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业务找人“代开普票”，双方均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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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陈某是成都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日常为A公司、B公司、C公司代理记账并进行税务申报，并保管该三公司的相关印章。蓝某系某经营部的业主，为D公司供应砂石。2017年6月结算时蓝某需向D公司提供相应发票。因蓝某的经营部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额超过80万元，在次月将被纳入一般纳税人进行管理，为了避免被升级为一般纳税人，蓝某找到陈某，让陈某帮忙开具约236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蓝某按票面金额3.8%向陈某支付税款及佣金。2017年6月9日，陈某利用为A公司、B公司、C公司申报纳税及保管相关印章的便利，以这三家公司名义为蓝某开具购买方为四川L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3份，票面不含税金额合计：2288368.95元，税额合计：68651.07元，票面总金额合计：2357020.02元。蓝某按约支付陈某87400元。后因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有误，蓝某要求陈某重新开具发票。2017年6月23日陈某通过网络购买了23份伪造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购买方为D公司，销售方为S公司的发票13份；销售方为Z公司的发票10份）提供给蓝某，票面不含税金额合计：2288388.29元，税额合计68651.65元，票面总金额合计：2357039.94元，并提供了两枚印文为“S公司”、“Z公司”的印章给蓝某。蓝某将第一次开具的23份发票退还陈某后，陈某开具红字发票予以冲销。蓝某将发票提供给D公司，D公司在税控系统中无法查询发票信息，怀疑发票为伪造。蓝某找到陈某，陈某认可第二次提供的发票、印章系伪造，并将收取的87400元退还蓝某。后蓝某向陈某索要因假发票问题导致的停工损失，双方协商无果。2018年3月13日蓝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陈某开具假发票，持有两枚假印章。经鉴定，陈某第二次提供给蓝某的23份发票均系伪造的发票，其提供给蓝某的两枚印章均系伪造的印章。2018年6月25日，陈某接民警电话传唤后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2018年7月16日蓝某主动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法院判决

蓝某为避免升格为一般纳税人，请陈某以其他公司名义为自己的真实业务开具普通发票，符合法律规定虚开发票情形。陈某在虚开的真实发票冲销后，制作虚假发票提供给蓝某使用。开具发票金额超过40万元追诉标准，其行为违反国家对普通发票的管理制度，情节严重，构成虚开发票罪，属共同犯罪。陈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视为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蓝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两位虚开的发票均未实际使用，未造成实际损失，予以从轻处罚。蓝某揭发同案犯陈某共同犯罪事实，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现行法规规定，判决如下：陈某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蓝某犯虚开发票罪，判处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明税观察

实务中，许多纳税人认为只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才会承担刑事责任，其实《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不仅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规定了针对虚开普通发票的“虚开发票罪”。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补充规定》的规定，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 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虚开金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的；
•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五年内因虚开发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开发票的；
•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都是虚开发票行为。

从规定可以看出，即使有实际经营业务，如果发票的开票人与受票人与业务情况不符，那么仍然会被认定为虚开发票。

版权说明

本案例来源于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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