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秉烛夜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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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夜行者

——读赵越胜长篇文化散文《燃灯者》

有的字，在餐馆、路边就可浏览，或博一笑，或生一趣，而后，那些文字便随了转载它的纸张被读者丢进垃圾桶。这样的读物，犹如爆米花，虽然体积庞大，但营养贫乏。有的字，须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煮茶，慢慢品读。书香、檀香与茶香相化相生，浸入血脉，流入丹田，此时，夜虽深沉，但心门敞开，心空清朗，耳目豁达。这样的书，放置百年，也不会旧。这类书，犹如压缩饼干，体积不大，但全是精华。

赵越胜追忆恩师周辅成先生的长篇文化散文《燃灯者》就是一本可反复品读，可放置百年的书。两位先生都是浸淫中国古典文化，又精通西方人文精义的大学者，《燃灯者》是“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赵越胜在这部作品中用情至深，但惜墨如金，片言只语，普通读者都须咀嚼好几次，越咀嚼越是馨香索怀。

赵越胜先生满怀深情，娓娓道来，周辅成先生的音容、胸襟、情怀与人格如隔岸崇山，次第推进，巍然屹立于读者眼前。大山无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周先生生前不被媒体追捧，不被主流关注，但他的风骨在赵越胜笔下宛若大山。不难看出，周先生毕生追求的无疑是大音、大象、真学问。“先生的智慧与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在周先生与作者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中，哪些教诲让他铭记在心，经久难忘？周先生的哪些风范可推而广之，影响社会？

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的平民思想。周辅成先生学贯中西，但他始终没忘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评品人物，首先看他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否替劳苦大众说话，他认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可贵的地方是“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辩士。”“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周先生认为戴震精神可贵处也是因为他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周先生把莎士比亚当作自己心灵上的朋友，他在《莎士比亚的人格》一文中写道，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尤其是周辅成关于“儒分朝野”的说法，让人耳目一新，周先生认为，那些不为统治集团利用的在野之儒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继承者，他们“守死善道，以人为本，满怀慈悲与恻隐之心，倡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野之儒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他胸怀高远，坚持儒家先贤所倡的理念，穷不坠志，难不屈节，虽乞食亦乐在其中；看似避世高蹈，实则民忧满怀。”周辅成显然以在野之儒自封，不走传统儒生读书只为博取功名利禄的路子。正是这种可贵的平民思想，使他与赵越胜能一见如故。他们相识时，周先生已是北大的名教授，赵越胜当时只是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但周先生从他的谈话中认定，“竖子可教”，当即邀请一心向学的赵越胜到他家里。从此，对赵越胜而言，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先生为他推开了一扇窗，让他看见了“蔚蓝的海洋”。在他们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中，周先生既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教育的青年学子，又把他当成学术界的知音。

“素履之行，独行愿也。”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受到道学家的批评，赵越胜写了一篇评论《望乡的伦理学》，周先生说，“你说《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谁能说妓女没有道德……《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对妓女的道德，这是我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之外读到的最为公正的一个评判。周先生这样品格纯正的人，能为备受侮辱的底层人物说句公道话，正是他思想中平民意识的体现。反观当前充斥铜臭气息的学术界，周先生的平民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持守人性与人道圣火的普世价值观。周辅成先生一生追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他认为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周先生在北大教授哲学，亲身经历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但在每一次政治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他都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即使在“文革”中，他毅然敢把那些被批为“封、资、修”的西方哲学典籍保存下来，递给志趣相投者。一位哲学教授，明知“思想之业”是危险的，却依然要做“普罗米修斯”，他没有狭隘的家国论，他告诉赵越胜，爱拉斯谟的《愚人颂》有三大主旨要理解：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明知危险遍地，他还是向赵越胜推荐《自愿奴役论》这样离经叛道的著作，就是要学生认识到自己不自由被奴役的地位，从而种下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火种。正是秉持这种普世价值观，他才能心怀大爱，爱一切弱者，爱贩夫走卒，爱心存大义却不为世人所齿的妓女一样的小人物。周先生考察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基于这一普世价值观：戴东原永远替弱者说话、莎士比亚永远保持着平民性、“以德行仁，义在其中，便是正义，‘以力假人’，‘仁’‘义’两失，不过是统治者驭民之术”，正是坚守这种普世价值观，周先生才道出了振聋发聩之音，“循善而行才是儒学真义”。

毕生追求内心自由。一个人在地狱里呆得太久，上帝把他送往天堂，结果他说他适应不了天堂里的阳光，愿意回到地狱里去。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就是教育人要做顺民，自愿为奴隶而不知，“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在周先生看来，“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正是基于这一人生理想，周先生才敢向赵越胜推荐被视作禁书的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在青年知识分子心里种下自由的火种。在“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谈自由几乎是天方夜谭，但烛火必须保留，否则人类毫无希望。“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独立精神是我们读书人从书中得来的最高道德。”在一个言论受限制政治浪潮决定一切的时代谈自由，谈人的尊严，无疑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周先生不是不知，而是随时做好了捍卫自由的准备。

知己无知的自省意识。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自鸣得意是人的通病，到处都有夸夸其谈的“百科”先生，就是缺少省察自己的哲人。周先生谈哲学，永远敞开自己的心窗，接受新事物、新观点，不固步自封，不自以为是。周先生第一次与赵越胜在家里谈哲学时值一九七五年，这正是“黎明前的黑夜”，他告诉赵越胜，“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学哲学不仅要读哲学书，更要读文学与社会。“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像福楼拜……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若不用功，就是蠢材。”“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断了文化的薪火，周先生反思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言行，说：“更为令人痛心的事，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做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同为法家思想的继承者，但前者秉持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后者做了秦王朝的帮凶，最后却被秦二世处以极刑。时时省察自己，可以保持气节。省察社会，可以辨别善恶。省察历史，可以认识到阻碍民族前行的绊脚石是什么。周先生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把火一烧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先生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真是痛心疾首，“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

敞亮清明的纯正人格。赵越胜远居法国后，时时不忘电话向周先生问安，与先生讨论哲学与社会问题。一个人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值得另一个人毕生追随？用赵越胜的话说，“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疾恶如仇，视名利若粪土，击赏那些“临大节而不可夺志”的真人，毕生不忘为弱者利益鼓与呼，“人民！人民！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字以行！”“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先生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正是这种耳濡目染，使赵越胜时时感受到周先生人格的感召，像暗夜里的一道烛光，照亮夜行者的路；像前行路上的一柄剑，扫清他求真知途中的枯枝烂叶。“他好似月夜的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正是与周先生长期保持的交往中，赵越胜意识到周先生是上品之玉，质地纯正，历久弥新。“一生不落名缰利锁，以恬淡充和之气，葆有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纯正品格。”

求真向善的学者风范。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学问与德行孰轻孰重？周先生认为，古之有学问者，必是高格亮节之人。周先生评价他的朋友大师吴宓先生，说他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学问。他认为一切哲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的问题，归结点应该是解决了人的问题，知识分子必须做人类的良心，而不是统治者的帮凶。周先生在他八十五岁被赵越胜接到法国后，仍然不忘前去瞻仰他敬仰的法国大艺术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怀了虔诚之心，虚心学习。即使到了九十高龄，他仍然孜孜以求新知识，对社会不正之风决不回避，而是进行疾言厉色的批判。尤其是他对儒家思想的识见更是以振聋发聩之音，拨乱返正，指出“儒分朝野”，“先秦儒家‘以道事君’的理想，包含着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高扬此一理想，读书人乃一自由之士，无此理想，便不过策士、谋臣、奴才而已。”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误传，被断章取义，先是被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独尊儒术，扔掉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观、仁义观，成了制约中华民族进步的精神枷锁。到了二十世纪，又被那些主张全面西化的人全部摒弃。周先生提出“儒分朝野”，提醒人们，对待孔子与儒家思想，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经世致用的爱国情怀。“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国家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200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周辅成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犀利抨击士林腐败，力斥名、利、权当道的乡愿行径“毒害青年”。2009年，98岁高龄的周先生谈国内形势，不无痛心地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士不可以不弘毅”，周先生的一生，是自觉担当道义的一生，是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是慎独、审思、精进的一生。他所推崇的历史文化名人，都是风骨与气节可彪炳千秋的真君子。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周辅成先生不愧为师者范。他的精神风范通过赵越胜先生的追忆书写永存人间。

作者简介

石凌，原名张惠灵，甘肃灵台人。在《北京文学》《文艺报》《当代小说》《海外文摘》《延河》《思维与智慧》《边疆文学》《散文世界》《散文选刊》《西北军事文学》《华文百花》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篇，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著有长篇小说《支离歌》、《蝶衣》、文艺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等。

图片来源：网络

本版编辑：阿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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