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日，让我们思考宪政何处去？
法律·社会·文化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在国家机构之前；消除“二等公民”；——这是我们的八二宪法。宪法日，让我们思考宪政何处去？
小编按：宪法日，停一次周日叙述婚姻制度史的惯例。谈谈宪法。
节选李步云教授《“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以飨读者。
此文写于2012年八二宪法诞生三十年之际。温故知新。
82 宪法我认为它在进步上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一，就民主来讲，一个是序言里有一段话，宪法制定了之后，“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法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个“各政党”就包括了共产党，任何政党都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这和十二大党章采纳的我的一个建议——“党组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相一致，这个建议是我最早在《光明日报》里提出，后来被写进党章的。宪法里面不能这么说，只能在党章里面说，宪法序言里“各政党”这句话体现了这一原则。
关于任期制。严家其最早提出反对领导职务终身制。后来1982年7月9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一文，对废除终身制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法治方面的进步主要是恢复了两大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和法律平等原则。1975年宪法取消了 1954 年宪法的这两项原则，但1978年宪法并没有恢复。为此，我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日报》1978 年12月6日；《坚持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红旗》杂志1979 年第 23 期）。
我当时想，这个问题应当是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都已经明确肯定。为此，我在为叶帅起草《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时写进了“这次宪法修改应该坚持两项原则，一是司法独立，一是民主立法”。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因此 82 宪法关于法律平等和司法独立这两个法治基本原则都写进去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则。
第三，在人权方面，采纳了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将宪法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它体现了国家是手段，公民是目的，国家机关的存在是为公民服务的。因此，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这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提到的，被采纳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公民》（见 1981 年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过去不少人认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被判刑人员，特别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是公民。后来我建议在新宪法中写入“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句话也被写进宪法了。从此，我国有上千万人在法律上取得了的法律人格，不再是权利得不到法律明确保障的“二等公民”。另外公民权利里面还加了一个新东西：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如此等等。当然还包括一些语言用法的建议，比如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工农子弟兵，这样形象的语言是不能用的，等等。
82 宪法反映了当时我们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个高度不仅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超过了1954 年到文革这一阶段，当然也超过了 1954 年以前的阶段。它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前进了一大步。后来 1999 年“依法治国”入宪，到 2004 年“人权保障”入宪，还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达到的进步成就和水平。但是从理想状态的宪政来讲，这个宪法本身是有不足的，因为它规定的一些体制，比如说党的领导，你不用选我也是领导，选不选我都是领导；又比如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等都一一写入宪法，此事何时了？
所以，如果从理想宪政的角度上讲，这个宪法本身是不完备的，但是有很大的进步，从制定到后来的四次修改，它是在一步一步地进步，特别是两大原则——法治和人权，都被庄严地写入了宪法。当时，我是经历过来的，感到很不容易。
举人权入宪为例。当时，吴邦国委员长主持召开了六个座谈会，有一次是五位宪法学家参加，先请其中一位老教授讲，他不敢讲，后来有人说李老师你讲吧。我就讲了四条意见，采纳了两条半。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没有采纳，修改第 126条（就是司法独立那一条）也没有采纳。它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建议“不受任何机关干涉”，人大要监督，党要领导，但也不能“干涉”，这条也没有采纳。但采纳了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还有一条被采纳，是与“孙志刚事件”相关。我说，能不能搞 50 年以来第一次违宪审查，将国务院制定的《收容遣返条例》取消。现在三个公民上书，咱们不能不接受它，不能不回答它是对的！怎么办？干脆来个 50 年第一次违宪审查。后来温家宝总理自己宣布废除那个条例，改为由民政部门“救助”。
还有半条同国家主席职权有关。按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他是不能从事国务活动的；那么，他就不能跟人家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发表公报、签条约，如此等等。后来的修正案加了一条：国家主席可以从事国务活动。这一修改就是这么来的。
在宪法修改的过程中，我得出一个体会：总的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往前走的；从全局来看，我国宪法基本符合现在的国情。当然不少人埋怨也有一定道理，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客观存在，应该再快一点。有一些应该解决和可以快点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比如说违宪审查，从 1982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写了很多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就是没有采纳，可能怕就怕在监督到党的文件上来，怕监督到军委头上来。万一提了一个有关这方面的违宪审查提案怎么办？我主张增加一个宪法委员会，在现在的九个专门委员会之后再加一个，宪法也不需要改，全国人大有这个权力，增加一个委员会就行了。当时一位领导说，违宪审查应当有哪些任务？我提出违宪审查委员会可以有八个方面的任务；他说委员谁来当，我说那很简单，从人大搞两三个副委员长，搞几个资深的专家在里面，应当不是问题。今年初全国人大开会前一个月，在法工委新春联欢和工作座谈会上我还发了一个言。我说，法工委的领导同志如果在换届之前，能够把这个违宪审查制度建立起来，是给后任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政治遗产。
——节选自李步云《“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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