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时评 | 从洪灾到桑斯坦，从赵薇到李普曼，认真聊聊公共舆论
无论是桑斯坦，还是李普曼，无论是引发恐慌的谣言，还是瓦解共识的分歧，都启发我们在大众民主时代、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加强对公共舆论的研究，并将其视为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治理的角度讲，公共舆论本身的复杂性、两面性，要求我们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和更加高超的政治智慧，恰切把握舆论治理的平衡点，从而达致理想效果。
如果你关注我国今年夏天的洪水灾情，一定会发现，许多媒体会定期发布消息，集中澄清受灾地区流传的一系列谣言。有些官方媒体甚至开辟出专门栏目和版块，以作辟谣之用。
如果你同时还关注前几天的南海仲裁案、赵薇事件、抵制肯德基事件，也一定会发现，原来在“什么叫爱国”、“应该怎样爱国”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分歧竟如此之大，鸿沟竟如此之深。
以上两类现实情况，正反映了我国公共舆论中可能蕴含的两类危机：一是谣言，谣言能引发局部地区恐慌，甚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二是社会共识的瓦解，瓦解导致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撕裂、分歧加深，甚至形成不同指向的舆论压力，阻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公共舆论空间是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但上述两类危机同样启发我们：公共舆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既能带来积极影响，也能酿成消极后果。可以说，只要存在公共舆论，谣言和分歧就无法完全避免。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存在公共舆论，就必然走向谣言和分歧所引发的恐慌和分裂。首先，谣言和分歧的消极后果只是潜在社会风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同时，无论是硬性的法律约束，还是软性的文化熏陶，都为我们降低上述社会风险提供了可能性。为更深入理解公共舆论，我们通过两本书来看看美国学者对谣言和分歧的经典研究。
著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曾写了一本名为《谣言》的小书。在书中，他研究了谣言的产生机制，并为控制谣言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在他看来，人们信谣、传谣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人们不可能洞悉全部真相；第二，人类是感情的动物，感情一上来，就难以理性；第三，人人都有自己的成见，因此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客观中立。据此，桑斯坦认为，谣言不可能自动被“公开而自由的言论市场”中的竞争机制淘汰掉。原因就在于，人们即使接收到更客观、更真实的信息，但由于自己的感情和偏见，他仍然可能选择相信谣言。也就是说，言论市场在人的感情和偏见面前，失效了。
那么如何控制谣言？桑斯坦认为，政府应对言论、信息进行规制，干预所谓的自由言论市场。但桑斯坦也看到这样做的风险，即可能导致政府过度压制言论自由。因此桑斯坦试图在规制与放任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而这恰恰是最难，也是最模糊的部分。
尽管桑斯坦研究的是美国，但同样对我国的舆论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借助桑斯坦的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过年期间编造出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能够被那么多人、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所相信，并不是因为整个事件编造的多么真实，而是因为其中反映的“城乡差异”、“阶层固化”等问题，刺激了我们敏感的情绪和埋藏在心底的成见。还有洪灾期间的那些荒诞的谣言为什么也有人相信？同样是因为洪灾关系到受灾地区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在深重的担忧之下，谣言正如长了翅膀般迅速传播。更不用说，现代社会发达的互联网和传播技术，不仅为谣言的兴起提供了便捷通道，更将谣言带来的危害放大数倍。
△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及其著作《谣言》
在应对谣言方面，我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日趋多样化、柔性化。近些年来，政府尝试遵从传播和新闻的内在规律，将自己定位为言论市场中的一员，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比如近些年官媒不断加强新媒体建设，各地政府越来越善于运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澄清事实，以及官媒定期发布辟谣信息等等，这些柔性的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规制、强行删帖等硬性措施的平衡。正如桑斯坦所揭示的，政府规制对于控制谣言、降低社会风险必不可少，但必须要在管控与放任之间达至平衡。必须承认，我国长久以来的舆论治理都处于相当粗放、落后乃至野蛮的状态，而在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亟需政府采取更加灵活、效率更高、更富有智慧的舆论治理模式。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公共舆论中的“分歧”。最早开始研究公共舆论的学者是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他1922年出版的作品《公共舆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意见”——即他所定义的“公共舆论”。很多人将这本书视为传播学的奠基性作品，但李普曼的核心关切却是民主政治。
在他看来，传统的个人自治理论外加代议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应该是“同意的政治”，即大众对法案或公共政策持肯定态度，才能算的上真正的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对公共议题的想象和意见所构成公共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李普曼倡导学界对公共舆论展开研究。在这里，李普曼遇到一个麻烦问题：由于外部环境、个人成见、兴趣偏好的差异，公共舆论中充斥着分歧。那么，“同意的政治”如何可能建立在分歧之上呢？李普曼认为，报纸新闻（这是当时最主要提供新闻产品的媒体形式）起到了弥合分歧、凝聚共识的作用，因此李普曼又提出要对新闻、报纸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但李普曼也敏锐地洞见到，公众固有的成见和偏好千差万别且极难改变，因此报纸在面对不同的读者时，即便提供完全相同的内容，公众从中形成的看法和结论也会大相径庭。更何况报纸为了生存，还要迎合读者的偏好来提高销量。因此，想要完全依靠报纸来引导舆论，可能并不现实。
最终，李普曼诉诸一种精英式的情报网络，要求决策者利用已有的技术手段、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大程度地获取真实信息和情报，并在诉诸公众、诉诸理性的基础上，引导舆论，从而以民主政治的形态做出决策，推动社会进步。
△ 沃尔特·李普曼，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李普曼的这些思考，正是在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急剧变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由此空前加深。这一背景同时催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民主政治不再是停留在纸面的理论和构思精巧的制度，而是存在于每个公民的头脑、意见和言论中。
这多少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存在相似之处：在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的专业化当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的知识和经验。由此，分歧不可避免，共识难以达成。不要说“如何爱国”这样具有争议的大问题，就连“扶不扶老人”这样标识一个社会最基本价值规范的问题，都会引发公共舆论的撕逼大战。我们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空前撕裂的舆论环境中，任何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法律法规、公共政策，能够快速制定并高效落实。
为应对这种挑战，一百年前的李普曼诉诸报纸传媒、精英控制和情报网络。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仍未能找到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塑造一个理性、成熟的公共舆论空间——既能保障公众参与，又能兼顾公共事务的决策效率，这可能仍然需要决策者依靠政治智慧来加以平衡，从而达到最优的治理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桑斯坦，还是李普曼，无论是引发恐慌的谣言，还是瓦解共识的分歧，都启发我们在大众民主时代、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加强对公共舆论的研究，并将其视为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治理的角度讲，公共舆论本身的复杂性、两面性，要求我们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和更加高超的政治智慧，恰切把握舆论治理的平衡点，从而达致理想效果。
|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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