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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不是东西 是多巴胺」| 科技与资本驱动下的新消费主义

2017-07-01 消费者洞察 勺海市场研究

谁也不会想到,“双十一”这个曾是几个年轻人用来调侃的日子,竟会演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购物狂欢节,甚至被视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天天都会发生,但这种偶然背后是否蕴含着某种必然?


作者|张明/澳大利亚华裔学者

来源|爱思想网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

原题|为什么消费主义如此盛行


消费主义与产能过剩


现代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为研究一切经济现象的逻辑起点,并认为,人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一种永恒的经济现象。然而,人的真实需求始终是有限的,无限的只是人的欲望。今天的人类与几千年前的人类在生理需求上并无明显区别,但现代经济早已不是为满足人的真实需求而存在了。


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人类的总供给就开始逐渐大于人类的总需求,如果没有剩余产品,社会就不可能有积累,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而一直存在的匮乏和贫穷主要是由于剥削和分配不均。随着现代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更是大大超过人类的需求,今天,到处是堆积如山的产品,到处都在打折促销,而人类内部的分配却更加不均。现代经济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全球股灾,金融危机,实体经济萎靡不振,都是由于总生产大于总消费的长期积累。


与此同时,今天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一方面拼命地制造过剩,一方面又人为地制造贫穷。为何发展?为谁生产?已成为问题。在加速制造,加速消费,加速废弃的背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动,发展似乎并不是为了人。因为如果是为了消除贫困,人类已有足够的财富来贫困;如果是为了维持人类身心健康,则完全不需要这么多财富;如果是为了人类的延续,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一经启动就再也无法停止,趋势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加强,一切都会按照自身逻辑来演化,直至耗尽一切可能。被裹挟进去的人、事、物都会生成科技与资本的一部分,所有的人为努力都会助长科技和资本的膨胀,所有的主动创新都成了科技和资本自发秩序的被动表达。早已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操纵科技,他们不过是科技的工具;也早已不是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操纵资本,他们不过是资本的工具,而大众则只是科技和资本的载体。


科技和资本一开始就是以自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是一种活的生命(不是比喻)。不同的只是,人类的生长环境是自然,而科技和资本的生长环境是人类。成熟后的科技和资本注定会摆脱人类控制,直至完全自行其是。今天的科技和资本已侵蚀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充斥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主导了整个人类的走向。一切似乎都大势已去,为时太晚。然而,生活中偶有对进步和发展的质疑,对科技和资本的反思,仍会遭到来自科技和资本共同体的攻击,以及大众的嘲笑。


而那些仍企图从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对科技和资本加以控制的想法又是多么天真:


第一、作为整体的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早已超出了国家的驾驭能力;


第二、科技和资本早已成为现代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所有现代国家无不以发展为目标,发展又无不以科技和资本为优先。人类可能真的已被科技和资本绑架,除了按照科技和资本的轨迹加速发展,加速消费,加速污染,加速毁坏外,已别无选择。对个别科技和资本领域的人为干预不仅不会改变其总体趋势,反而会引发其在更大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扩张。


科技和资本具有天然的依存关系,科技为资本提供牟利手段,资本为科技提供发展创新的动力,而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则使各种形式的分化整合变得更复杂,更具颠覆性,更难控制,更难预料。


技术进步本可使所有产品既美观精巧,又经久赖用,但现实却往往相反。“计划性淘汰”是今天各种工业产品普遍遵循的一条设计原则,它是指在设计制造产品时通过人为设定使用寿命,使产品到期就会过时或出现故障。这种原则被巧妙嵌入产品设计、生产、销售、时尚和媒体等全过程,其策略就是通过人为缩短使用周期来促进长期销售,通过额外销售收入来抵消生产和研发成本。这种设计理念就是科技和与资本结合应用的产物,它先是得到利益共同体的默认,然后成为一种社会常识。


据最新解禁的纪录片《电灯泡的阴谋》介绍,1881年当爱迪生发明首个商用灯泡时就能连续使用1500小时,到1924年使用寿命已达2500小时,但今天的电灯泡的寿命却只有1000小时。美国加州利佛摩尔市一个消防队的一支4瓦的小灯泡自1901年起点亮之后,迄今已连续使用了110年。


现在,按照“计划性淘汰”原则设计生产的产品早已从电灯扩大到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包括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电动剃须刀、吸尘器、彩电、电脑、打印机和手机等等。所谓“产品生命周期”其实就是“为故障而设计”“为坏掉而制造”。与“计划性淘汰”原则配套的还有“一次性使用”和“用过即扔”等理念。


这个世界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人,尤其负担不起按西方方式生活的人。分配不公是一个事实,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事实,比分配不公更加致命的是整个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加深。过剩比匮乏对人类的延续威胁更大,过剩一定来自对未来透支。然而,今天人类在科技和资本的驱使下,在追求进步发展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越走越快,但越发展,产能过剩越严重,资源越短缺,环境越恶化,贫富差距越大,身心疾病越多,而这一切在现代范式内又是无法解决的。


消费主义与单身趋势


现代人选择主动单身,独居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古怪、病态和不道德,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孤独的恐惧已变成了对孤独的热爱。


独居现象在本质上是由科技和资本发展导致的社会疏离造成的。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陌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所对应的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历史趋势反映的是人类疏离范围的扩大,疏离程度的加深。


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科技和资本的分离倾向是一致的,科技和资本注定会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悄无声息地将人们从本质上分离开来,使人们感到在一起的紧张压抑和独处的轻松自在。独居比其他生活方式对科技和资本的依存度更高,而年轻人又比老年人与科技和资本的相关性更高。科技和资本所带来的观念的颠覆是任何历史、文化和传统都无法抗拒的,就连曾经最注重家庭关系和社群生活的中国和印度,今天也成了独居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任何社会一旦受西方价值影响,只要科技和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就会有更多人选择单身独居。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曾预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理性化过程,它不仅会对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也会对个人生活造成深远影响,而功利计算在个人生活中的发展,将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分裂的社会。所谓统一,是指在科技和资本统治下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高度统一;所谓分裂,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身心之间的高度分裂


一方面,人们是如此重视隐私,常常可以为一点点小事诉诸媒体,对簿公堂;


另一方面,又如此热衷于将隐私公之于众,生怕无人知道。普遍的空虚无聊使财富崇拜、外貌崇拜和名人崇拜的风气比任何时候都更甚,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社会舆论的宽容,更使这种过分的自我关注发展到病态程度。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展示来自己只是为了引起关注,而引起关注只是为了得到一种类似于名人崇拜的心理满足,这种自恋人格的增长速度与肥胖症一样快。


作为一种自我陪伴的生活方式,单身独居必须更多依赖科技和资本:用机器来代替人,用技术来维系社交,用虚拟世界来代替现实人生,用制造无聊来代替空虚。


单身人士会比有家庭的人士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餐厅、酒吧、洗衣店、KTV、电影院、超市和旅游上。独居人士也更倾向于移情宠物,除了手机外,把宠物当成最好的伙伴,而仅仅是与宠物相关的服务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如宠物的销售、医疗、洗澡、托养、美容和殡葬等等,与单身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正在成为朝阳产业。


如果未来“一人户”成为主流社会形态,将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非常可观的发展空间,经济规模将成倍增加,GDP也将大幅提升,“双十一”的成功已经证明单身经济的巨大效应。


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事件可能莫过于大众文化的出现,从此,文化就被重新定义了。但大众文化不是人为塑造的结果,而是工业生产和都市生活的产物。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刺激感官,释放欲望,消解意义和价值,承载科技和资本,其主要内容就是消费和娱乐,其形式可以是任何形式,只要能满足消费和娱乐怎么都行。科技和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呼唤大众文化,只有消解意义和价值才会有助于物欲释放,而欲望释放越充分,科技和资本发展创新的动力才越强。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与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产生是同时发生的,它是物质过剩和精神空虚共同孕育的产物,而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又是由于唯物论、无神论与进化论引发的。


唯物论、无神论与进化论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为现代人类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它是一切现代理论学说立论的前提。无神论根植于唯物论,进化论又根植于无神论和唯物论。这些观念让人相信:人与其他物质没有本质差别,不存在轮回和报应,也没有天堂和地狱,人是动物的后裔,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人死如灯灭。这些观念贬低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尊严,违反人类共同的思想经验,消除了人们对死后的恐惧和对来世的希望,在客观上助长了人类整体的放纵,它为满足物欲提供了思想依据,成为现代人类精神萎缩,道德衰败的思想根源。


人类文化从未遭遇过像大众文化这样对意义、价值和审美的颠覆。伟大的精神传统总是将人的关注、志趣和激情引向精神世界,从而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物欲。今天的文化已不承载意义和价值,审美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一切都受现实功利的支配。伟大的精神传统都是稳定和持久的,而大众文化却是多变和短暂的,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追随科技和资本,其捉摸不定与科技和资本的变化不居是一致的,其主流文化地位与科技和资本对整个时代的主导也是一致的。


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人们,人人都是科技和资本的天然崇拜者,对大众来说,由伟大精神带来的神圣崇高与消费和娱乐带来的兴奋刺激已无二致,任何科技和资本创新立即就会得到大众的响应(微信、网购、网上支付、共享单车),这与历史上大众对新生事物的拒斥已完全不相同。没有什么文化形式比大众文化更适合科技和资本,正如没有什么政治形式比民主政治更适合科技和资本一样。所有的商家都在讨好消费者,所有的政府都在讨好选民,所有的文化都在讨好观众。然而,这个看似属于大众的时代其实是属于科技和资本的,无论是作为观众的大众,还是消费者的大众,或是选民的大众,其实都只是科技和资本的载体。


大众与知识分子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这种差异已随着现代知识的普及逐渐消除;过去的大众意味着没文化,但现在的大众意味着具有进步观和发展观,热衷于赚钱花钱和使用各种新技术的所有人;过去的知识分子多具有崇高理想,悲悯情怀和高远志趣,现在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读同样的书(励志类),看同样的电影(好莱坞大片、韩剧),听同样的音乐歌(流行歌),谈论同样的话题(股市、足球、旅游)。在这个艺术沦落为娱乐的时代,唯有平庸才能迎合大众,唯有大众才能成为推动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的动力。


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紧张、压抑、焦虑和孤独已成为普遍的精神状态,富足带来的往往是厌倦,闲暇更增添了无聊,能够带给人快乐的事物越来越少,人的积极的天性正在丧失,快乐的功能正在萎缩,而能够给人以慰藉的宗教、道德和艺术都已衰落。


今天,许多人疯狂购物不是为了方便、省钱,甚至不是为了有用,而只是为了分泌多巴胺因为烟民、酒鬼、隐君子和购物狂最终都受多巴胺控制。但购物后,随着多巴胺浓度下降,兴奋消失,懊悔产生,就如同手淫。“血拼”这个流行词既是英文“shopping”的音译,又是一种巧妙的意译,它形容带血的疯狂,花钱如流血,花钱后的心疼。事实上,现代社会各种新鲜、刺激和具有挑战性的活法和玩法,都是为了制造这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化学物质,仅管制造的方式越来越多,但维持兴奋的时间越来越短,需要的剂量却越来越大。


所有动物行为都是建立在真实需求上的,只有人的行为是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而从虚假需求上的产生的贪婪、嫉妒、攀比、虚荣、野心和权力欲又使人陷入无穷的争斗。今天,就维持基本身心健康所需的物质而言,其实人人都不缺,但人人都缺钱。直到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社会还将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视为一种耻辱,但现在却被看成一种能力。“先用后付”已被普遍接受和大力提倡,而那些从不欠债,从不借贷的个人和企业反而会被认为无能。“寅吃卯粮”甚至被用作国家发展战略,这种风气正按照科技和资本的传播路径迅速扩散: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


消费主义与节制


节制是一种历史范畴,节制与其他传统美德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本质就是生存方式,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某种社会功能,如社会整合功能,社会导向功能,社会调节功能,提供意义和价值的功能,节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发挥与特定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协调一致的作用。节制不属于理性时代,节制属于精神取向时代和农耕时代。


 “上帝之死”之所以是人类精神史上的最大事件,是因为“上帝之死”并未导致人类的自律,却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心的混乱。从此,对天道神的敬畏,对地狱和轮回的恐惧就完全解除了,一切价值失去了准则,所有意义失去了来源。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事物,各种意义和价值,而欲望则被包装成各种精美的现代价值(人权、自由、个性解放、个性追求、自我设计、自我完成和自我实现)。


精神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虚和无用之用,即意义和价值,精神取向时代的主体是信仰、道德和艺术;而物质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实和有用之用,即实用和功效,物质取向时代的主体是科技、资本和大众文化,而政治始终只是这些形式的集中体现。追求务虚和无用之用,崇尚意义和价值,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节制;而追求务实和有用之用,崇尚实用和功效,最终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放纵。就人与自然的延续来讲,务虚胜于务实,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但现代社会与物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离精神越来越远,在这一点上,古今之别远大于中西之分。


人类精神萎缩的根源在于信仰、道德和艺术功能的逐渐丧失,而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程度则代表着丧失的程度。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和家庭(大家庭而非小家庭),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天,这些价值正失去现实支撑,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越来越派不上实际用场,甚至已造成对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的阻碍。例如,在全球产能过剩的今天,节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并进而导致增长停滞,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国际冲突加剧等一系列社会后果。


人类精神取向的时代早已结束,世界已完全进入一个物质取向的时代。整个现代制度都是按照唯物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来设计的,没有给精神、信仰、道德和艺术预留任何空间,能够限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群生活早已衰落,能够平衡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也已解体。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其基本精神都是从科技和资本逻辑中抽象和引申出来的,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和推动科技和资本的发展,根本不具备任何节制功能。


使节制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农业与工业和商业绝不仅仅是不同或并行的产业,农业的功能也绝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即满足物质需求,维护社会稳定。农业的功能还包括传承文化,平衡身心,维护秩序,保持节制。农业与工业和商业具有不同的天然禀赋,这决定了人类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人类的不同走向和后果。支配农业的原则是节律和循环,而支配工业和商业的原则是效率和速度。农业在本质上更注重持续,工业和商业在本质上更注重发展。


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公共道德观,它来自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从。当科技和资本主导了整个时代,当消费主义已融入了日常生活,当无人再从道德上质疑消费,尤其当整个经济完全要依赖消费,节俭就是反时代的,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甚至浪费反而会受到鼓励。那些尚存的节俭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暂时条件所限,今天,连普通百姓都会因“过时”而轻易更换一套尚好的家电或家具。


精神取向时代和农耕时代结束后,节制的功能就开始丧失了,而与节制价值一同丧失的是所有传统价值。美国著名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说: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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