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五十多岁了，母亲依然认定我“爱吃圆子”

今天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全国各地有不少习俗，比如猜灯谜、踩高跷、闹花灯、舞狮子、吃元宵汤圆等等。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书中，一节“汤圆”写出了童年时期毕飞宇与汤圆的趣事，同时也描绘了一个时代。

汤圆

文 | 毕飞宇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汤圆。但我们乡下人要土气一点，我们把汤圆叫作“圆子”。我的碗里一共有四个圆子，后来，有几个大人又给了我一些，我把它们都吃光了——情形是这样的，以我当年的年纪，我的母亲认为，我吃下去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复，她的儿子“爱吃圆子”，“他吃了八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爱吃圆子，我一顿可以吃八个。

我相信酒席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某一场酒席上喝了一斤的酒，人们就会记住，还会不停地传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记忆都有局限，记忆都有它偏心的选择——人们能记住你与酒的关系，却时常会忽略你与马桶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亲都认定了她的儿子“爱吃圆子”。我其实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吃这个问题上，爱和不爱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有”。在“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行为：能吃就吃。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逮住一顿是一顿。

我还想告诉我的母亲，那一次我其实吃伤了。很抱歉，“吃伤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可我会原谅我自己。一个孩子，在那样的时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会吃伤。

我为什么至今还能记得那碗汤圆呢？倒不是因为我“吃伤了”。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汤圆属于“好吃的”。吃“好吃的”，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说的就是“好吃”与“记忆”的关系：饿狗记得千年屎。那碗汤圆离我才四十多年呢，九百六十年之后我也未必能够忘记。

“好吃的”有什么可说的吗？有。

我们村有一个很特殊的风俗，在日子比较富裕的时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关起门来独吞是一件十分不得体的事情，要被人瞧不起的。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质疑：你不说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么知道的呢？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过过苦日子。我要告诉大家，人的嗅觉是一个奇异的东西，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的基因会变异，你的嗅觉会变得和疯狗一样狂暴。这么说吧，你家在村东，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村子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们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

所以，乡下人永远都不会去烧单纯的“红烧肉”，他们只会做“青菜烧肉”、“萝卜烧肉”、“芋头烧肉”，满满一大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送。左边的邻居家送一碗，右边的邻居家送一碗，三舅妈家送一碗，陈先生（我母亲）家送一碗。因为有青菜、萝卜和芋头垫底，好办了，肉就成了一个“意思”，点缀在最上头。

我们乡下人就是这样的，也自私，也狠毒，但是，因为风俗，大家都有一个思维上的惯性：自己有一点好马上就会想起别人。它是普遍的，常态的。这个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外来户。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如歌的行板》。它是俄罗斯的民歌，作者不详。这首歌我引用过好几次了，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这么唱的：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还没有倒满半杯酒，

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读到歌词却还是198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宿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需要回忆，不需要。往事历历在目。在我的村庄，在那样一个残酷的、艰难的时刻，人们在“革命”，即便这样，伟大而又温润的中国乡村传统依然没有泯灭，它在困厄地流淌，延续：每一个乡亲都是瓦尼亚，每一个乡亲都是卡契卡。我就是卡契卡，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瓦尼亚，我就离开了我的村庄。这是我欠下的。

很可惜，在我还没有离开乡村的时候，这个风俗已经出现了衰败的态势，最终彻底没落了。

风俗和法律没有关系，可我愿意这样解释风俗和法律的关系——风俗是最为亲切的的法律，而法律则是最为彪悍的风俗。

风俗在一头，法律在另一头。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好和坏不是从一头开始的，好，从两头开始好，坏，也是从两头开始坏。在任何时候，好风俗的丧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不是我的危言耸听。

分享，多么芬芳的一个东西，它哪里去了呢？

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一块与狗分享的骨头才是慈善。

这句话是杰克·伦敦说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大学的二年级，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头。这句话至今还像骨头一样生长在我的肉里头。杰克·伦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质，分享源于慈善，体现为慈善。

我要感谢杰克·伦敦，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给我送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词：分享。此时此刻，我愿意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词：分享。这个词可以让一个男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男人——他曾经梦想着独自抱着一根甘蔗，从清晨啃到黄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体里头只剩下最后一根骨头，这一根骨头都足以支撑起我的人生。这不是因为我高尚，不是，我远远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过他们的骨头，我自然有分享的愿望。“愿望”有它的逻辑性和传递性，愿望就是动作——父亲抱过我，我就喜欢抱儿子；儿子也许不愿意抱我，可这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的怀里将是我的孙子。是的，所谓的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分享”这个词的使用率正在上升。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分享”终于成为汉语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而“分享”也真的成为我们切实可感的“民风”。

摘自《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第一章衣食住行》

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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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喜欢听父亲和别人聊天。父亲的话不多，却总是说得恰到好处。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孩子的一生其实就在父亲的嘴里，尤其是男孩。父亲在无意间不停地强化什么，孩子最后就真的成了什么。——毕飞宇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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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陈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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