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的枉死与李金星、杨金住的被调查——写在124宪法日
12月2日，聂树斌家迎来了无罪判决，为聂树斌四处奔走的李金星也收到停业一年的处理通知。
最高院在聂案重审判决中详细列举了原审的九大疑点。这九大疑点涵盖从嫌疑人锁定，到侦察审讯，再到到审查起诉和审理认定的全部环节。聂树斌案的原审可以用司法体制的整体溃败来评价，以至于最高法院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从聂树斌案看，有很多问题值得认真反思，有很多深刻教训值得审判机关认真汲取。”（见财新网，《聂树斌案平反的警示》）
对此，有网友在评价聂树斌案原审时说：
疑罪依然是疑罪，他还是有犯罪嫌疑。我拿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给大家看，这是什么“疑罪”：经查，离案发现场约2公里的石家庄市电化厂平房宿舍区有一个公共厕所，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证明记载，附近有群众反映，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常在附近闲转，看到有人就进厕所；破案报告记载，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康某1被害案专案组遂组织人员在此蹲守。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聂树斌骑一蓝色山地车路过时，侦查人员认为其像群众反映的男青年而将其抓获。
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逻辑：1、案发在玉米地里，离案发现场两公里有个公共厕所。2、厕所附近有群众反应，有个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在厕所附近闲逛，看见有人就进厕所。3、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4、某天，聂树斌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路过。5、于是，他被蹲守的侦查人员抓了？？？啊？？？（黑人问号脸）
案发现场跟两公里外的公厕有啥关系？公厕偷窥跟奸杀有啥关系？偷窥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某人也骑一辆蓝色山地车，于是他就被抓了？连聂树斌是不是偷窥公厕的人都证明不了好嘛？跟强奸杀人案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啊。
以上就是证明聂树斌涉案所有的证据。接下来就都是各种口供了。口供怎么出来的大家现在各凭想象了。反正关键的口供现在也已经都丢光了，卷宗里找不到，讯问笔录上签的字也是办案人员代签的，只有聂树斌的手印。要说一个人“疑罪”，也是需要条件的，需要证据的。我们小区有人被杀，于是我们方圆一平方公里整个小区的人都成了“疑罪”啦？警察怀疑谁谁就变成“犯罪嫌疑人”啦？哪怕法院给判了无罪，还是要“从疑”啦？不是这么回事，要当犯罪嫌疑人也是要满足基本的证据要求的。连最基本的都满足不了，就不要再扯什么“疑罪”。
——引自微信公号“忽悠”，作者：断桥，《聂树斌无罪判决随感：正义放了鸽子》
看到了吧。这就是聂树斌的原审。就凭离案发地两公里的一个流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恰好骑蓝色自行车的聂树斌给抓了。
一个案件粗糙至此，竟能一路畅行地把人给毙了。这个过程中，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呢？人民法院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呢？《律师法》要求律师应当“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聂案原审的律师呢？
或许，任何一个环节能够发挥一点点职业的本分，聂树斌案都有可能不至发生。但遗憾的是，从公开的报道来看，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聂案原审过程中的丝毫狙击。
回过头来再看李金星被处罚。按照网络上流传的《处罚告知书》提及的处罚事由，李金星系因抗议法官临时改变被告人的指控罪名且不给辩护人准备时间而被司法局认定为扰乱法庭秩序。
据张磊律师撰写庭审笔记，当事人法官认为辩护人事前看过案卷就应当有能力当庭发表辩护意见。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法官也在庭前看过案卷，但中国99%的案件都不会当庭宣判。这99%案件中的法官是不是因为不当庭宣判就可以被认定为不尽责，或不具有法官从业能力呢？
进言之，即便辩护人有能力提供当庭辩护，难道辩护人就没有权利抗议法官的程序违法吗？变更指控罪名必须给被告人和辩护人提供准备时间，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在指导案例中明确的法定程序（见《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案件精析与理解适用》，第19指导案例），当李金星律师看到广州法院公然违法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法定程序时，当场提出抗议，这难道不是履行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权利吗？
再言之，即便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公务员，法律也规定了“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举重以明轻。如果以服从为天职的公务员，在面对违法事项时，都应当依法提出“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那么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不但没有服从命令的法律义务，反而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责任，当庭抗议法官的程序违法，又何错之有？
还有杨金柱律师。网传因公开聂案案卷而受到立案调查。我在《留给聂树斌案的时间不多了》一文中写过：
之所以说“留给聂树斌案的时间不多了”，是官方或许早就有过聂案不平反的定论。2015年两会期间，山东省委政法委书记才利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聂案复查结果“两会后将见分晓”。（《聂树斌案复查结果“两会后将见分晓”》http://news.ifeng.com/a/20150315/43341158_0.shtml）
熟悉中国官场的人应该知道，在重大事件中，没有既定结论，官员是不可能随便发表个人意见的，更不可能在“两会”这个敏感时间敏感场合随意表态。因此，既然山东方面明确说“两会后将见分晓”，基本可以推论出聂案已有既定结论。这是逻辑的第一个层次。
那么“既定结论”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聂案不平反。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山东方面作出上述表示之后，河北方面并没有再提供新证据或新辩解，申诉方也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新动作，双方都在静候结局，但聂案结论却在两会后爽约了。重新梳理那个时间段的新闻，我们可以发现，在山东方面作出“两会后将见分晓”的表示之后，唯一有可能影响聂案进程的大事件，是杨金柱公布了聂案的全部案卷，并引发了舆论对聂案的高度质疑。如此，聂案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演。假设“既定结论”是平反聂案，那么杨金柱引发的舆论质疑显然正好是公布平反结论的最佳时机，既能顺应民意，又可宣传异地审查的司法中立，凸显依法治国的建设成果，两全其美。但是，我们没有等到结论。这暗示了什么？很可能代表“既定结论”是聂案不平凡，但杨金柱的行为又让官方如芒在背，难以直面质疑而迳行宣布聂案不平凡，所以只好将审查延期，以消解舆论影响。其次，我在《聂树斌案，每个人都欠一个交代》（见本公号历史文章）一文中已经说过，“按照中国官场的规则，官方想对聂案翻案完全可以直接要求河北翻案或安排最高检抗诉，绝没必要拉山东来打河北的脸，特别是考虑到冀鲁官场一贯交好的背景，所以指定山东审查不过是舆论试探而已，绝对不可能让山东直接把河北架到刀上。从这个角度看，聂案审查不仅不能轻言功成，反而要加倍小心官方的各种托词。如今看来，聂案不断地延期已经基本证明我的这个预测也说对了。”综合这两点，逻辑推演的结果必然是“既定结论”就是不平凡。这是逻辑的第二个层次。
正如杨学林律师评价，杨金柱公开案卷的行为对聂案的平反起到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但就是这样的正义行为，反而招致官方的调查。
何兵老师在《借东风，救伍雷》中说：
2011年的夏季，伍雷找到我说：“老师，河北有一家子，案子太冤了。我们要开个研讨会，你能帮忙喊喊吗？”此次会议的召开，成功地将聂案纳入全社会的视野。此后，波澜壮阔的民间伸冤行动开启了。可以非常客观地说，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对聂案最终被平反，起到决定性作用。几年后才听说，研讨会的费用是伍雷掏的。伍雷，他是聂案的大功臣。聂案后来演变成一场大戏，检验着各色人等。有些律师沉默寡言，但坚毅刚强。有些律师性格怯懦，临门一脚，心虚脚软。有的律师借机炒作，硬往上贴。而伍雷，已默默转身而走，因为有更多的冤案，在等他。念斌案如此，陈满案如此，陈夏影案如此，今年正在推进的陈国清案，也是如此。基于对他人品和技艺的确信，我通常只问一句：“法律上确实没问题吧？”他说：“肯定没问题。”然后我说：“好。”我算了算，十八大后平反的重大刑事冤案，将近一半是他直接参与或直接、间接推动的。我曾经访过他在北京极为简陋的办公室。忽见墙上挂着几排照片。我问：“这些是谁？”他说：“这是我们准备帮忙洗冤的人。完成一起，标记一起。”我细看，已有一半，标记为完成。他正直善良，热情如火。有几次他张罗饭局，但等到大家到场后，他自己没到，或者简单扒几口饭，先走了。他风尘仆仆，似乎永远在路上。我近几年有些心灰意懒，但他的热情感染和鞭策着我，使我惭愧，令我自省，并勉力前行。伍雷是个充满柔情的硬汉，是当事人的主心骨，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义人。在聂案平反之际，我以为司法部门会给他颁奖，没想到竟要处罚他。
——引自微信公号“何兵”，作者：何兵，《借东风，救伍雷》
是的，像李金星、杨金柱这样的人，太少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所以聂树斌们就多了。别说什么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迟到的正义挽不回聂树斌们的生命，换不来家属门遭受的哀痛与逝去的时间。
正像网友断桥说的：
你约喜欢的女孩子看电影，人家答应了。结果迟到了15分钟，这个叫迟到。人家迟到几个月，还找了男友，怀了孩子，这个叫放鸽子好不好？这么一个案子折腾21年，坟头草都半米高了，还有啥迟到的正义。
——引自微信公号“忽悠”，作者：断桥，《聂树斌无罪判决随感：正义放了鸽子》
在124宪法日的时候，在反思聂树斌案的时候，我们还是思考如何才能让律师在案件中及时发挥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冤案的发生吧。而不是陷入抓人升官一批，平反再表彰一批的原地拆、建桥就能计算两次GDP式的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