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举办第四期“爱博才会赢”交流会
10月29日晚，我院第四期“爱博才会赢”交流会在人文学院四楼研修室举行。本次交流会由文学博士余凡主讲，我院本科生到场聆听。
交流会伊始，余凡谈起“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相关主题电影的观感体会，引入“西方文明虚假性”这一概念。
“进步不可以定义进步自身”，余凡指出西欧的进步文明与奥斯维辛事件出现的矛盾性，对西方文明的虚假性进行论述：如屠杀的有组织有预谋性，焚尸过程的精密计算，屠杀现场的古典音乐，纳粹军官手中看着的哲学思想经典。
余凡对奥斯维辛题材的经典电影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提出质疑：“当我们以亲历者立场来审视这类电影，电影是对反人类丑恶行径的简化，是对苦难的消费，是将人类自身的暴行转化为商品，将屠杀以赚钱为目的进行展演，是不人道的。”
师生交流过程中，同学们抛出诸多尖锐而有价值的问题，丰富、延展今晚议题。余凡给出点评指导，提出“人文学子应当适当转换视角看待问题”的期望。
杨虹晴质疑谈论奥斯维辛的意义：“既然如同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大屠杀这类反人类的暴行不会终结，我们在今天谈论奥斯维辛的意义何在？”
“我们今天在和平年代面对作为20世纪最难以回首的人类耻辱之一的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认知当下和平生活的宝贵，警惕战争、文明冲突，回望过去的文明虚假、人性丑陋的过程，使我们理智成熟。我们今天学习奥斯维辛的相关历史，是我们启蒙的过程，也是对理想西方文明脱敏的过程。我们今天需要知道奥斯维辛，未来仍需不断谈论此类事件，来获得关于这个世界认知的理性。”余凡回答。
朱雨笛提到：《威尼斯商人》与《最后的晚餐》中犹太人负面形象塑造正体现西方社会整体好恶。余凡指出：创作者在塑造某一类人物形象时会受社会主流评价标准影响。这正表明犹太人的坏名声早已存在。
此外，有同学就苦难的记录在历史中的不可或缺性进行提问，即从侧面支持了阿多诺之后的“修补”：“奥斯维辛之后可以写诗。”
余凡就反“进步拜物教”问题进行讲解。针对阿多诺的著名观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余凡引出问题：“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吗？”“是否还可以写诗？”何羽结合相关阅读的心得体会，作出较为全面阐释，但未指出该处的“诗”即所有文艺，即文明的所有表征。
余凡指出，策兰这样反思奥斯维辛：希特勒富于煽动效果的政治演讲措辞，是对优美德语的“败坏”。还有哲学家否定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后”的存在，表示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正义勇敢之士首先受到屠戮，而愿意充当帮凶、献上膝盖、善于溜须拍马的犹太人却活了下来。余凡补充，是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背后所关涉的思考。
奥斯维辛是阿多诺质疑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社科领域追求的“进步”“启蒙”“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点，质疑本身极具颠覆价值。将“进步”“启蒙”“文明”原本是我们一贯思维中的好词，这里却给予我们以新认知。除此之外，传统与革新、飞扬与安稳的孰是孰非，也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般模样。
交流会最后，余凡再次强调：苦难不应被忽视和消费。“要求遭受苦难的当事人不断重复自己所遭受的暴行，不断揭开隐秘伤疤给周围看以满足其猎奇心理，是不人道的行为”。他谈到，多数人站在保护历史角度，认为苦难是不可跨过且必须记录的反思资料。余凡站在受害者角度，给予新颖的思考方向。“这与浩如烟海的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书籍记录不冲突，目的不同，谈论的语境也不同。”
“当我们谈现代西方的文明与否时，皆有支持与反对的充足理由，都具有合理性”，余凡补充，“结论的两极对立的原因在于我们思考问题时的整体化视角与局部视角，不同视角审视现实问题、文学故事，往往结论多元。然而，其中或许有一类视角与立场是终极意义上的，占据我们学术问题评判的金字塔顶端，如讨论西方文明虚假性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文学问题等。”他认为，占据顶端后对学术问题的洞悉，才能抵近本质和内核，“如青年的社会责任感，人文情怀、人学立场、人类和平立场，以及女权主义立场。”
经过本次交流会，同学们对奥斯维辛事件反映出的西方文明问题产生深刻认识，学会以多种视角思考问题，更深入站在受害者角度体会到历史记录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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