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中国的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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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最重要支撑力量。民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民间投资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就是民营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立足私人产权，依托开放市场，践行契约自由，奉行责任原则。它们是产权主体，市场主体，契约主体，责任主体。能否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其实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长远稳定发展。

有了开放市场，民营企业就如虎添翼。没有开放市场，民营企业就难以一展身手。行政垄断企业的存在就说明封闭市场的存在。如果封闭性市场不能得到系统性开放，而只是开个小口，或者更放开一点，那么民营企业会遭遇“旋转门”或者“玻璃门”。所谓“旋转门”，是指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遭遇里面的种种障碍而不得不重新退出。所谓“玻璃门”，是指民营企业仍然进入不了市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玻璃门背后风光无限。

许多行政垄断企业貌似有活力，但是其问题总体上也多，所有权主体缺位，花费的是国家的钱，缺乏竞争压力，缺乏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动力，即“X无效率”问题。行政垄断企业的绩效可以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来取得。这是因为行政垄断企业往往处在产业链的上游，其它企业必须接受其行政垄断定价。

同样，行政垄断企业的所谓税收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税收贡献。这是因为行政垄断企业的税收很大一部分也是可以通过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被迫购买而转移给后两者。由于行政垄断企业拥有行政垄断地位，民营企业如果要进入其地盘，就不得不接受行政垄断企业的条件，结果是很多民营企业必须依附于行政垄断企业，其利润也需要被行政垄断企业分享。

除了行政垄断企业之外，还有一类国有企业是非行政垄断企业。这两类国有企业均不能与民争利，均应该从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退出。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述，经济中应该以私人产权为主体，在竞争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地方，应该让竞争发挥这种作用。这些是市场经济所要求遵循的起码的原则。符合这些原则，就有了市场经济的样子；不符合这些要求，就不是市场经济。我们不是从教条出发硬性要求一个经济必须符合上述市场经济原则，而是因为市场经济原则其实是效率原则，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规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结果是，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强化，民企参股国企的少之又少，而国企往往大张旗鼓购并民企受到当前政策的庇护。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问题。此话诚然如此。

今年5月，有“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较长时段内是“L”型发展，也就是认为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会按一个比以前低得多的增速增长。但是，当前的经济走势更为令人堪忧。2016年初以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持续显著回落，甚至有人惊呼“断崖式”下跌。一方面，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全部投资增速，另一方面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持续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7月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11694亿元，同比增长8.1%，创下1999年12月以来最低，当时为6.3%。而同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9149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1%，增速比1-6月，1-5月，1-4月，1-3月，1-2月分别回落0.7，1.1，1.3，0.5，1.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3.6个百分点。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只有-0.1%，7月份显然更低，为－1.2％。当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所以仍然维持在一定的高位，其主要贡献来自于政府项目与国企，尤其是行政垄断企业。

其实，从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投向便可看出民间投资下滑端倪。该季度全国新增贷款余额4.61万亿元中，主要是投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而非民企。

此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4%。这也可以看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会严重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疲软，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剧增，表面上只是经济内部不同所有制企业力量的此消彼长，实质上凸显了一种不妙的兆头：这不仅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恶化，而且意味着整个经济生产结构的恶化。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民营企业怎么了？事实上，为确保投资平稳，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不少调控举措，比如连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实施定向降准，又比如扩大专项建设基金规模，推出重大工程包等等。但是，民间投资增速仍在回落。这些政策可能对于民营企业都是失灵或者无缘的。比如降准之后，基准贷款利率越低，国有企业本来就容易获得贷款，现在利息成本也更低了，而大多数民营企业本来难以获得贷款，仍然会难以获得贷款。扩大专项建设投资基金规模和推出重大工程包，实际上为国企和政府项目更多提供了融资。

今年5月下旬，国务院已经派出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首次对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开展专项督查。督察组合计走访和座谈了700多家民营企业。督查结果发现，民营企业面临以下四大生存和发展问题：一是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二是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三是“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四是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这四大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今年，其实已经发生了多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则问题趋于严重，2011年出现中央四万亿一揽子救市计划效应削减后则更甚，2016年则由于累积了多种不利因素而达到新的高峰，甚至貌似出现了民营企业生存发展问题的总爆发。

这里我们按照自己的逻辑重新梳理民营企业所遭遇的问题：

一是从宪法及其背后的基本考虑上看，私有财产的地位低于国有和集体财产，民营企业的地位低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宪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实际上说明国家对非公经济不放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只是被搁置，没有得到彻底澄清。但是这些现有理论被摆上桌面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舆论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使得民营企业不放心。最近几年存在着把这些现有理论摆上桌面的动向，自然会加重民营企业不放心。

二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受到种种市场要素的影响。这些市场要素包括：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需求低迷，过剩产能，过剩库存，三角债问题，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滞后，相当一批民企的市场订单减少。

三是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压力大，税收负担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税费负担重。民营企业一旦不再是“小规模纳税人”，而成为一般纳税人，他们就往往要承受比以前沉重得多的税收负担。他们必须支付33%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企业家一般不敢大规模分配税后净利润，因为中国个人所得税累进度高，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达45%。这一最高边际税率几乎属于“禁入性税率’”，也就是说，其税率之高，足以使得企业家望而生畏，不敢以个人所得的形式分配利润，而是尽量采取其它合理避税的方式，甚至偷逃税的方式。而资金成本的上升，也将使民营企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甚至消失。

四是对民营企业合法权利保护不够，产权风险在加大，让企业家产生观望情绪甚至做出资金外逃和向外移民的选择。去年股灾发生后，一些合法买卖股票者受到打击。根据陈有西律师的介绍，宁波一位大企业家根据股市规则买卖股票，赚了20多个亿，但被抓了进去，到现在还没有被放出来。一些地方的民营企业被“黑打”，一些外地民营企业到了中西部一些地区被“关门打狗”。由于法制还不健全，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一位企业家如果被视为某位官员的眼中钉，很容易被“黑打”或者“关门打狗”。此外，在反腐运动中，每揪出来一名贪官，就会带出一批企业家。被“正打”和“黑打”的担忧，动摇部分企业主的投资信心，促使其选择移民。

五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严重。目前很多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银行部门以国有银行为主，主要面向国有企业和国有项目房贷，而对民企的“惜贷”问题严重。根据一位湖南企业家的调查，湖南某地级市，工商银行去年到今年没有给民营企业放贷款，而是只收不放；农业银行放了1000多万，交通银行只放了60万。该市城建投账上有80亿元融入资金用不出去。从去年10月份以后，银行的资金通过信托途径和影子银行转给城建投账上，现在用不完这些资金。该市主要领导认为，反正这个钱白用白不用，哪有借国家的钱还要还的？很多银行对民营企业不放心，在收回企业到期贷款之后不再对其发放，甚至通过承诺向企业续贷的方式诱骗企业归还贷款，等到企业归还贷款之后就推托各种原因（比如上级上收贷款审批权）而停止续贷。

六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政策待遇上遭受歧视，而且歧视程度在扩大。在一些地方，民营企业获得关键生产要素方面的政策待遇差，直接造成民企的生存发展机会减少，造成部分民企债务成本高企，甚至导致其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的始终存在，国有企业占领包括矿山、煤炭等重要资源，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且贷款政策十分宽松，而民营企业相较之下就艰难得多。

很多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如电信、电力等行业。此外，国家利用各种借口强制收购民企的现象也不时存在。比如，多年前山西省政府在整合煤炭业时曾经驱逐温州煤老板，强制收购其煤矿；2011年陕西汉中市政府据说帮助其国有天然气公司强行收购其它民营天然气公司；很多民营加油站依赖“两油”的油源供给，“两油”可以威胁不提供油品，或者高价提供，结果民营加油站被排迫转手给“两油”。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时出台一些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三十六条”，“新三十六条”，以及最近才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希望最新的《通知》能够做到切实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为民营企业的重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过去的“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只是发挥了有限的作用，被一些官员和学人视为对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为什么对民营企业不时要喂“定心丸”而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呢？

看来，若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观念问题。经济学家麦考斯基认为是观念的改变带来现代世界的繁荣。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则认为是制度的改变造就繁荣。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观念的改变可带来制度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可带来繁荣。如果我们仇视和歧视私人产权，恐惧和拒绝开放市场，那么我们的观念就会成为实现繁荣的羁绊，它们会把我们带入一种低水平制度陷阱而不能自拔。（责任编辑：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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