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一桩刑事案件的政府责任
今日大案：
【头条】朱政：“辱母杀人案”的发生逻辑与法治思考｜中法评
【二条】观察丨一桩刑事案件的政府责任
【三条】借镜丨刚刚判决，美国版"于欢"连开5枪，打死殴打母亲男友...
【四条】预告丨“2016年中国十大公益诉讼” 评选暨公益诉讼发展研讨会议程
作者：张书克
来源：舒克评论 2017-03-29
《南方周末》一篇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报道最近成了舆论的热点。山东冠县于欢案因而进入大家的视野。真的是因为“辱母”引起的正当防卫吗？案件中的“被害人”真的是被刺死的吗？这个案件能否引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究竟谁应该对这起刑事案件承担责任？这篇文章准备对上述问题稍作探讨。
辱母？
于欢父母是“企业家”。他们借了高利贷。要债者打上门来，向他们要债。讨债者有11人之多（其中似乎有女性）。他们将于欢母子及一名公司职员（《南方周末》的报道使用了化名“刘晓兰”，似乎为女性。奇怪的是，一审判决书中，竟然没有这位在场女性证人的证言）围困在公司接待室内，从晚上八点多到十点多，前后有一个多小时。期间，讨债者主要对于母进行了语言侮辱和行为侮辱，并且打了于欢一巴掌。
舆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辱母”这一极其具有中国传统道德吸引力的问题上。很多的义愤和议论都是由“辱母”展开的。这么做也不算错，但是很不全面，也很不客观。在我看来，“辱母”这一提法过于伦理化了，它模糊了该案的法律问题。
首先，被那些讨债人非法拘禁的，是三个人：于母、于欢、刘晓兰。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非法拘禁行为的受害人是三个人。
其次，于欢也是殴打侮辱的受害人。也就是说，被侮辱的，不仅有于母，还有于欢本人。
第三，流氓杜某究竟采取了哪些侮辱于母的行为？对此存在不同的说法。目前不存在分歧的是以下行为：杜某在于母、于欢、刘晓兰三人面前裸露生殖器，以此来侮辱他们。他侮辱的主要对象当然是于母，不过另外两人也是侮辱行为的受害人。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发生上述侮辱行为时，于欢未能立即采取反击措施。（按照刘晓兰的说法，杜某采取“极端手段”时于欢被人按着，无法反击。）这些事情都在警察到来之前（应该在晚上十点以前）。于欢挥刀出击是在警察到来并且走开之后（十点十七分之后）。从时间上讲，上述侮辱行为和于欢挥刀行为之间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即刻的关系。而且，在我看来，于欢后来挥刀伤人恐怕主要还是出于本能的自卫，是为了突围，而不是因为“辱母”。
第五，若说于欢是因为母亲受辱而动刀子，那么只需要针对杜某一人即可，不必伤及他人。（杜某是侮辱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别的讨债人对此似乎并不积极，甚至还有人劝阻他。）
总之，在于欢案中，“辱母”这一因素被人为强化了，反而成为我们客观认识该案件的障碍。
刺死？
报道的题目说是“刺死辱母者”。“刺死”一词其实使用不当。应该为“刺伤”。
实际情况是：杜某被刺伤后，“亲自”开车到7.4公里外的医院就医（而不是被别人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在医院门口，还和被人因为琐事吵了一架（自然会情绪激动、流血更多）。可见，他一开始受的伤并不严重。因为处置方法不当，并且耽搁了医治的时间，因而走上死亡之路，死于“失血性休克”。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因而，说于欢“刺死辱母者”是不对的。他只是刺伤而已。于欢的行为可能不是杜某死亡的主要原因。估计二审时会考虑这一因素吧。
正当防卫？
很多论者以“辱母”作为论证于欢挥刀行为正当性的重要因素。不过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二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直接的、立即的关系。
一些论者认为，于欢不构成正当防卫。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则坚持认为，于欢构成正当防卫。存在不同意见当然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勉强接受：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他是在被非法拘禁、受到多人围攻时挥刀自卫的。当时他情绪冲动、精神紧张，无法苛求他把握自卫的“度”。因而，他的行为也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
就现实情况来说，司法当局对正当防卫条件的理解极为严苛和机械，司法实践中以正当防卫为理由作出无罪判决的先例非常之少。对于于欢案，我同样不感到乐观。
对于正当防卫问题，我不准备过多纠缠。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警察！
我想说的是，本案中使得于欢情绪失控、挥刀乱舞的因素不是“辱母”，而是“警察”。
于欢挥刀伤人是在警察出警之后。可以说，警察的表现是引起后来血案的重要因素乃至决定性因素。
一审判决书中很多人的证言表明，三个警察到达现场后基本上无所作为，只是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之后就走出门外。为什么走出去呢？警察的说辞是：准备到院内了解情况。这显然是很不高明的借口。他们明显是想开溜。因为冲突的双方都在室内，他们不去调查当事人，不去控制现场，不去隔开双方，竟然有闲心思到院内了解情况。谁信这种鬼话？在外省小县这样的熟人社会，出警警察很可能认识讨债的恶人，并且知道他们的底细（知道他们有前科，知道他们有后台，知道他们是为谁服务），知道他们惹不起。警察在普通人面前很牛很横，在黑恶势力面前却温顺如绵羊。
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正当防卫（私力救济）的一个重要阻却因素是：公权力在场。其实，公权力虽然在场，却毫无作为。警察对当时的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非法拘禁、侮辱等），对犯罪分子杜某视而不见（别忘了，杜某有前科，曾经犯下交通肇事罪却逍遥法外）。警察出警不仅没有起到好作用，相反，还起了很坏的作用。警察出现前，黑恶势力大概还有所顾忌。而警察短期出现并马上离开后，黑恶势力就有点肆无忌惮、气焰嚣张了，开始围攻夺路而逃的于欢，逼得于欢挥刀自卫。更为重要的是，警察来而复去的行为对于欢的心理影响相当大。警察出现前，于欢对警察应当怀有厚望，希望警察能够解救他们三人。警察离开，使得于欢希望落空，并且意识到自己和母亲的处境更加危险，自然陷入焦虑、绝望、恐惧和愤怒之中，短时间内情绪失控、精神失常，做出了挥刀乱捅的疯狂之举。我想，正常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概都会有这种反应。因而，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法律上也是应该得到宽宥的。不能宽恕的是警察的行为。警察的不作为后果极其严重。可以说，完全是警察的不作为引出了这起血案。如果当时警察留在室内，或者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处理，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结果，警察的不作为引出了一死、两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警察的行为已经涉嫌玩忽职守罪，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判决！
聊城中院的一审判决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大的方面来讲，人们对没有认定正当防卫以及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很是愤怒。小的方面来说，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简单潦草、“不能正确处理冲突”的表述也让不少人颇有意见。
其实，在现在的司法背景和刑事政策下，法院大概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判决了。统治者其实并不鼓励正当防卫，对私力救济怀有戒心。因而，“故意伤害”的定性、“无期徒刑”的结果其实并不奇怪。我估计，二审的判决结果大概会维持“故意伤害”的定性，不太可能改判于欢无罪。乐观的估计，可能会改判为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
责任！
前面提到，对于这个案件的发生，当地警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其实当地政府也应该承担责任（当然，警察也是当地政府的一部分）。
当地黑恶势力有钱有势，横行霸道，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政府纵容出来的。很有可能，政府某些官员就是黑恶势力的后台。有消息称，放款人吴某的后台是县人大主任；杜某的二哥在县检察院工作。这表明，当地的黑恶势力很有可能是国营的。上述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很有可能是真的。这正是外省小县政治生态的常态。如此败坏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为人们的人身权、财产权提供基本的保护。
纪委老王说现在的政府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我实在不知道无限责任到底如何体现。具体到山东冠县这起案件，纪委老王究竟准备如何追究当地政府的“无限责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昨日大案：
【二条】于欢案追踪丨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犯罪等问题已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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