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韩冰: 贾敬龙罪不该死还是“罪该万死”
今日大案：
【头条】监察委出世 |《财经》特别报道
【二条】突发 | 延长县重大凶杀案致村长一家3死5重伤 疑因拆迁补偿纷争
【三条】观察 | 韩冰: 贾敬龙罪不该死还是“罪该万死”
【四条】分享 | 2016影响中国互联网法治进程10大案例➕20大创新
作者：韩冰
来源：韩冰新浪博客
本文经作者授权大案（mycase）发布
2016年11月15日上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将故意杀人犯贾敬龙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给出的结论是：贾敬龙罪当处死。
理由就是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新华社记者 罗沙 杨帆孔维一），对做出核准死刑裁决向社会做了说明。归纳起来：
一、对贾敬龙核准死刑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二、认为“被告人贾敬龙即属于法律规定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三、“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四、“不当”行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五、“贾敬龙属精神正常，无须进行精神病鉴定”。
首先想说的是，最高法院不是以向社会公开核准执行死刑裁决书、而是以答记者问方式做出“释明”，本身就是极不严肃。该案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但首先仍然是司法问题。司法问题唯一的结论方式就是司法裁决。第一审判决书、第二审裁定书是可以公开的，为什么最高法院裁决书就不公开？如果答记者问全部都是司法裁决书的内容，也不能以“某负责人”来替代公开司法裁决。
好吧！我们权且认为“某负责人”是代表最高法院的，就其答记者问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说不通的问题。
第一、“事实真相”是“真相”吗？
答记者问“本案被告人贾敬龙系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与其父母共同居住于该村南华路６号。2009年11月28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定对北高营村进行拆迁改造，并于2010年6月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拆迁工作由北高营村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某负责人”以此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合法性前提注释。我们就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何谓“村民代表大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当中，有“村民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不知道“某负责人”所称的“村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什么机构，根据哪个法律规定设立的。这绝不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作为最高法院“某负责人”对如此重大案件发生的合法性前提必须做出严谨的法律注释。那么，北高营村的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是如何产生的？其职权和职责范围是什么？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
（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
（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
（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
（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
（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
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上列村民会议有权决定的事项，包括“决定对北高营村进行拆迁改造”吗？显然不包括。因为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必须属于法定事项，并非所有事项只要村民会议决定就是合法。否则，是不是村民会议可以决定不设立村民委员会，可以不需要村支书呢？
很显然，就本案引发的最基本的问题，最高法院并未能确定合法性的前提。至于是不是“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是不是“拆迁工作由北高营村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都无法改变“村民代表大会”不具有合法性的前提。
2、何谓“表决通过”？
既然“村民代表大会”都没有法律规定的依据，何来合法的“表决通过”呢？当然“某负责人”并未说明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时，是不是对表决的事实也进行了审查。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就是，即使北高营村是合法设立的村民大会，是不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进行表决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了就是合法表决，就是合法通过的；也不是经过“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就是合法表决批准的程序。不属于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市政府批准同样可以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
因此，“某负责人”对本案合法性前提的概括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然而，“某负责人”就是以不能成论的前提，做出“对贾同庆家的旧房实施拆除，导致双方发生衝突”更加错误的结论；并以此认为“贾敬龙遂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产生怨恨，并预谋对何建华实施报复”。
第二、预谋报复证据确凿吗？
“某负责人”认为贾敬龙“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以“极深”形容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表述非常罕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贾敬龙“罪该万死”、最高法院核准其死刑之“最高正确”一般。“某负责人”在答记者问先说“2014年10月，贾敬龙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倣真手枪及射钉弹药等，并对射钉枪进行了改装、试验，使射钉枪可以直接发射，射钉可以穿透一公分厚的木板”；后在“——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中又说，“经他改装后的射钉枪装弹后可随意发射，且威力大，射出的钢钉能打透五合板，足以达到其所追求的杀人目的”。不要说最高法院，任何法院认定事实都要依靠证据。但仅就同一篇答记者问、对同一个事实就出现两个不同的表述。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一公分厚的木板”与“五合板”是一种东西吗？对于“一公分厚的木板”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木板。说到“五合板”，则需要普及一下常识。查询百度词条“五合板，“是一种木制复合板材，厚度大约为5mm，分五层，一层与一层木质的花纹均为交叉排列，并用胶粘结在一起。”看来，从厚度角度讲，一个“一公分厚”的木板显然不是指“五合板”，按照这个逻辑，“某负责人”所说贾敬龙对射钉枪改装，要么在木板上、要么在“五合板”上分别进行过试验。不知道“某负责人”想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说明的是不是这样的事实？
2、贾敬龙是否进行过射击的试验，本来不是一个关键问题。毕竟“一公分厚”木板也罢、“五合板”也罢，实施以此方法杀人已经是客观结果，完全不必作为核准死刑“伟大、光荣、正确”的佐证。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证据吗？“某负责人”根据什么说贾敬龙进行了这样的试验？是贾敬龙口供还是侦查实验呢？如果只是贾敬龙的口供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贾敬龙经过这样的试验，难道“某负责人”不知道《刑事诉讼法》最著名的第五十三条证据原则吗？被告人供述固然是证据之一种，但贾敬龙是否在法庭上做了这样的供述。即使做了这个供述，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就可以作为主观恶性“极深”的依据？另一方面，如果做了这种试验就表明主观恶性“极深”，用制式枪支无需进行试验的杀人是不是就达不到“极深”的程度？
第三、“合理拆迁”的依据充分吗？
答记者问给出的贾敬龙“罪该处死”的概括性理由，就是“贾敬龙因对已签订拆迁协议的旧房被合理拆迁不满，在事过近两年后，蓄意报复，当众用射钉枪将被害人杀害，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某负责人”一方面为说明贾敬龙“罪该处死”而认为“旧房被合理拆迁”，另一方面在回答记着被害人是否有过错时又说“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由此看来，合理拆迁的依据就是“已签订拆迁协议”，就是村委会可以根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协议、无需通过司法判决径行自己执行。
2、既然“合理拆迁”又何来“方法虽有不当”之说呢？在此“不当”的内容却语焉不详，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方法“不当”，什么才是“适当”的方法。最高法院对此给出的进一步注释，就是“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意思只是告诉人们，“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并经市政府批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拆迁，就是“合理的拆迁”。
因为拆迁而引发的纠纷、事件、杀人与自杀已数不胜数了。本案引发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拆迁行为是否合法。最高法院对这种依“村法”暴力拆迁的违法性，居然如此轻描淡写。
第四、“罪该处死”的理由充分吗？
对于贾敬龙“罪该处死”，最高法院给出如下几个理由：
——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
——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
——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
——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那么，以上这些利用是否充分呢？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如果预谋报复可以作为主观恶性极深的认识，也不能无视基本的事实。“答记者问”表述，“2013年5月7日，……对贾同庆家的旧房实施拆除，导致双方发生衝突。贾敬龙遂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产生怨恨，并预谋对何建华实施报复。”但预谋实施报复的的表述，是“2014年10月，贾敬龙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倣真手枪及射钉弹药等”，贾敬龙作案时间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上午９时许。
2、“答记者问”描述，“为实施杀人，贾敬龙做了近两年的准备，精心策划杀人活动，包括准备杀人凶器，选择杀人的时间、地点，直至实施杀人犯罪，反映出具有极深的主观恶性。”从暴力拆迁到案发的确近两年，但从购买射钉枪到案发是四个月，何来“近两年”之说？“某负责人”有什么其它未披露的证据吗？
不必说更多了，死刑复核到底是找一个可杀的理由就杀，还是有一个不杀的理由就不杀，这应该是少杀、慎杀的核心价值观。
答记者问，给人感觉是贾敬龙“罪该万死”，“某负责人”在我们所不了解的更多事实面前言之凿凿，但我们却很容易发现以上诸多极其不严谨。所以，这些“释明”反而让我们更加“不明”。当然，还有一些甚至不成其理由的理由，诸如“案件一审时，北高营村数百名村民向法院联名请愿，强烈要求法院主持正义，依法严惩贾敬龙”；如果这是民意表达，是法院顺应民意的话，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消息引起社会极大反弹，这是不是民意？如果顺应民意，哪个才是更多民意的反映？再说到贾敬龙精神状态问题，“某负责人”给出的说法就更加离谱儿了。这个问题，侦查机关是否应该做，辩护人是否应该提出，一审、二审法院是否应该考虑，都是涉及诉讼程序的问题。最高法院如果严格复核，也可以对贾敬龙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既然没做，也不应该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提审贾敬龙时，贾敬龙回答切题，没有精神异常表现。故贾敬龙属精神正常，无须进行精神病鉴定”来越俎代庖。这是必须由专门机构、专业人员才有资格发表的意见。“某负责人”如此作答，已经严重违法了！
最后想说，贾敬龙已经被执行死刑。在“答记者问”之前，更多关注的还是也没有激情杀人、自首等从轻情节等纯粹法律问题。现在，通过“答记者问”的上述种种，最高法院就是再给出一百个贾敬龙“罪该处死”的理由，只要做不出周密的、无懈可击、令人信服的司法论证，我们就有理由对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质量产生担忧。
毕竟，司法杀人也是杀人，一点疑问都不应该存在！
昨日大案：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近期热文《搜狐快评 | 世间再无贾敬龙 舆论对立仍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