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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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崇峡，1982年2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工程系计算机软件专业。
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每当想起他，都会有怆然泪下的伤感。
父亲出生在重庆长寿县一个很穷很穷的小山村，家有兄弟姐妹六人，四男二女，他是老大。学历相当于小学四年级。有一次，我看到过他在重庆河运技术学校进修的数学作业，也是3、4分的居多。不过，他的中文还算比较好，据我访问过他的一些朋友的介绍，都称他能写能说。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年代，他居然也算是佼佼者了。这固然有社会熏陶的原因，但他是不是还自学了一点，就不得而知了。辍学之后，他就去跟一位做生意的亲戚当帮手，鞍前马后。无论如何，也算是自食其力。个中细节与凄苦，不得而知。到16岁，经人介绍，他进了民生轮船公司当学徒。收归国有之后，改名为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他在“民万”、“民宪”等好几条船上工作过，后来调到“长江2014”轮，直到他离世。长江上船舶的命名方式，三位数字的表示几百匹马力、四位数字的表示几千匹马力，其中首位数字，表示马力的大小，后面的两位数，表示本系列的编号。2014表示两千匹马力的动力船舶中的一艘。但数字不一定是连续的，如重庆有几艘战争时期留下的登陆艇（据说是美国送给国民政府的），编号为“人民3号”、“人民28号”等。其中“人民28号”在1967年8月8号红港（文革时期的名字，现在的朝天门码头）大血案中，被“望江101”军舰击沉。
长江2014轮的固定航线是往返于重庆与宜昌，六天一个航次，我于是也通常要六天才能见到他一次。每次到港时间都不确定，或早或晚，如果到港时间适中，就是放学以后，但又不要太晚，我就会去预定停靠的码头等待，以便去船上玩，顺便去船上洗澡，这是船上的最大福利了。那时候，洗澡很不方便，能够提供一个星期洗一次澡的工厂，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几乎每一个航次，父亲都会买一些东西，鸡蛋、水果等。特别是万县的柿子，我很喜欢吃。所以，到船上去，也就顺便把父亲买的东西带回家，名曰“接船”。
我虽然是家中长子，但我出生，却是在父母结婚十多年以后了。所以，父亲对我很溺爱。他休假的时候，去访问朋友、同事等，总是带着我。小时候，我很机灵、调皮，他也因此很开心。在我两岁多的时候，父亲与舅舅，带着我在朝天门等1路电车，去哪里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车来了，我就兀自上车了。我记得有人把我抱上车的。看见父亲没有来，我就开始大哭。后来，可能是司机把我交给了解放碑街道办事处，那个地方离解放碑车站仅数步之遥。我在那里仍然大哭不止，后来父亲来了，找到了我。他发现我不见了之后，就开始逐站寻找。这件事情被不断的重复，所以，我还依稀记得上车时，以及父亲找到我时的情节，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父亲喜欢结交，所以，公休假的时候，总是出访各类朋友，偶尔也有朋友来访，不过我见到的次数很少。那个时候，没有打麻将的风气，所以，会朋友也不过是聊聊天而已。有时在茶馆，有时在朋友家中。父亲喜欢下象棋，我认识一位他的棋友，住地离我家不远。有时候，他也会到我家来下棋。据一位与我父亲的这位棋友同厂的人说，父亲的这位棋友下棋水平很一般。所以，根据棋逢对手的原理推断，估计父亲的下棋水平也很一般。我还知道一位他的棋友，姓夏，在万县住家。父亲离去之后，就是这位姓夏的人，给了父亲以“非因公死亡”的定性。这个定性，导致后来的劳保等很多待遇，我们家都没有，换句话说，我就是在贫困与饥饿中长大的，其艰难程度，不亚于那些见报的山区穷苦孩子的事例。据夏某说，当时是因为派性，他也没有办法。同时，他给我讲述了，他与父亲的关系很好，有一次从长寿开始下棋，直到船到重庆才结束，他艰难取胜。他说他与父亲是棋友等。
就一般应用而言，父亲的字写得算比较好一点的了。同时他一直认为写字很重要，所以，他要求我好好写字。但除了给我买了一本《柳公权玄秘塔字帖》之外，他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任何示范，诸如点、横、竖、撇、捺等如何写之类，更没有带我去名门求教，或者报什么学习班。所谓名师高徒，没有名师，当然就不可能有高徒了。这不外乎是让我自学。他的要求其实不高，就是每天写一篇字，用白打字纸照着字帖写。不过我历来贪玩，对写字一点爱好都没有。所以，每天写字的任务，就是我沉重的负担。每每到了父亲的归期，我还一篇也没有写。所以，在他到家之前，赶紧胡乱的炮制。但有时候，在我还没有放学之前，他就到家了，或者有时我干脆把写字的事情，忘记得无影无踪。父亲就会很生气，有时会用竹子篾片打手板，但大多数是批评教育，给我讲一些练习写字的大道理。由于我不喜欢写字，老是欠作业，所以，我对父亲有一种惧怕，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
由于父亲在船上工作的缘故，我们家在重庆，宜昌，武汉等住过。我也是在宜昌出生的。现在的很多表格的出生地一栏，我都填写湖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人利用父亲，他因为能言善辩，能写能抄（写大字报），所以，被动员起来一起造反，夺当权派的权，这当然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令，无可厚非。事后不到两个月，又说这是错误的。父亲于是有一种助纣为虐的感觉，深感犯了错误，愧疚、自责，无以复加。由最初的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到后来怕殃及家庭、子女，沉浸在无尽的惊恐中，慢慢地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个时候，封船封路，不能去较远一点的医院就医，只能就近开中药吃。每次煎药，他都要我从始至终照看着，他说怕有坏人。其实社会往往是这样，没有干过坏事的人，最怕被人诬陷干了坏事，小心翼翼，心有余悸。倒是干尽坏事，无恶不作的人反倒心情坦荡，逍遥的时候复逍遥，如果真的到了大难临头，也至少是不怨（当然他们希望不来更好）。
1967年8月23日，妹妹因为发高烧，早上很早，妈妈就带着妹妹去医院排队看病去了。我睡觉，从来就很沉，打雷、大炮等，对我都无动于衷。但是这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很早醒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父亲把我弄醒的。醒了之后，看见父亲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那个时候，家里除了一盏15W（也有的家庭用25W）的电灯之外，别无电器，所以，房间显得特别黑（路灯、霓虹灯，家里电器的遥控指示灯，空调的面板等，都会使房间不那么黑，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父亲吸着香烟，是我头一天去替他买的“伞塔牌”，0.14元一包，他每吸一口，都把房间照得通亮通亮。他远去的时候，我就睁开眼睛，他回走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来回往复数次。我以为是我有什么动静，被他发现了，他来到我的床前，蹲下（说不定是跪下的，我没有看见，感觉那高度跪下更适合），在我面前看了很久，我觉得很久。我完全屏住呼吸，假装熟睡，一动不动，生怕被他发现了。我感觉到他的烟的味道，一秒一秒。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几秒钟，尽管他很溺爱我，但我却一直有些惧怕他。所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装睡。如果我当时大胆睁开眼睛，如果我能叫一声“爸爸”，其结果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我一直深深的自责，无尽无极。后来，他慢慢站起来，划了一根火柴，把房间照得通亮，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离开。
慢慢地天亮了，我听着重庆南岸的黄山上，依旧向朝天门的江心开炮，警示着船舶不得移动。一个灾难深重的一天，在炮声中开了。妈妈回来之后，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我说不知道。就说早上很早，他吸着烟，出去了。我们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的行踪。所以，他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我也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过对他的怀念，心中的涟漪却是无休无止的荡涤。我每次写字的时候，就当是完成父亲的作业，天长日久，慢慢地也形成了习惯，这其中，所有的积淀，就是对父亲思念的凝结。只有妹妹会在新年伊始，到他熟悉、热爱的长江边，为他烧一点纸，算是纪念。
后来认定，父亲作为失踪死亡。根据交通部的有关文件，船员在家休假XX天之内的死亡，算因公死亡。1975年，我开始为了这个迟来的更正奔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拜访了夏某，他前几年作为造反派的头目，权倾一时。他说对不起棋友，也犯了错误，愿意帮忙，不过，他此刻说话，却是一文不值了。但他写了说明，也算是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在那个期间，大概找了相关人员20人，有父亲的同事、领导、朋友等。前后历时一年，拟写报告也有20-30份。到1976年6月左右，确认我父亲属于“因公死亡”，补发了一点钱，恢复了相关待遇。母亲没有能力和精力来关心我们成绩好不好，她最操心的是“你们会不会饿死”，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家才算摆脱了被饿死之虑。
时光进入2014年，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年份，但这个数字，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磕击我的心扉。我不得不写下几行蹩脚的文字，来表达一下我对父亲的怀念。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其实还小，记忆也不深刻，只能草就。
这么多年，没有纪念父亲，我其实心里，一直期盼他或许以某种方式存在。今天，我第一次对您说：“爸爸，愿您安息！是母亲引领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
父亲苍然去，儿女徒伤悲。
岁月多煎熬，残月少光辉。
荏苒数十载，期盼一朝归。
莫道天亦老，凝思泪雨飞。
——写于 2014年6月15日父亲节
图片来源：作者及网络
本版编辑：阿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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