，总算搭出一个骨架。
人脸的三角区（颧骨到鼻梁的区域）最脆弱，也最难修复。如果人没了颧骨，整张脸看上去就是一张饼。他用一种接近肤色的膏体一层一层给骨架涂上去，用掉了一块肉的用量。
和外科手术不同，刘峰不需要考虑伤口愈合，因此通常针脚较密。缝缝补补得差不多了，就用接近肤色的油彩为没有皮肤的地方涂一层——家属远远一看，总算还是一个熟悉的轮廓。
同是做遗体整容修复的吴津娜，如今已经能够手脚麻利地把一张人脸完整地卸下来，再完整地缝回去。
无论多么血腥的画面都没能吓倒她，只有一次，她真正害怕了——那是一具被分尸的女孩，看上去20岁出头，肢体整整齐齐地被放置在地板上。她像缝一个布娃娃一样，用细密的针脚把她还原成一个人的形状，再为她穿上衣服。女孩闭着眼睛，表情安详得像睡着一样。
“这种感觉不是害怕，而是恐怖。”她说，害怕和恐怖完全不同。家里的小狗过世，她也会认认真真为它办一场葬礼，把它当成一个人那样对待。她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
她第一次觉得，活着的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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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怕：除了血腥气，死亡还有其他味道
“我从小就在殡仪馆的家属院里长大，我怎么可能会怕？”刘峰说完停顿了两秒，语气坚定。
父母做了一辈子遗体整容师，自小耳濡目染，尽管可能会目睹令人不适的画面，一切都能被这份职业带来的安定感冲淡。
他只怕一样东西，就是气味。闭上眼睛，就能关闭视神经接收系统，但人总不能不呼吸吧。
交通事故，或是被谋杀的现场通常会有一种浓厚的血腥气；
如果尸体是过了几日才被发现，尤其在高温的夏天，刚走进小区门口，他就能敏锐地捕捉到二氧化硫的气味，那是腐败发生的信号；
糖尿病人，或是被病毒长期侵蚀的人，身体会自动散发出一种腐烂的苹果的味道。
一开始，他还要多带几层口罩，才能遏制住自己跑出门外的冲动。时间一长，他连口罩都懒得带了。
这是一种适应力的象征。要知道，很多新入行的入殓师，都被绊倒在这一个门槛上。
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几种气味，已经对他失去了任何作用。有一回，家里的水果从茶几上掉到了角落里，几周过去，被发现的时候，那颗苹果已经被霉点侵蚀成灰黑色，散发出一阵恶臭。
而他还以为这种似曾相识的气味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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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怕：皮肉和床板摩擦的声音
90后入殓师滕芝琪去年毕业，入行刚好一年。她第一次听见大学里要好的同学突然放声大哭，是实习报道的第一天。
在三年的学习中，她们不止一次被老师告诫：即便你面前的人没有了呼吸，他也曾经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人，他有感情，有记忆，他什么都知道。
第一天去实习，她和同学走进停尸房，正看到两位师傅准备给遗体换衣服。他们一头一尾，“啪”地一声，把遗体重重地翻转了180度，皮肉与不锈钢床板擦出一记刺耳的撞击声。
旁边的同学“哇”地一声哭了。“她仅仅是听到了‘啪’的一声。”
她很难过，怕自己有一天也变成一个麻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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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怕：来不及
故人沐浴的诸多环节中，滕芝琪最期待的是为故人敷上面膜的那一刻。
有一种故人专用面膜，浓度比普通护肤品高出多倍，能够令不再吸收的皮肤短暂提亮肤色，甚至焕发神采。
故人沐浴过程中
“请家属观看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在心里默默念一句‘现在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她不能说话，她一边把面膜从故人的脸上揭下来，一边偷偷瞄家属的表情。故人带着安详的表情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样，甚至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他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
“爸爸/妈妈，你终于能够彻彻底底地洗一个澡，干干净净地走了。”
这是她来到上海后，听懂的第一句上海话。
很少有人一言不发。印象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是一个带着镣铐的男人。陪他一同观看的还有两位民警。
整个过程，带着镣铐的男人始终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目光盯着床上的人。她为故人敷上面膜，吹干头发，清洁过程进入尾声。
他突然站起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疯狂地把头撞向地板。两位民警把他按住，跟他说了些什么，无奈她还听不懂太多上海话，只见到两位民警也在擦眼泪。很快，民警把男人押走了，他不住回头。
她很希望带镣铐的男人能够再多看一眼，她可以洗得更慢一些。她怕在最后的时刻，很多人依然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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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怕：如果至亲也害怕
在经历过一千次以上的别离时刻后，给滕芝琪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人性至善的那部分。
年纪最小的逝者是一位刚从保温箱里抱出来的小婴儿，是个女孩。小婴儿那么小，她用双手掌心就能托着她。她小心翼翼地洗了一个小时，替她换上父亲为女孩提前准备的衣服，穿在女孩身上依然很大。女孩的母亲没有来，父亲一直没放下手中的相机，临走前告诉她，女孩的母亲还没见过她，他要多拍几张给母亲看看。
印象最深刻的故人家属是三位姐妹，而她们原本是亲密的姐妹四人。前来观看沐浴那天，三姐妹穿着整齐的上海旗袍，不住地叮嘱滕芝琪，“拜托你帮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生前非常爱漂亮。”
还有一位老人，看上去至少有80多岁了。在看到老伴的那一刻，除了不住流泪，他试图亲吻她的脸，而滕芝琪只得一次又一次把老爷爷拉开。
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提着好几个塑料袋，一一摆在门口的一排座椅上。每个塑料袋上贴着标签，里面装着去世的老人生前最喜欢穿的衣服。最终他选了一套，遗体还是被推进了火化炉。
老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拿到骨灰盒后，他反复询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干燥剂对么？（指着骨灰盒旁边的干燥剂）它是不是可以用很多很多年？”
她想起自己的外公。从小与外公长大，外公去世后，她一直希望能亲自为外公沐浴，送他最后一程。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至今不接受她这一份工作，每次她想主动讲起自己的工作，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别说了，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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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怕：你的孩子不能再来上学了
刘峰从不跟人说起自己的工作，有人问起，他就含混过去，“我是民政局那边的。”
有一回和朋友吃饭，朋友向在座的另一个人介绍起他，说他在殡仪馆做遗体整容工作。那人是生意人，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再没跟刘峰说过一句话。
比起另一位遗体修复师的遭遇，刘峰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那位遗体修复师的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在跟妻子在商量后，在父母职业那一栏上写上了“殡仪馆遗体修复师”。然而，几天过后，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死活不让孩子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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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怕：越来越多自杀的年轻人
过去的十六年间，在与不计其数的亡者打交道后，刘峰总结出三种趋势。
第一是年轻的死亡者更多了。理论上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老人死亡比例上升才是，但在他看来不尽然。
第二是自杀的人更多了。两天前，殡仪馆同时收到了两具遗体，一具是一个15岁的男孩，把自己的头放在油漆桶里，吸食油漆窒息而死；另一具是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把领带寄在方向盘上，一个急转弯就把自己勒死了。自杀的人，到了3、4月份的春天尤其更多。
第三是无人认领的尸体不断累积，不想再找的人也更多了。每天都有无名的尸体送来，他们日复一日在殡仪馆的冰箱里逐渐蒸发水分，殡仪馆300个冰箱里，有一半以上放置着无人认领的尸体，时间最长的有20年，比他的“工龄”还长。
与父母辈不同，刘峰从不向孩子解释自己的工作，把家也搬到了远离殡仪馆的地方。关于死亡的所有事情，他都不希望让孩子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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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怕：买墓新富
徐静的职业是销售，她销售的不是普通的物品，而是墓位。
因此这个问题对于她的客户而言并不像一个玩笑：究竟是哪种情况比较令人难过：人还在，钱花完了，还是钱没花完，人却已经不在了？
在上海，一个不超过1平方米的墓位，通常需要10万。再根据墓碑的材质和地段，从10万到上百万都有。园区里最贵的一尊墓碑，在家属的要求下，设计成一个小园林的模样，有假山、松柏流水和盆景。产权是70年，和普通房产一样。
做销售有业绩的考核，理论上遇到越多愿意花大价钱买墓碑的客户，她应该高兴的。但内心深处，她总是隐隐觉得遗憾。
“我们传统是厚葬，但有一部分人的‘厚葬’更像是‘薄养’的补偿。”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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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怕：拎着骨灰盒的女孩
还没听完徐静的介绍，女孩没有多想，为父亲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海葬，900元。
过了两天，女孩把骨灰盒带来了墓园。徐静远远地就看到了女孩，她用一个塑料袋拎着一个骨灰盒，在众多双手捧着骨灰盒的家属身影中显得十分扎眼。
海葬仪式前两天，徐静给女孩打电话，邀请她登船观礼。女孩拒绝了，原因是她要出国旅行。
“您要是不能亲自过来，也可以找我们墓园的工作人员帮忙完成海葬仪式。不过费用大概需要900元。”
女孩一秒也没有多想：“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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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怕：给自己买墓碑的女人
一个月之前，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到徐静，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给自己买个墓。”
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想了几秒后告诉她，政府规定，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给自己买墓位。
她笑了笑，告诉徐静，她有医生诊断书，是绝症。挺着的肚子并不是因为怀孕，而是抽不掉的腹积水。
第一次来墓园，她为自己选好了墓碑的石材的材质和地段，第二次来，徐静带着她看了一眼墓位，办好了所有手续。走的时候，徐静把墓穴证交到她的手中。她始终是一个人。
一个月之后，墓碑就会制作完毕，从石材厂运到墓园，等待着它的主人的到来。
徐静不关心为自己买墓的女人花了多少钱，准备了什么墓志铭。徐静只想知道，女人来的路上在想什么，回去的路上又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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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怕：把自己“烧”没了的男人
徐静讲了一个关于墓园的传说。
一个男人来到某个墓园烧锡箔，烧起的锡箔迎风飞，一不小心，就把隔壁的墓碑烧黑了。
家属向墓园投诉，墓园向男人反映，但男人不听。于是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都把隔壁的墓碑烧的更黑了一点点。
“你猜怎么着？没过多久，男人就莫名去世了，葬在同一片墓园里。”
在被男人烧黑了墓位的家属的要求下，墓园为他换了一块碑。两块崭新的墓碑树立在同一片园区内，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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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怕：骨灰大盗
李乐以为，在设计圈里，他所从事的墓园设计是一个十分小众的职业，但没想到，在绑架圈里，还有人专攻骨灰。
他说了一个发生在朋友身边的故事。朋友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一面靠山的墓园，一个晚上，“骨灰大盗”趁着黑夜翻山越岭过来，连夜挖走了骨灰，只在坑里留下一张字条：“你们看着办。”落款是19位银行卡账号。
朋友不敢报警，要赔客户多少钱才能解决被刨掉坟墓留下的晦气？朋友也没有别的办法，毕竟要求动辄上千亩的墓园派人连夜巡逻并不现实。
所以，骨灰大盗们还没有失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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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怕：墓志铭
家属对墓碑有特殊要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曾有一位客户，要求李乐把墓碑设计成电脑显示器的模样。逝者生前是一位工程师，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电脑上画图纸。也有客户为了“沟通方便”，要他找人用陶瓷和大理石的石材，以1：1的比例雕刻了一个 iPhone，放在墓碑旁边。“有人以为是真的，想去拿才发现拎不动”。
有人喜欢花，家人便请他把墓碑设计成兰花，有人生前爱打麻将，家人索性把墓碑做成了麻将的模样。
在上海，一个不足1平方的规格墓已经达到了13万
并不是所有家属都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这对刚刚失去为人父母身份的人来说尤其不容易。在李乐的印象中，与年轻的妈妈们打交道，前三次沟通往往只是预热，一旦提起孩子一星半点往事，母亲们的情绪常常能瞬间走向崩溃。约好了下一次一定敲定细节，但往往又得推到再下一次。
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优盘来到李乐的办公室，优盘里只有一个名为“墓志铭”的word 文档。她坚持用手指点着屏幕，一字一句地把写给女儿的墓志铭读了出来。
这一次，这位母亲没有再次情绪崩溃，但没过多久，办公室里响起了压抑的啜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