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他们带来伤害，我们就要放弃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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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暴力此起彼伏，由于很多未成年人出于羞辱对方的原因，将暴力视频上传网络，更让我们看到了校园欺凌的严重程度。今年4月，湖南数名女生在不到100秒的视频当中，打了另一个女生32巴掌；同样在4月，重庆一名初二学生在厕所内被同学围殴，最后被用刀捅死；在山西，一名15岁少年在网吧被6名同学打了4个小时后死亡……够了，这是怎么了?上一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能制止这种暴力吗？《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校园暴力。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家庭教育缺失是共同特征
今年5月初，在山东省五莲县一个初中男厕所里，一位身体强壮的男生向一名身材瘦小的同学大打出手。原因是被打的男生给打人者起外号、向老师打小报告。
今年4月，在湖南永州，一名小学女生放学回家时，被5名女生胁迫到偏僻的地方，在不到100秒的时间里，被轮流扇耳光32次之多。
今年3月，湖南耒阳一名女生被逼下跪，并被扒衣拍裸照；没过多久，河北保定一名女生就同样经历了下跪、脱衣、拽头发的噩梦。
在隐蔽、无人约束的空间里，一起起恃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校园欺凌事件正在肆无忌惮地发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宋雁慧分析，校园欺凌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校园欺凌一般发生在认识的群体之中，比如说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般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其次，欺凌双方力量不对等，一般是强对弱或者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第三，偏僻、隐蔽的地方是欺凌者施暴的主要场所，包括厕所、学生宿舍内部等不可安装监视器的地方，此外还有放学、上学的路上。
在最近爆出的多起校园欺凌事件中，都分别有人负责打人和侮辱，有人负责拍摄上传网络制造更大的侮辱。欺凌视频在网络的传播，一方面使得隐蔽的行为得以被发现，却也可能引发效仿和传染，让现实中的欺凌变本加厉。
宋雁慧认为，青少年遇到矛盾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他会去模仿网上的一些不良手段。在手段在方法在花样上，也越来越千奇百怪。
更有甚者，将同学欺凌致死。仅在今年4月，就有重庆彭水和山西运城两起欺凌致死的事件被公开报道。在山西运城，15岁的少年张超凡在网吧被6名同学殴打四小时后死亡。
张超凡死后，母亲才通过儿子的手机QQ群聊天记录了解到，儿子不是第一次被打，而是生前几乎天天被打，甚至被打得逃出学校。而儿子被打致死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没有钱给那些欺凌他的同学买水。
宋雁慧分析，欺凌具有反复性，持续时间会比较久，此外还具有未受激惹性，即受害者没有惹施暴者，但施暴者还是向他实施长期的、身体上的伤害，“跟他要钱买水也好，或者是其它的也好，其实这都是一个借口”。
除了定期给生活费，父母很少和张超凡交流学校的情况。去年，张超凡升入初三，开始住校，不久后他就被勒索和殴打过一次。张超凡曾提出坚决不愿再住校，但是由于家中忙碌顾不上接送，张超凡不得不继续住校。
张超凡的母亲田雪娟：“有一次我儿子说不住校了，他说有一个姓任的学生和十几个同学向他要钱，他没给，被暴打了一顿。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那些学生可能因此与他结仇。”
宋雁慧分析，学校老师对寄宿制学生的管理，更多的是纪律上的管理，在寄宿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很少能有效地去辅导和认真地帮助、分析解决。在她看来，在张超凡死亡的事件中，学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几位施暴孩子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孩子与他们的交流同样很少，更谈不上教育和指导。
在校园欺凌事件当中，家庭教育缺失成为一大共同特征，在寄宿制学生、农民工子弟、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当中，校园欺凌都呈现出高发状态。去年发生的北京105中学的欺凌同学事件当中，六名参与打人的学生，有五个来自单亲或离异的家庭。
在宋雁慧看来，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他所有的行为问题一定最终是根源于家庭：或者他的家庭结构有缺损，比如父母离异，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他的家庭教育有问题，父母和孩子的有效沟通比较缺失。
上周，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校开展为期8个月的治理行动，这被认为从国家层面首次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
宋雁慧认为，这份《治理通知》的出台，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使得大家将注意力，从过去主要关注学业成绩、升学率这个层面，引导到关注学生行为这个层面。校园欺凌主要的问题是根源于家庭，显现于社会。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起来一起来治理的话，还是很有可能避免这些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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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台通知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层级比较高，主任是国务委员刘延东，副主任是包括教育部部长在内的一些人，由此可见对校园欺凌事态的重视。但重视归重视，现实中治理起来的困境与挑战真不少。比如14岁以下的少年犯了什么事都不承担法律责任，16岁以下的少年只有涉及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才会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治理校园欺凌，大比例上看，法律是宽松而很难起到高压作用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法律太松了，应该严起来。可对于未成年人，法律该严起来吗？严起来就管用了吗？利弊如何？
既是犯罪人 又是受害者
检方：关注这些孩子如何良好地回归社会
5月17日，本周二，北京海淀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的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一起，前往河北农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孟家了解情况。小孟因为在北京8天之内连续盗窃6家超市，被公安机关逮捕并移送到检察院起诉。
小孟今年17岁，三年前，他离开家，到外地闯荡。他的父亲老孟，今年73岁，属于老年得子。小孟3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家，家中生活一直靠老孟耕种一亩多地维持。从三年前小孟离开家的那一刻起，父子俩就再也没有见面。对于小孟会“犯事”，老孟并不吃惊，同时也不希望检察官把小孟送回家。
小孟的家可以用一贫如洗形容。检察官王晶说，老孟一直在跟他们变相表达，他没有能力去管教小孟，希望检查官们代他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家庭中缺失母亲的角色，年迈父亲又无力管教，小学五年级就辍学……通过对小孟家庭情况调查，检察官们再次印证了“问题少年”背后总是有一个“问题家庭”与“问题教育”的判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正确的人生观。
相关调查显示，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除了家庭教育的丧失之外，学校教育的缺失也是主要原因。在以分数至上、成绩为标准的教育理念上，学校往往忽视德育教育，对一些发生在校园的未成年犯罪也常常视而不见，助长了青少年的认知盲区。比如，有些高年级学生向低年级学生勒索钱财，尽管老师知道，但并没有认真干预，这会让这些欺凌者错误地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
许多未成年人犯罪后，经过司法机关的教导，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行为是错误的。
近年来，校园欺凌案件等未成年人犯罪频发，有人提出是由于我国法律宽松导致的。因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6周岁，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是轻判或者不判。然而，在经常和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检察人员看来，一个未成年人犯罪，责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其中既有家庭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这些未成年人往往也都是受害人。
北京海淀检察院潘度文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关注的不应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更应是还没长大的孩子——他以后如何能够良好地回归社会？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捕了、讼了、判了是最省事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做法对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成效并不大。因为不良思想、行为没有得到彻底的矫正，对法律的认识也不全面，很多未成年人在出狱后，往往重操旧业，重复犯罪。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北京市海淀检察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推行“附条件不起诉”，即对未成年人犯罪不予起诉，反而进行一个为期6到12个月的考察，在这段期间，让他学习谋生手段，防止他继续用违法犯罪的方式生存。
北京海淀检察院潘度文认为，法不容情，但法律也不应该是冰冷的，对待未成年犯罪不是如何打击，而是矫治这些不良行为，帮助这些未成年人改掉自身不良行为，重新回到人生的正道上也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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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犯了事怎么处理很麻烦，这个年龄正处于人生转折点。再大一点就会进入成人世界，也该担起法律的责任了；再小一点，14岁以下，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可十五六岁，在这两者之间，如果把他提起公诉、判刑收监，将来的人生也就会带着案底走；但是帮他一把，免予起诉，又得让他知道错在哪儿，真帮他明白错误不该再犯。在这个时候，专门帮助这些犯错孩子的社工也就应运而生。在上海，这样的社工团体已发展了12年，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类似于小孟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社工帮扶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专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更应纠正家庭养育环境
小C，17岁，安徽人，是个瘦高的男孩。2015年初中毕业后来到上海，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只能在一个老乡开办的娱乐场所做服务生。后来他发现，这个娱乐场所其实暗藏着卖淫嫖娼的窝点，但因为自己没有其它工作机会，也就默认了这份工作，直到警方捣毁窝点，他因为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因为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没有对他直接提起公诉，在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闵行站社工的帮助下，一家宾馆将他安排在餐厅实习，并培训他相关的上岗技能。不到半年，性格外向的他很快在餐厅里交上了新朋友，也得到了大家对他工作的认可。管护中心的社工，每一到两周就会过来看他一次，与他面谈，了解近期的生活、工作和心理状况。
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闵行站社工定期与小C见面、了解情况。
在上海这家观护中心里，类似于小C的案例，十年来已经有400多例，从站长鲁静掌握的数据来看，其中84%属于外地来上海的未成年人。在鲁静看来，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问题中，一部分是由十多年前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转变而来。
鲁静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都是有所缺失的。那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会进入到大城市去打工。当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经济来源的时候，违法犯罪行为就会产生，从孩子自身来说，他对于犯罪，意识不是很强。他只是想生存下去。
生存是孩子的最基本需求，以盗窃作为谋生手段的小孟，面临的同样也是这个问题，而最近半年里，司法社工高翔已经和小孟在看守所里见了十几面。根据自己的观察并征求小孟的意见之后，高翔也有了一个小孟走出看守所后的初步帮扶方案，希望给他找一个餐馆，参与技能学习。
小C在社工的帮助下，被安排到餐厅学习谋生技能。司法社工高翔认为：“无论任何时候，孩子需要在社会上立足，要有一个稳定工作，我们相信孩子自我能改变，能成长。”
显然，无论是国家层面的重视还是社会团体的行动，都表明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校园欺凌甚至是更大概念上的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是不得不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但心理专家却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要远比我们所了解的复杂。
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叶壮认为，目前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看法过于单方面——你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帮助，社会公益也都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帮助，可能在客观现实上，他的确是需要帮助，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孩子主观上有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帮助。
在叶壮看来，社工服务目前最理想化的状态，也只能是针对已经出现的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犯罪个案。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无助于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当孩子与父母之间最基本的感情线都无法建立时，当孩子情感缺失到无法体会别人的痛苦时，他们又该怎么融入这个社会？
叶壮认为，如果孩子在幼年时期，站在他人角度、体会他人痛苦的能力偏低，可以预测到他在青少年过程中极大程度会有校园欺凌的可能性，并且还会一直延续到他的成年生活中，成长为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养育环境不安全、不稳定，提供的关怀与呵护不够充裕，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在专家看来，与父母的感情联结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情感的丰富程度，以及他与其他个体建立联结的能力，而学校的监护与教育，则是引导孩子如何能在群体中建立良好的角色感与认同感。
然而，目前这对本应相互依存的关系，双双出现了问题。显然，在面对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犯罪时，更应该被纠错的，是他们曾经的养育环境。所有在这个养育环境里面的父母、监护人、养育者，都应该得到重新的教育、培养和对于自身教育观念的梳理，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养育三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孩子没有产生心理问题之前，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养育环境。
白说
想要制止、减少更多的校园欺凌，除去社工及社会的重视，家庭与学校两个环节万分重要。很多学校对身边的欺凌与暴力并不知情，一是不关心，二是不设立了解的渠道，或者处理生硬，让被欺凌的孩子不敢张嘴告知学校。而很多学校即便知道了，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变相助长了暴力与欺凌事件的发生、发展。而家庭不能总是把责任推给学校与社会，自己平时如何教育孩子，出现问题后，也许孩子因未成年而不被法律追究，但家庭与家长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却不该躲，这一切都有可作为的空间。但愿能一一落实，落地，让更多的孩子免于暴力的阴影。
视频制作：徐新 李瑾 王志坚
微信策划：姚道磊
本周监制：宣霁祐
封面设计：刘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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