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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歪曲历史，还是有人选择性遗忘？丨凤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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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软埋》歪曲历史，还是有人选择性遗忘？丨凤凰评论
【四条】深读丨方方：被时间软埋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作者：张弘
来源：凤凰评论 2017/05/27
随着几篇有关小说《软埋》的批判文章公开，针对作家方方《软埋》的争论进一步升级。方方本人对于此类批判文章做了回应，也另有其他人为方方辩护。
在名为《〈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的文章中称，“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具体表现。”
名为《〈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的文章则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在讲台、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达罢了。在此以前，有《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古船》等等。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环，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风光无限。”
文章《<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中提到，“《软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为土改翻案的小说。作者站在地主阶级还乡团的立场上，对伟大的土改运动进行恶毒的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
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都充满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无论是三位作者的思想观念，还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与六七十年代人们常见的大字报如出一辙。
在新一轮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对文学作品进行泛意识形态的批评是否可取？政治或其他的标准能否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准绳？第二，《软埋》描写的事件有没有历史依据？1950-1951年的暴力土改究竟有没有出现乱斗乱杀？其中，前一个问题涉及辩论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与逻辑，后一个问题则涉及《软埋》是编造历史还是证据确凿。
众所周知，《生死疲劳》的作者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活着》的作者余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而《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古船》作者张炜都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已经获得了国内外文学界和读者的公认。同样，《软埋》的作者方方，此前也有多部作品获得过国内外的文学大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评价，存在着多种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但是，这些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均不能脱离作品本身，不能脱离文学性和艺术性。即便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不被其他人认可的价值或倾向，那也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评论和衡量。
批判者指责《软埋》“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显然，这一判断纯属主观臆断。它揣测写作者的主观动机，然后据此做出结论。它以黑白对立的二元思维统御一切，强调“亲不亲，阶级分”，“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此前的当代史告诉我们，在文学领域实施武器的批判，只能制造冤案并阻挠文学的正常发展，给作家本人和社会制造混乱。
在苏联，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曾经封杀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赫鲁晓夫退休后，读完了儿子给他的《日瓦戈医生》打印本，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的内容，他对这本书未获出版表示遗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录只能在美国偷偷出版。而当初在各种大会上激烈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作家们，则在事后纷纷表示了羞愧与后悔。类似的错误和悲剧，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中国不应该继续上演。如果拿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标准去统御文学，那就好像用一级运动员的体能做标尺，判断其他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软埋》描写了1950年后土改中的一个冤案。批判文章中称，“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
关于1951年、1952年土改的真相，少数人的亲历显然不能代表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全貌，历史学家的研究无疑更为可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2009年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证实，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
湖北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杨奎松的研究以档案和史料说话，此文显示，华东各省和中南各省，普遍存在乱打、乱杀、乱吊、乱挖浮财的现象。据三农学者张英洪的研究，1951年的土改中，湖南溆浦县乱杀严重，对于所谓恶霸地主，有的没有经过批斗就枪毙，有的在召开群众批斗会后立即拉出去枪毙。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会上布置任务时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89页）。从1950年8月至1951年秋，溆浦共枪毙特务、匪首、帮会分子、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689人，曾主持溆浦县公安局工作，领到过溆浦八区土改运动的郭静秋时隔50多年后也认为那时“杀人还是杀得太多了”。
由此可见，《软埋》中涉及土地改革的冤案，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选取了已经发生过的史实，作为文学的素材而创作小说。这完全是作家的职业行为，方方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用艺术手法加工和描述历史已有的现象和人类的普遍经验，是文学立足之根本，存在之理由。这也意味着，针对方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既违背了辩论的基本逻辑和准则，同时也罔顾事实。
不能忘记的是，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统御一切，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惨痛教训。例如，苏联的科学家李森科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异己，他曾经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过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苏联的遗传学由此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由此可见，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作为越界的武器打击异己，会造成多买严重的后果。而告别阶级斗争，让意识形态和政治回归本位，乃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用陈腐落后的斗争哲学和话语方式，在多元社会中强制思想定于一尊的做法，早已为人们所唾弃。“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攻击异己，百试不爽的万灵药，它所针对的恰恰是罔顾事实，对沉痛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的行为。
类似的事件，还是不要重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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