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好3岁孩子，这影响中国的未来
◆发展托幼产业，解决后顾之忧，是提振生育率的关键一环。
正解局出品
新年新开始，新年新希望。
今天，我们谈一个关乎希望、影响未来的产业——托幼。
托幼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指对3岁以下幼儿的照顾和教育。
稍作对比，更易理解。与幼儿园相比，托幼机构招收的孩子年纪更小，在3岁以下；与早教机构相比，托幼机构提供的服务更多，能够提供全日制服务。
简单地说，托幼能够替父母照料和教育3岁以下的幼儿。
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决定孩子的一生，影响中国的未来？
孩子有多重要，托幼产业就有多重要。
中国有句俗语，3岁看大，7岁看老。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儿童从出生到3岁，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重要的神经元联接将在这一时期形成或不形成。
如果将刚出生的婴孩比作一张白纸，那么最初的3年，将在这张白纸上勾勒出最底层、最主要的轮廓，影响一生，乃至决定一生的命运。
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科学的育儿观，父母亲自照料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很难实现，此时，托幼产业的作用就凸现出来。
一个好的托幼机构，不仅能够照料幼儿，还能启蒙教育。专业的老师在生活、学习上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培养，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幼儿身心健康成长。说托幼产业决定孩子的一生，并不为过。
托幼产业，还影响女性就业。托幼产业发展得好，能解放女性，让其回归就业市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入托率与女性就业率成正向关系。三岁前儿童入托比例高的国家，女性就业率高。
（3岁以下幼儿入托率与女性就业率对比）
然而，中国托幼产业的发展，不容乐观。
中国幼儿的入托率，很低。2015年，国家卫计委调查显示，中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其中，城市入托率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法国的入托率达到49.7%，瑞典55%，新加坡更是达到了90%，韩国日本也超过了30%。
（2014年OECD和部分发达国家0-3岁儿童入托率）
入托率低的背后，是中国托幼机构的严重匮乏。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岁幼儿托育服务规模数共约16200名，仅能满足全市8%的幼儿数量。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随着托幼需求不断扩大，上海的托幼资源不增反减。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比2010年减少了3000所。
（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数量变化）
除了数量短缺，托幼机构的质量，也无法满足家长的需求。市场上很多的托幼机构，只是早教机构。服务事项是早期启蒙，而非照料孩子。这类早教机构，开设的课程很多需要家长参与或陪伴，不仅没有缓解家长的压力，反而增加了负担。
中国托幼的质量，参差不齐。中国的《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对幼儿园的设立和运营，都有明确的规定。相比之下，托幼机构的制度和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针对托幼行业的法律规范。行业标准缺失，不仅让社会力量对开办托幼机构，望而却步，也让托幼行业失之规范。
（相关报道）
2017年，上海某互联网公司亲子园虐童事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加之最近几年爆出的幼儿园、早教班负面事件，引发了家长的“信任危机”。
托幼产业滞后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在亲历与见证。
幼托机构无法满足需求，退而求次的方法，不外乎父辈照顾或祖父辈照顾。
全职母亲照料孩子，意味着中断就业，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2016年，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全职母亲中，有近1/3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
实际上，代价不止于此。一个人精力有限，很难照顾好孩子。现实中，全职母亲大多会请父母帮忙或再雇佣一个保姆。
这等于减少了一份收入的同时，又增加了一笔支出，从经济上算，并不划算。
国家卫计委调查中的另一个数据显示，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隔代照料（祖辈抚育孙辈）。
普遍存在的隔代照料，可称之为中国特色。有其益处，但也要看到弊端。
祖辈大多会“隔辈亲”而溺爱孙辈，又因教育理念比较落后，对幼儿各阶段发展的特点缺乏科学的认识，可能会发生“养有余而教不足”的情况。
隔代照料，实为无奈之举，加重了祖辈的负担，也不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少量的托幼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现有的托幼机构，又不获信任——这是中国托幼产业的处境，也是中国双职工家庭的尴尬。
应该如何发展托幼产业？
实际上，中国有过大规模开办托幼机构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之初，为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国家引导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办托幼机构。
1980年，人民日报曾报道，全国开办各类托儿所、幼儿园近100万，入托总数达到3400多万名，婴幼儿的入托率达28.2%。
后来，福利性的托幼服务体系被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被裁减。中国幼儿的入托率才逐年下降。
（2000—2014年上海市托儿所的基本情况）
托幼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太多，想要提升中国的托幼产业，首先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为托幼产业发展提供有章可循的法律依据与行业指导。
改善托幼机构短缺，还需要加大学前教育的投入。中国教育年鉴和教育经费年鉴及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2017年，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5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7.65%。与2014年相比，虽然增长了近1倍，但仍低于发达国家的10%。
（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
欧洲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生师比在10左右，中国2015年的数据是19.9。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学前教育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是我们急需弥补的短板。
托幼产业不能只靠政府，还需要仰仗市场的力量。政府要给予税收、场地租金等支持。
加强对托幼机构的监管，重振行业信心。政府要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如规定托幼机构的场地面积、师资与师生比、环境装修等等，对行业进行规范。
可喜的是，事情已有进展。
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8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其中提及的一项，就是要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今天，我们讨论托幼产业，有更为深远的考量。
众所周知，为了提高生育率，中国从2016年起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未达预期。
决定“生不生二孩”的因素很多，托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2016年，国家卫计委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10个城市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
事实正是这样，“生二孩”面临的抚育压力，比“生一孩”大的多。这里面，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人力和时间。
对中国女性而言，最大的矛盾是家庭和职业难以平衡，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越容易遇到这个难题。
“生一孩”难平衡，“生二孩”时更难。女性年纪较大，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抚育二孩必然占据大量的时间，势必将影响职业生涯。出于这样的顾虑，很多家庭对“生二孩”望而却步。
“生一孩”时，年轻父母可以请求祖父辈帮忙照料孩子。祖父辈也有精力和时间。再“生二胎”，祖父辈往往年事已高，没有精力照顾第二个孩子，乃至同时照顾两个孩子。
此时，弥补托幼机构短缺的“隔代照料”机制，失灵了。
因此，发展托幼产业，解决后顾之忧，是提振生育率的关键一环。
回顾中国的历史，借鉴国外的经验，发展托幼产业，政府责无旁贷。
托幼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利益来衡量。它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有极高的回报价值。
在《安倍说的日本“国难”，正在变成现实》中，局长分析了日本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严重问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全面两孩政策虽已施行，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如预期显著上升。
一千年前，苏轼在《晁错论》中曾发出警告：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人口问题正是这“不测之忧”，其影响具有延迟性。现在的低生育率，必然会影响20-30年后中国的发展。
提振生育率，从托幼产业开始。
这关乎民之福祉，更影响国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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