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过年了，这就难免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写春联的事来。
春联，我家乡的人叫“对儿”。
事情发生在母亲送给我那本字典之后。父亲见我能够常常翻着字典看，精神大振，做活，走路，嘴里不是打口哨，就是唱上几段戏。听的人就问父亲：“福根哥，有甚喜事了？”父亲却不说，只管笑，只管唱。
父亲不认得字，但自从家里有了那本字典，每天从地里回来，他都让我念字典上的字给他听。父亲说，听儿子念字，比看戏还过瘾。念到好听的字，父亲就让我指给他看。看着，还一定要抿一点小酒，虽然只是抿了一点，却像是已经醉了，是陶醉了。陶醉着的父亲拿手背擦擦嘴连连说：“哼哼，好字！好字！”
当父亲听我念到好听的字、吉祥的字，不光想喝酒，还会喊母亲也来听。穿着水绿衣裳的妹妹、拖着鼻涕的二弟三弟，拉着母亲的衣裳角，嚷嚷着也要看。于是，一家人就会把头拱在那盏昏昏的豆油灯底下，围着那本字典，又看又笑。不过，尽管看，就那同一个字，父亲即使看上好几回，再见到时，依然是个不认识。
那一年腊月，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下得铺天盖地的白。父亲早早起来买回红纸、毛笔、墨和砚瓦，进门就笑：“哈！今年不去求人写对儿了。”母亲看住父亲：“你写呢？”父亲下巴颔往我这一努：“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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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农户人家，平常不管过得如何窘迫，过年的时候，门上贴的对儿，纸一定要红，字一定要写得周正，墨一定要黑，似乎还要发亮才好。
母亲是极希望儿子能写对儿的，然而却又担心儿子写不好。父亲却很自信，把那长长的灰蒿烟袋悠悠地抽着，让袅袅的烟云在屋子里到处飘散着，等着我的回应。
但是我让父亲失望了：“我不敢写，怕写不好。”父亲一听，就阴了脸，像是要下雨。想到父亲年年腊月去求人写对联，母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悄悄低着头纳鞋底。她疼儿子，也疼父亲。
很长时间，父亲只是不住地抽烟。忽然，母亲放下手里的鞋底，揪起蓝印花水裙擦擦手，去数父亲买回来的红纸，“怎么买了六张？往年……带上剪窗花用的，不是三张红纸就够了吗？”但母亲忽然就明白了：“你爸爸知道你头一回写，难免会错，就多买了几张红纸。写吧，大胆写，自家孩子，就写个马马圪叉叉也好。”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抓紧时间练字。白天练，晚上练。母亲看我练得苦，就对我说：“去问问你和哥，也许能讨个门道。”
和哥是我们的邻居，有脚病，常年拄支短拐杖，性情古怪，一个人孤孤地住在码头上，一棵大红果树把个院子遮得青苔荫翳。三间堂屋，一张香几斜在屋子里，那是和哥写字用的。腊月天，和哥的屋子里尽是邻家送来让他写对儿的红纸。整个腊月天，和哥的手都是红红的，嘴唇上，鼻子上，会时常有一片墨。
和哥很乐意把写对儿的门道教给我，他很希望他的这个小邻居能有出息。正在和哥给我讲写春联的要点的时候，父亲也去了，坐在和哥的炉子旁，不住地抽烟，还不住地把旱烟让给和哥抽。和哥说了很多，父亲就问我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父亲就兴冲冲领我回家，让我按和哥说的“诀窍”练字。
练字的日子里，全家人都在为我忙。母亲把桌子上栽白菜花的瓷碟拿开，把门帘卷起，让家里更光亮些。妹妹帮我割红纸，二弟只管研墨，三弟不住地往砚瓦里注水。父亲则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我练字，样子总是很自得。
到了腊月二十九，该写对儿了，邻家的叔叔伯伯们都来看，他们不光是看稀罕，还是抱着希望而来的。他们的希望压得我有点喘不上气来，笔一直在砚瓦里不停地转，不时抬头看父亲。父亲嘴唇抿得很紧，只对我微微抬了抬下巴。邻居们谁也没有说话，满屋子几乎都是出气的声音。当我把最后一笔写完的时候，家里憋着的空气才松弛下来，所有的人都裂着嘴笑，说，不错，不错。父亲一直没有说话。母亲紧紧拉着妹妹的手，泪水盈盈。
大年初一，我们村里人有挨门挨户看对儿的习惯。那一年，看对儿的人几乎把我家的门围了个严实。父亲也站在人群里，在一片赞叹声中，陶醉着，兴奋着。
过了一会儿，和哥来了，他依然拄着那支短拐杖，一瘸一瘸的。父亲一直看着和哥，脸上带着笑，笑里头隐藏着一种期待。但是，和哥看了我写的对联却寒了脸，不说话。
父亲沉不住气了：“和，写得怎样？”父亲等着和哥说个“好”。但是，和哥却揉揉他那有一点发红的鼻子说：“这……这写的是什么字？”父亲一下子就愣住了，好像兜头泼下来一盆冷水。院子里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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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父亲的脸就憋红了：“小和！你不认得？”和哥没有出声。父亲就指着门楣上的春联说：“好，你不认得我告诉你。这，这……这是中国字！”父亲的口气很硬，几乎噎得和哥出不上气来。
和哥看看父亲，依然一脸庄严，就说：“我是说，这写的是谁的字？”父亲一下子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了，说：“这写的是我的字！！”父亲的那种神气，活像是只有他才有中国字。
我以为和哥要生气了，他却淡淡地笑了：“你说的也对，这是中国字。中国字，一般也叫汉字。可是，我是说，写汉字写得最好的，在历史上能够称得上体的，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颜真卿，柳公权，九成宫……他们各家有各家的笔体。你让孩子写的是哪家的字？是柳公权，还是欧阳询？”
见和哥就样说，看对儿的人就嘈嘈起来了，说人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才开始写对儿，和哥不该大年初一就来驳斥人家。农户人家，哪里能讲究得起那么多啊！人家的孩子敢写，写得一笔一画，墨也还黑，也还有光气，这已经就很不错了嘛……
和哥不管旁人说什么，用他的瘸腿直直地站在我家的门口，揉揉他的那个有点发红的鼻子，很认真地说：“我是说，要写字，应该写好。要写好字，就得有个老师，有个师承，有个继承和发扬。来没有源头，去没有方向，写不出中国字的味道来，写不出汉字的精神来，这就是你的汉字吗？这就是你的中国字吗？……”
说到这里，好像有人要说话，父亲立刻抬手制止了，对和哥说：“和，你说，你说……”
和哥就接着说：“我知道，在场的人或许不能接受我说的话。大家是光说把自己的地种好就行了，写字似乎只是写字人的事。是的，写字应该是写字人的事，但写字的人写个狗字，贴到你门上，别人是笑话谁呢？把字写得不像个字的样儿，贴出来，人家外村人过来看了，不说咱没有文化吗？”
依然有小声的议论，但风似乎在向和哥那边倒。
“且不说外村人怎么看，就说孩子。要说，孩子也算是有出息了，敢写，能写成这个样子，真的很不错。但是，孩子才开始学写字，才上路，我们，尤其是我，先识了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给孩子拨一拨水道儿，引引路，让孩子迈出的头一步就走在正路上吗？”
一时间，鸦雀无声了，人们都在静静地听和哥说。
父亲很激动，看着和哥，手不由自主地哆嗦着。我还听见，母亲似乎在屋子里啜泣。
“孩子是会有出息的，但是还得下苦功练，好好练，不管谁家的字，都是叫‘汉字’。”
过罢年，我天天照着和哥送给我的那本柳公权的字帖练字。母亲说，练字是不是也应该像她绣花那样，有个“样儿”呢？于是，母亲居然拿了珠子穿上线，把一个纳鞋底的大针也穿上线，吊在我的面前，让我照着和哥说的“垂珠”与“悬针”练。母亲还把最好的老南瓜切开，挖出瓜籽来，在桌子上放两三颗，让我照着练汉字的那一个“点”。母亲还让父亲到村里剧团上去借回来一把劈刀，让我照着练那一“撇”。春天来了，母亲回娘家要了蚕种，养了蚕。麦黄时节，先捉了一只老蚕放在桌子上，让我看着练那一“横”。但是，不管我照着母亲摆下的“样儿”怎么练，怎么描，怎么画，母亲却总是摇头，说我的字好像还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母亲左看看，右看看，终于看出意思来了——我的字缺少和哥说的精神，中国字的精神。这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悬珠”、“垂针”、“卧蚕”，都可以找到“样儿”，至于精神，我想母亲是绝难找到“样儿”的。然而，她却不甘心，一直在为汉字的精神寻找“样儿”，最后，都有一点恍恍惚惚，寻寻觅觅的，口中总是不住喃喃地念叨着：“汉字，汉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样儿”。那一年的秋天，父亲挑了一担沉沉的谷穗刚刚走进院子，母亲突然惊呆了，对我说：“孩子，看你爸爸，一个汉子……”母亲说着，泪珠儿就簌簌地落下来，落在蓝蓝的印花水裙上。
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汉子”还是“汉字”。看着光着臂膀，肌肉骨突，膀子上稳稳当当横着扁担的父亲，我一子全明白了。周正，坚强，刚毅，堂堂正正，顶天立地——那就是我的父亲，我的中国字！
（卓然 作者为山西晋城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