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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ER】三分钟 讲讲包头过去的三十年

2016-11-05 发现者苏察哈尔菜 自由发

发现者联盟·FINDER

发现包头的美好

我是苏察哈尔菜,包头的不能再包头的包头人。

你不认识我,但是,你能从我的文字里,看到你自己。


我三十多岁,所以从三十年前讲起。我想,我要是五十多岁就好了,这样就能从五十年前讲起,看上去好像会更有范儿。有了这个可怕的想法一秒钟后,我开心的不得了——幸好我才三十多。


三十年前的包头,能让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的家庭都是让人眼红的中产阶级。包头的大企业多,人们的日子过得都挺好。现在想来,那时候企业真真是有良心负责任接近共产主义社会了。企业有托儿所,阿姨老师虽然可能文化水平不高,可就跟亲妈似的;职工宿舍附近就有卫生所,看个感冒打个针的出门就到;厂子里医院、澡堂子、理发室一应俱全;夏天分汽水,冬天分煤,六一儿童节我还得过一个塑料的绿娃娃的存钱罐,这好像是我8岁以前唯一的一个正经玩具。到现在我都十分怀念这个存钱罐,如果它还在,里面的硬币应该挺值钱的了。那时候,人们的想法很简单,甭管什么合同工、临时工,只要进了“厂子”,就是进了一个有保障的社会,“厂子”会管一个人、管一家人、管一个家族一辈子。


这段时光是我最怀念也最快乐的。托儿所里没什么玩具,一个铁滑梯被蹭的锃亮,三个拉力球几十个孩子抢着玩,大门是被刷成银色的铁栅栏门,小朋友们都从栅栏里钻进钻出。这里面也有我,可是,我头大,只是钻进,没能钻出,卡在了栅栏中间。接下来的半小时里,老师、邻居、路过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用尽能找到的工具(就差拆门了),把我解放了出来。到现在,三位数以上的加减法我都得用计算器,我严重怀疑和那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了小学,条件比托儿所也好不了多少。那时候除了钢三小,包头的小学基本都是平房。夏天还好,冬天就遭罪了。玻璃破了走风漏气的,每天早晨,生活委员(班委会成员,正经的二道杠)要负责给班里生炉子,早晨六点多从家里用专门制作的小铁桶带上几块儿热碳,到了班里,把劈柴、旧作业纸往炉子里一塞就开点。碳堆就在班里的最后边,回想起来,现在的孩子也挺无趣的,班里连个碳堆都没有。

 

这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同里小卖部的老大爷。家里要是来个亲戚,我就美不滋儿的领上两三块钱,屁颠儿屁颠儿的去小卖部,敲敲那个一米见方的破窗户,等着老大爷不知从哪儿颤颤巍巍的钻出来,又不知从哪儿变出了我要的二锅头、女士嘉宾,打上几毛钱的酱油醋。当然了,我还要给自己添点儿福利,或者是长的像手枪一样的糖。或者是花一毛钱剪上十张圆牌,那老大爷手艺真不错,那么大的剪刀,把圆牌剪的又圆,又圆。


那时候,前后左右的几条马路限定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每个礼拜天,有机会坐上爸妈的自行车去个八一公园、包百大楼都美的冒泡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妈妈说今天是六一节,要带我去劳动公园,中午,居然是在一个饭店——包子铺吃的饭,天啊,居然在外面吃了一顿饭。下午回来的时候,路过阿尔丁广场,街边儿有卖羊肉串的,架着一个黑乎乎的破铁炉子,一块钱三串,我的口水已经流到鞋带儿上了,我可怜巴巴的求着妈妈消费了一块钱,然后恶狠狠的干掉了它们。


 1995年9月,上了初中,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价值人民币260元。我骑着它在上学路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咋这美呢。这辆自行车,也成为了我后来骑过的N辆车子中,唯一没丢,被骑到烂的车。


1996年5月3号,学校的操场像往常一样在轰隆隆的施工。快到中午放学的时候,英语课,老师正领我们扯着嗓子喊音标,和外面的机器比声儿大,我满脑子已经都是中午回家的焖面烩菜了。突然觉得这机器的动静咋越来越大了?还抖起来了?窗框子还震了?第一排坐着一个头发短见识长、贼精的哥们儿喊了一声“地震啦”就往出跑,我个儿大坐后面跑不出去,还在乌央乌央的混乱中被踩丢了一只单边儿鞋。接下来的几天,人们都不敢在家住,大街小巷学校操场撘满了地震棚,后来即使回家住了也是要倒立一个啤酒瓶。其实都睡的一塌糊涂了天塌了也由它去吧。


地震给学生们都放了假,也放了羊。我们除了踢球就是学习,学习“三国志”,“黄帽”,“铁钩船长”,“街霸”,街边任何一个不挂招牌却停着一堆自行车的小店里都会传出震耳欲聋的“好由跟”的声音。


说句题外话,地震时第一个跑出去的那哥们,当年我们在一个球场上他踢前卫我踢中场,每天摸爬滚打一身臭汗玩的不亦乐乎,不过他的成绩不咋地,相当不咋地的那种不咋地,没上高中去当兵,现在是包头小有名气的低调的土豪,随手就摸出来一个粗的像鸡腿似的豪车钥匙;

而我一路高歌猛进考上重点高中摸爬滚打到现在都没混出个所以然;我们倒还常在一起喝酒,喝多了我就想: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啊。

 

也就是从那几年开始,才四十来岁的妈妈好像不用上班了。以前无所不能的“厂子”也好像不管什么了。再后来,厂子里不断有人告状、上访,也有人因为拿厂子里的东西被抓。但更多的人,被他们曾经以为会托付一辈子的厂子推向社会,开始他们新的人生。

 

1999年,惨烈的中考来了。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折磨的多少当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折腾了人们好长时间,分数线出来了,549分,我骄傲的超了几分上线,也没算浪费分数,我妈能睡着了。我有俩同班同学,考了548.5,对不起,差0.5分,想上重点高中,交钱,一年5500,三年16500,赞助费。过去了很多年,这几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忘不了去那两个同学家里时,他们母亲哭的红通通的眼睛。

 

高中时代很好总结:

  1. 见识各种神(sheng)人(kou)。一切稍微良好些的自我感觉都会在这里被打回原形,牛逼的人太多太多了;

  2. 一天,我一多愁善感的女同桌哭的稀里哗啦来上学,我以为丢钱了。结果她说昨天“上杉和也”死了

  3. 安妮宝贝、痞子蔡、流川枫经常会在教科书下面出现;

  4. 自行车丢了N辆,整车、轱辘、车把、车刹都丢过;

  5. 刘德华、张信哲、张惠妹的声音飘过大街小巷,孩子们都开始穿佐丹奴、班尼路、真维斯,吃海德汉堡了,上课的时候你还会听到BP机的声音。

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了。



高中时候的班长给我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人长的倍儿精神,身材匀称。踢球能连过十几个人(包括队友和裁判),从本方半场直接带到对方球门前,然后一脚抽射震的横梁颤三颤;打红警他十分钟能把我基地推平然后让矿车悠闲的转仨圈儿。最可怕的是你看不见他熬夜,他好像比你都能玩儿。考试时候十科全能,除了唱歌跑调,所有学科基本没有他搞不定的。全市数一数二的重点高中,出了全年级前十名,就算他发挥失常。这哥们儿让我明确找到了人生的定位和生活的意义。

 

经历了两次莫名其妙的高考后,我顺利而荣耀的就读于本土著名的大学,有“草原小北大”之称的——包头师范学院,那时候,人们更习惯叫它--师专。

然后又是十几年各种莫名其妙的折腾,这期间,我又认识了好多普通的包头人。

 

老邓,80后,十几岁就叱咤网坛,从包头到北京打拼多年,中国网球界的大拿们李娜郑洁彭帅都曾是他前“队友”,靠打球在北京打出了多套房子。上了年纪(30岁)后荣归包头养老,大到矿产,小到花瓶儿,生意做过无数后发现,唯一挣钱的还是北京的房子。

 

武哥,70后,曾经在炼铁厂一次事故中差点儿送命,在医院躺了一年做了无数手术带着半身的伤疤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中国历史、明星绯闻、包头故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品茶下棋打牌熏香他都喜欢,唱歌跳舞行,芭蕾舞音乐会能享受,街头耍猴配狗都能看半天;

 

老刘,老家在乌盟,从小穷的穿不起裤子。初中没上完就到包头当学徒,九十年代跟着师傅学照相。吃事宴上的剩饭,攒钱买胶卷学技术。现在是全内蒙摄影摄像圈儿里数一数二的大咖,整整一层办公楼,几十号徒弟,满堂的红木家具,前两天刚买了一台电视转播车,才一千多万。

 

二哥,60后。摆地摊儿卖过拖鞋,山里放过牛,蒙古俄罗斯倒腾过羊绒挣过大钱的主儿,还是内蒙古的十佳导游。每天早上打太极,白天满世界忙活事儿,五钱的小杯子,一口一个,半斤烧酒下肚,能讲俩小时包头历史,连着讲一个月都不带重样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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