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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老师:法学巨擘沈家本的诗和他的忧患意识

2016-11-05 王宁 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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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入世者的精神悲剧
——沈家本的诗和他的忧患意识
王宁

沈家本是清末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他从24岁入清朝刑部任职,43岁殿试中进士后正式得官,前后在刑部司职三十年之久。1902年,62岁的沈家本被起用为清王朝颇有权势的修订法律大臣,同时官至刑部右、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左侍郎……他既因深厚的古代文献功底而有条件潜心研究古代与西方的法律制度,总结中国历代法律特别是刑法的历史经验,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学理论家;又因被当世政权任用而有条件接触立法与司法的诸多实际,从而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变法主张,并使这些主张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有政绩的法律改革家。




不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仕途上,他都堪称一个成功者。在“学而优则仕”被曲解的封建时代,用“正统”的眼光看来,知识分子学识的高低往往用官阶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程度又总是与他官阶的高低成为同义语。
现实却与此恰恰相反:真才实学总是在穷窘寂寥之时方能得到,“学问”在官场上的隐性功能是沽名钓誉,在相当多的人身上,官运亨通与学薄识浅常常是并行不悖的。沈家本属于封建时代能把自己的真才实学用于政治实践而获得双重成功的少数人。
沈家本的法学传世之作很多,他的法律理论之作充满了论辩精神,法律历史考据之作渊博严谨,立法与司法的经验总结之作聪颖雋智,由他经手制定的变法条文及实施方案精密而恢弘——从这些论著里,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刻苦与干练、智慧与魄力。作为清王朝的法律大臣,他被人称道的政绩是废除酷刑,在《历代刑法考》里,他对古代酷刑的名与实、源与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梳理,正是为了这一措施寻找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这里,我们看到的又是他把潜心治学和实现自己人道主义的政治理想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扎实作风。
如果说沈家本在他的法学著作中融进了高度的理智和冷静,那么,在他留下的文学诗词里,却让我们看到了埋藏在他内心的另一个精神世界,那便是他在探索和奋进中日渐浓重的忧患意识。他的一生紧迫奔忙、激进革新,而在这背后,却又有说不尽的艰辛疲乏、伤感寂寥。他的诗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踌躇满志,不是得意忘形,更不是自骄骄人,而是一个艰辛者的悲剧人生。

早年的沈家本,先是随父远离家乡,其后又考试连连不中,心情一直是压抑低沉的,最能代表他当时情绪的,是光绪五年已卯(1879年)所写的《四十初度率赋五章》。在这五首七言律诗里,他悲怆地慨叹自己“廿载蹉跎终莫补,劳劳尘世等浮沤”的处境,终觉漫漫人生长途,竟然难以看到一线希望。茫然之中,家乡的碧湖风貌、鲈脍佳肴,引起他深切的怀念,他不能不感叹“小草知难供世用,散材幸得遂天年”的无可奈何。




沈家本在这一时期所流露出的惆怅,尽管带有为个人不得志而发的牢骚,但他绝不是肤浅到只考虑个人的升沉。他幼年随父亲外出供职,几经辗转,目睹了兵乱、政颓、民苦等一幕幕悲剧,青年时代所积蓄的报国之志又久久不得申展;于是,他对官场早已失望,未曾登堂,先以却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思乡之情,正是这种失望厌倦心理的折射。二十二岁时,他在《客梦》一诗中写道:
迢迢羁旅身,郁郁还乡思;
莫道隔江湖,梦中至一时。
他的心早已飞回故乡多时了。二十八岁,他写下了《漫赋》两首,其一说:
白云南望愿难赊,索米长安感岁华。彩笔何曾干气象,破书依旧寄生涯。身非骐骥才甘让,心在鲈鱼梦转差。塔古亭高归去好,碧湖烟水共浮家。
在这首诗里,沈家本抒发了自己无心在功名场上角逐,只想回到故乡,躲进碧湖烟水梦境之中的夙愿。但是,这种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这就无怪乎他要时有“季鹰未遂蓴鲈志”(《寓怀四首》)的遗憾了。




他的遗憾并未因个人处境的好转而减少。四十二岁(1883年),沈家本在步入中年之后终于考取了进士,正式得官刑部,并且开始专注于法律,与同僚的关系也还算融洽。但是,他的内心并未产生“乐不思蜀”的变化,仍然怀着深切的忧思,恋着久别的故乡:


于鳞声望重云楼,好客携尊结胜游。

大复诗名齐顾郑,伟长文笔迈曹刘。

论交幸得同官好,对景翻添故国愁。

最忆西风鲈正美,年年孤负碧湖秋。

  (《即席书怀兼呈徐乃秋何忪僧》)
在这首诗里,他又一次用了“季鹰命驾便归”的典故,表现他不以滞留官场为佳胜的心情。沈家本的这种心情,紧紧附着在他的身上,饮酒、荡舟、观赏、游览,越是闲暇越难以拂去。他在另一首诗的小序中说:“忪憎以二闸观荷诗出示,忆丁卯九夏与客放舟闸下,不觉二十年矣。流光已去,归梦难成,慨赋长句,即用原韵”,诗中他又说:“廿载似尘催逝景,万人如海惯浮家;客中略说乡关事,六月苕溪胜若邪”,他思归的心情仍是这样浓重。

思恋故乡是人之常情,而沈家本的思乡,却浸透了他为国为民深深忧虑又无力挽回颓局的苦闷。顺着沈家本成长与成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忧患意识的日渐浓厚和深刻:十九岁时,青年时代的沈家本在《咏史小乐府》里还踌躇满志地借咏史而发出“休嗟名字没,茅土已酬功”的壮思和“不图高士传,慢世有知音”的豁达。二十岁(1860年)时,英法联军逼向北京,沈家本还充满“鹤泪不需惊”的勇气和“勤王尚有兵”的自信。而在二十多年后,中法战争(1884年)暴发时,他的壮志似仍存在:
   貔貅十万顿边城,五夜风清卷旆旌;   岂谓不曾逢一虏,哗然虽已走千兵。   漫嗟杀气蛮中恶,犹喜烟尘宇内清;   每听鼓鼙思将帅,临戎谁是李西平。 (《拟老杜诸将五首》之二)
但在同一组诗里,深深的忧虑已经袭来:
连朝飞电羽书来,岦崱峰头画角哀;江静血腥横岛屿,夜深燐火满楼台。时危竟上平戎策,战苦难擎饮至杯;九省兵戈方未艾,筹边慎莫付庸材。   (同上,之五)




他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事实的结果比他的估计更坏。清政府在政治、经济都十分衰败的情况下被迫对法宣战后,在中越边境,七十岁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又取得临洮大捷。抗敌幸得有良将,边境虽未付庸材,然而腐败的清政府竟派李鸿章与法国签定了不平等的《中法条约》,使法国在一败涂地时意想不到地达到了侵略的的目的。
清廷的腐败若此,希望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沈家本还能说什么呢?他知道,自己虽有才能和声望,对国家的衰弱实无回天之力;自己虽尽心竭力地奔忙,到头来无非是“为人作嫁”。

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饱经忧患的沈家本心情格外复杂——尽责与退隐的矛盾、追求与失望的交替、坚持与妥协的决择……都使他陷入极大的不平静之中。在《和方坤吾》诗(1892年)中,他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临觞动乡思,惓怀三经荒;

胡为苦形役,人海渐躯藏;

近惭流水逝,远愧云飞翔;

孤蝉苦已歇,归鸟方成行;

故园渺何处,江河广无梁;

登此清净境,洗我干结肠。


那是一个夏天,友人“招游北河泡观荷,雨甚不果往,午饮于天宁寺塔射山房”,眼前的景物,无一不引起沈家本伤时叹世的哀怨。
进入晚年之后,沈家本的想法已与青年中年时不一样了:献身的无效,尽力的不获,企盼的失望,使他的豪言壮语无法吐出。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败局,他只觉得感伤、疲倦,并且有由责任感激发的愧惭。就在他写这首诗的第二年(1893年),他被派任天津知府,不久就暴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他在天津首当其冲。久经战乱,沈家本除有“不堪今日又听鼙”(《有感六首》)的忧愁外,也只剩下“寄语塞垣诸父老,由来师克在人和”(同上)的稍稍忠告了。




待到五年后(1898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和再两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与庚子赔款,他的壮志已经荡然无存,对于战事既已不抱胜利的希望,便连“师克在人和”的告语也嫌多余。然而他的悲愤和忧愁却升到了顶点:


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觞涕泪零。

满目山河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

  (《九月初一日口占》)


这是沈家本被八国联军拘留监禁时所写。他已忘记自己的安危,满心只剩下侵略军横行的被蹂躏的山河了。

沈家本的忧患意识,是在他做人与为臣的矛盾中产生的。虽然他已渐渐明白,国事种种,皆因朝政的腐败,但他对清政府和清帝却从无微词,还以“皇恩正浩浩”(《筑道行》1901年)来颂扬。他愿作清朝的忠臣,又愿为国为民效力。在他心目中,忠君与爱国,这是统一在一起的。然而偏偏是君之无能无德、制度的根本缺陷使国家危难、人民遭殃,爱国与忠君实际上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不论沈家本是否意识到,都必然导致他的思想感情永远处于纷乱、复杂、不平衡的状态中,甚至使他的痛苦无处发泄、连清楚地诉说也很困难。




沈家本既身受“皇恩”不能效季鹰命驾,便总要在朝廷有所作为。六十二岁时,他转授刑部左侍郎并奉诏修订法律,总算使自己的才能产生了一点实效。但即使是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也是阻力重重。作不成事使他忧郁,作成了事经受更深的磨难,更加悟透了世情,也使他忧郁。在奉诏修法前后的十来年里,沈家本的诗约略涉及了一些政治见解,表白过些许政治态度。比如,他仰慕改革的子产:


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

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专为救时来。

 (《子产祠》)

他反对教化的虚伪:


铺张行谊勒贞珉,宅里芳徽表式真;

若少愧词同有道,胜将德政诳斯民。

                       (《道旁碑有懿行教思诸名盖为乡人立音》)

他主张不忘国耻:


昔年歌馆按红牙,今日萧条白板斜;

雏女也知家国恨,闭门不复弄琵琶。

(《清风店》)

这些流露虽是真实的,却也不过点点滴滴。在沈家本被委以重任、授以高位的最辉煌的年代里,他的诗毫无昂扬之气,却仍然带着隐隐的忧思,透露出身在奔忙而心在悒郁的双重生活。人到老年,恋旧与反思便应时而生,即使是再乐观的人,也会去抚摸既往的心灵伤痕。何况,沈家本的从政道路并不平坦!这一时期,他的小诗分外感人:


招凉赖尔廿余年,纸断丝残忍弃捐;

破碎山河都不管,茫茫对此感无边。

   (《书高丽破扇》)
一纸旧扇,伴随他度过多少炎夏,一生值得称说的事是那样稀少,不愿提起的破碎山河宁可从心中拂去,沉重的生活步履却由这纸断丝残的手中物作了见证。四句诗质朴无华,却让人觉得沉甸甸的。




年愈甲子,沈家本反而感到返归故里的宿愿更难实现了。他觉得自己在法学上的造诣与变法的功劳都在身外,属于自己的,是一片为国为民的痴心和矢志不移的情怀。在《赠王幼三行》一诗的小序里,他写道:“王幼三同年(锡命)司铎十年,解官归里,道经辇下,出万全留别诗相示,大有张翰蓴鲈之感,枨触余怀,率成八绝句以赠行,且以志归田之愿不易遂也。”他在这八首绝句里,感叹故交零落,回顾宦途艰险,羡慕友人归里,且喜尚有知音。他似赞美似表白地说:


黉舍谈经讲席开,飘然解组赋归来;

玉壶诗句堪持赠,一片冰心不受埃。


1908年,沈家本的修律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他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在《答日本二村啸庵》诗中,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


海上鱼书迢遞至,新诗展卷几回看;

遥知圆峤方壶际,松柏青青耐岁寒。


匆匆忽过两年春,逝景频催白发新,

我与梅花清一样,世人漫笑在官贫。


沈家本不以自己的官位、成就为骄,而以自己的志洁冰心相许,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塑造自己人格的一种理想吧!




民国二年(1913年),用法律救国终未能力挽清廷败亡命运的沈家本,在病榻上赋出了《梦中作》: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竟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璧能完否?范蠡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


这首几乎可以说是掩卷之作,道出了沈家本最后的忧虑,使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论升沉,那管顺逆,一个正直的封建时代的在朝知识分子,在自己所依附的朝代步入衰败的穷途时,既要为臣,又要做人,便是为自己设置了一条险路。颇有能力的沈家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因努力求来的学识,总算是同时完成了他为臣与做人的经历,但是,再高的识见、再强的能力,也难以摆脱时代带给他的艰难处境,又哪里能够获得为臣与做人同时的完满!

沈家本的一生永远在奔波忙碌,又永远在悒郁忧愁。十九岁时(1859年),年轻的他曾写过《走笔》一诗:


身世蓬飘梗,光阴斧烂柯;

百年忙里促,万感泪中多。

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

囊余一长剑,倚柱儿摩挲。


这首几乎可以说是沈家本开卷的诗作里,也许还有他“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浅稚,然而“百年忙里促,万感泪中多”,倒恰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我们在一切法学著作和变法成就中看到了他的忙促,而他的那些含泪的感慨,便只有在他的诗中才可以窥到了。




当他几度梦中相见的美丽故乡只能遥遥相望,当他朝思夜想的悠闲平静终成泡影,惆怅和哀伤便时时在拨动他的心弦。这对他的为臣之道也许属于末节,但对他的做人之道却不容忽略。当我们从他的法学论著中去分析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时,看到的似乎只有成功;而当我们翻开他的诗作,把他还原为一个富有感情的人时,感受到的却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入世者的悲剧人生。

用出卖灵魂来谋求高官厚禄,饮着人民的血泪、踏着朋友的肩膀以求上达,利用权力来制造泡沫的“学术”,这在历史上形成过多少无谓的闹剧,造就了多少恃权傲世、以势欺民的败类;而凭借努力又不肯降低自己人格的封建文人,一旦步入仕途,不论成功与失败,永远只能有悲剧的人生。对于一个堂堂正正的封建文人,只有出世,才能得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可惜在封建时代的价值观支配下,觉悟到这一点的毕竟是少数。这或许正是沈家本的诗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介绍】王宁老师,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学术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栏目主持】卜师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训诂学、词汇语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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