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吕太后的凶残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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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的凶残与仁慈

读《史记》《本纪第九 吕太后》，最初的感觉是迷茫。整部《史记》，本纪只有十二篇，记述了自五帝到汉孝武帝之间历代帝王的历史。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吕太后竟然站到了十二分之一，且笔墨不菲，这充分说明吕太后在历史上和太史公心目中的地位。然而通读全篇，作者却用貌似悠闲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塑造了一个残忍刻毒、权欲薰心的乱政后妃形象，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对吕太后的憎恶之情。如果就是这样倒也无妨，可文至最后，太史公却笔锋一转，给予吕后高度评价。字数不多，不妨全部照录：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太史公如此前倨后恭，使读者犹如迷雾一般，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吕后的残暴，似乎不要什么论证，仅《本纪第九 吕太后》中的记述就足以证明。一是诛功臣。“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汉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诛杀韩信。同年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将其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后，彭诉说无罪，吕后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她见到刘邦抱怨说：“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并夷其三族。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人彘事件。刘邦爱姬戚夫人，吕后急欲除之而后快。刘邦一死，吕后便下手了。文中记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从此惠帝每天饮酒作乐，放纵无度，不问朝政，一直患病，七年而逝。三是扶吕诛刘。刘邦死后，为建立吕氏天下，吕太后做了常理上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是把刘邦的那些已经封王的子子孙孙们，一个一个地消灭了。前后三任刘姓赵王都死于吕后之手，便是典型做法。先是吕后最恨的赵王如意被吕后毒死，后是接任的赵王刘友被活活饿死，第三任赵王刘恢被逼自杀，乃至再想任命后来成为汉孝文帝的刘恒时，他坚决不就。刘友死前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正是因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吕后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残暴的耻辱柱上。

然而，太史公在文末却对吕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二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三是刑罚罕用，罪人是希；四是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一评价即使是历代称颂的明君，也难以获得如此评价。更为不解的是，这一评价来得是如此突然，翻遍整篇《本纪第九 吕太后》也难以找到证据支撑。然而结合《史记》中其他篇章，于细微处有很多事实值得后世研究者咀嚼和品味。

高祖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然大权掌控在吕后手中。吕后继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第一，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吕后作为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在当政之后，并未因自己在与戚夫人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变态心理影响其主持朝政。相反，她却表现出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胸襟和气魄。一是鼓励生产。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二是修改酷法。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三是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等等。

第二，继续刘邦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执政期间，吕后遵循刘邦的政策，未对匈奴兴兵，而是采用了和亲的政策。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对吕后来说，真是受到了奇耻大辱。朝臣几乎众口一辞，出兵攻打匈奴。然当中郎将季布指出，高祖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吕后听从了他的意见，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之外，继续“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以和亲。单于笑纳之，致歉，并“因献马，遂和亲”。这样，汉匈之间及时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第三，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和六年（公元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除了实行上述政策外，还做了几件大事：叫各郡县推举优秀农民，予以勉励；允许以往逃避山林、湖泊和迁徙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并归还田宅，官吏不得因其过去有不法行为打骂或歧视；释放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裁减大批军官士卒，转业还乡，优先给以土地，妥善安置。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内外矛盾，刺激了生产发展，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

历史就是一些断臂残痕，就是一些破砖碎瓦，就是细沙沉石。有水平的历史学家能够通过这些断臂残痕、破砖碎瓦、细沙沉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我们这些常人只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与盲人摸象没有两异。看太史公关于吕太后的记述，把她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残暴的女魔头，好像也没有什么错。但细细品味司马迁的最后陈述，再结合其他历史史实，不难看出吕太后还有仁慈的一面。她残酷的一面完全出于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确实构成了她性格的一个方面。但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对百姓仁慈的一面，应该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

历史看起来非常复杂，其实也十分简单。天下初定，为治战争创伤，往往采用黄老道家哲学，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一旦恢复生机，儒家思想便大行其道，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待事业大成，各种问题随之产生，法家思维乘机而入，严刑酷法，以治乱象。压之愈深，反之愈烈，于是兵家粉墨登场，兵戎相见，你争我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吕太后顺应了这一规律，没有将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性用于治民，而是运用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施仁政于民，使民得以修生养息，不仅巩固了汉初的政权，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吕后应该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明君。

作者简介

朱海山,常州工学院副院长。

本版编辑：阿姬哈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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