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自然的发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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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发现（下）
4，“自然”作为“内在性”与“自然”的失落
根源于“自主生长”、“自我涌现”这种希腊人最初的存在领悟，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希腊人的“自然”蜕变成为“自然物”的内在“根据”。“自然”作为原则（principle），就是“内在性”原则。
自然作为存在的自行运作、自行生长，揭示了一个本质上内在性的领域。希腊的学术首先就活跃在这个内在性的领域之中，并且以揭示这个领域为最高的目标。所以，前面讲过，“自然的发现”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开辟了一个被称为“自然”的事物领域，而在于指定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方向，即对于内在性的探求。希腊人崇尚自由，盖因他们眼中的世界原就是一个内在性的世界，一个自主、自持、自足的世界，理性就由这块内在性的园地中生长出来。所谓内在性原则就是自由的原则。
然而，对“根据”的寻求、对内在性理路的开掘，却不可避免会导致“自然物”被逐出内在性的领域，原因是，作为“自然物”之根据的“自然”并不一定就是“自然物”。一旦“自然物”的“根据”不是“自然物”，那么，“自然物”就不再是一个自主生长、自行运作的内在性领域了。相反，内在性原则转移到了“根据”的领域。真正的“自然”（本性的王国）不是那个物质的世界，而是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1015a1-a3）中引用恩培多克勒的话说：
没有什么事物具有一个本性（自然）
仅仅是已混合的东西的混合和分开
而本性（自然）不过是人们给予它们的名字
恩培多克勒的意思是，由于一切事物都是混合的，根本不纯，因此一个缺乏纯粹性的事物领域不可能谈论什么“自己”，因而说不上“自己如此”、“本性如此”。真正的“自然”是“根据”，而“根据”在恩培多克勒看来是土、水、气、火四“元素”。只有“元素”才是“自然”，而像山川河流、花鸟鱼虫这样“自然物”自身并不“自然”。
柏拉图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然”并非“自主生长”、“自行运作”：它是被创造的。“创世”思想提出之后，就彻底地断绝了“自然”之为“自然”的道路。这个土水气火的世界并不是独立自足的，而是神创造出来的。神不仅创造世界，而且以其所赋予的原则统治世界。因此，称世界为“自然”根本上是一个用词错误。柏拉图在《法篇》第十卷中说：
所以判断和预见、智慧、技艺和法律，一定先于硬和软、重与轻。是的，可以证明那些伟大的最初的作品是技艺的产物，有理由被称作原初的作品；而那些自然的产物，还有自然本身——这样的称呼实际上是错的——是第二位的，是从技艺和心灵中产生出来的。
错误的称呼？错在哪里？
“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是位于开端的东西，但若我们可以说明灵魂先于自然出现，灵魂既不是火也不是气，而是位于开端的东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地说，灵魂的存在是最“自然”的。
超越的形式世界的出现，以及它被作为感性世界的“本原”这件事情，实际上否定了感性世界作为“自然”（本性）世界的地位。真正的“自然”不是感性世界，而是理性世界。所以，从柏拉图开始，“自然”的概念受到质疑，但也同时受到改造。“自然”不在这个“生长”着的、运动变化着的感性世界里，而在一个永恒、不动的彼岸世界里。于是，从柏拉图开始，“自然”这个词丢失其原始本初的存在领悟，而跌落为一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的名字，而这些存在者按照现行的观点已不再是“自然的”，它们只是名义上顶着这个名字而已。作为这个词之灵魂的东西即“内在性”的逻辑演绎的原则，现在移到了形式世界和理性世界。
亚里士多德把“超越性”向“内在性”稍微退了一步，挽救了一个“自然界”的存在，但自然哲学已经沦为第二哲学，而不再是第一本原、纯粹的本原。纯粹性、内在性还是移到了形式世界里，那将由神学、本体论、第一哲学来研究。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形式”成为普遍的“根据”，作为内在性原则的“自然”便离开了“自然物”的领域。结果是，一方面，“内在性原则”逐渐不再被命名为“自然”，而更多的体现在理性、逻辑等词汇中；另一方面，“自然”越来越多的指称“自然物”、“自然界”，而较少的在“本质”、“本性”的意义上使用。“自然界”不再自主生长、自行运作，这是希腊思想为后世开启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到了近代，自然界彻底沦为一个“外在性”的世界。黑格尔甚至说，“自然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了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要理解“自然”作为“内在性”这种原初的意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
5，中国古代未做出“自然的发现”
与英文的nature一样，现代汉语的“自然”一词也有完全相应的两种意思，一是指“自然界”、“大自然”，一是指“自然而然”、“本性如此”。但是在古代汉语中，这两个字的连用主要指第二种意思，而且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商务印书馆的《古代汉语词典》中没有“自然”这个条目）出现。
古汉语中最早出现“自然”这两个字连用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而且“自然”两字在文献中的再次出现也多源于对《老子》的解读和发挥。《老子》中出现过5次“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希言自然”（23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在这些地方，“自然”两字如何理解？现在通常的看法认为这是两个并列的字，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自”作“自己”，“然”作“样子”、“如此”，“自然”二词并列，意思是“自己如此”。作为动词时，意思是“成为自己目前的样子”，其反义词是“使然”。作为名词时，意思是“自己”、“自己的样子”。作为名词时，“然”可以看成是虚词。
这是古代汉语中“自然”的基本含义，成语“自然而然”就是由此而来的。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前人多解自然为一名词，谓道取法于自然，此大误。自然二字，老子书中曾数用之，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希言自然。’‘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然。’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非一专名，此处当亦同，不得视为一名词。其意谓道更无所取法，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赵志军更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古代文献的绝大多数语境中，自然都不具有现代汉语中的‘自然’的‘自然界’这一义项。现代汉语中的‘自然’的‘自然界’这一义项在中国古代由天、地、万物等概念来分别承担。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自然大多取《老子》和《庄子》中的自然的内涵。此一自然的内涵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解释为‘自己如此’。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最基本的规定。”
那么“自然”何时成为一个名词性的词组，指谓今天与“人”相对的“自然界”、“大自然”的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以后，“自然”一词已经开始具有独立的名词性的含义。徐复观（1903－1982）说：“魏晋时代，则 48 36094 48 17602 0 0 2682 0 0:00:13 0:00:06 0:00:07 4072人文而言自然，即指非出于人为的自然界而言。后世即以此为自然界之通义。这可以说是语意的发展。”张岱年认为：“阮籍《达庄论》以‘自然’为包含天地万物的总体，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在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自然是至大无外的整体，天地万物俱在自然之中。阮籍以‘自然’表示天地万物的总体，可以说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近代汉语中所谓‘自然’表示广大的客观世界，‘自然’的此一意义可谓开始于阮籍。”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词义根本就是近代以后对西文Nature翻译的结果，在翻译的时候，把在西方近代形成的、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哲学二分之上的“自然界”的概念引了进来。魏晋文人如陶渊明的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也不必解释成“自然界”。袁行霈说：“或注‘复得反自然’意谓返回大自然（自然界），恐失原意。在陶渊明诗文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只有具体的山水、飞鸟、树木、云雨。因此不能把‘返自然’直接理解为返回大自然，但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到‘自然’，从而也就得到了自由。”
我倾向于认同第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显然是受了现代思维的过强影响。由于“自然”概念在今天是一个强势的用来划分存在者领域的存在论概念，通过教化进入了日常语言，成为现代思维方式中非常深层的部分，人们在不假思索的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代都会具有的概念。在中国，有许多学者一直误认为古代中国人也有现代汉语所广泛使用的作为“自然界”、“大自然”的“自然”概念，从而在进一步解读相关古代文本时出现系统性偏差。最常见的误解是，把“道法自然”中的“自然”理解成自然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自然”这两个字在老庄的时代，不可能具有天地万物的意思，即使按照第一种意见，在魏晋时代，“自然”拥有了“大自然”“自然界”的意思，但在古代文献中，依然不是主要的意思。
按照我们前面对于“自然的发现”的阐释，这个命题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追究“本性”、“本质”、“根据”的方式对存在者的存在进行把握；二是开辟出一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即“自然界”（自然物的世界）。中国古代在这两个方面均未作为“自然的发现”。
“自己如此，不假外力”作为汉语“自然”一词的本义，以及“道法自然”这种关于“道的规定性，与希腊语physis以“本性”“本原”作为本义，以及以之作为最原初的存在领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也表明，在存在的最高领悟方面，东西方两大文明不约而同，有相通之处。然而，它们毕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差别从“自然”概念的不同之中可以窥见。
、汉语“自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在古汉语语境中，我们不能问“自然是什么”，因为“自然”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显示”事物的“自然”。而希腊文的physis，却允许我们追问“什么是自然（理据）”，从而创造了“自然”的“哲学”（科学）。中国人“就事论理”和西方人“就理论理”的不同思维方式，已然分明。中国思想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分野，于此可见一斑。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自然作为一个存在者领域被开辟出来，与“自然”被等同于“本质”、“根据”直接相关。中国古人的“自然”始终保持着“自主、自持、自立”而未跌落，因而不可能借此开辟一个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特定存在者领域。即使魏晋时期“自然”已有“自然物”之意，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制作物的自然物世界，对古代中国人而言，也是闻所未闻。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自然科学，不是错失，而是不同的存在命运。
相关链接：吴国盛：自然的发现（上）
（载自《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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