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情”迎接新挑战 |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举行

上海与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地标，坐拥优质行业资源，孕育众多电影人才。两地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交流长达一个世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香港电影人来沪取景拍摄影片，开启了两地电影交流的新局面。近年来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与内地电影人建立深入合作，促进电影文化交流，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一股活力。

今年正逢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举办了以“沪港电影合作交流”为主题的金爵电影论坛，邀请许鞍华、黄百鸣、唐季礼三位内地影迷熟悉的香港导演，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一起，畅谈了香港电影人对上海电影文化的感受以及两地电影人的合作经历。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影评人石川担任本场论坛主持。

沪港两地电影交流历史悠久

在论坛开场，石川介绍了沪港两地电影交往的历史过程。沪港电影交流的开端可追溯到120年前的1987年，一位英国商人从香港来到黄浦江边的理查饭店实现了内地第一次电影放映。进入上世纪40年代后，大批沪港两地电影人往来，两地真正开始合拍电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地合拍了很多戏曲片，越剧《红楼梦》就是两地合拍的产物。”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沪港两地的电影合作交流进入了高潮。

石川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介绍道，这十多年来合作最多的也正是和这些来自香港的电影人，“一方面因为在电影交往上，双方的文化、人文、商业的基因相当契合，另一方面我觉得两个城市特别容易交流。”任仲伦透露，十几年前韩国影视剧席卷中国，上影应势提出了“华语电影”的概念，“用华语电影这个概念来看，我们的电影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包括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导演们，也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导演，还有李安、吴宇森这些海外的优秀导演。如果我们用华语电影这个旗帜，把华语艺术家集中在一起，我们从总量上、影响上都不比韩国电影差。”

任仲伦

任仲伦回忆道：“当时，我们和王家卫导演合作了五部电影，跟很多香港公司大规模合作，香港的电影艺术家和制作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升了对商业电影的理解。从现在回头看，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的合作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整个华语电影国际影响力提升有很大帮助，我们愿意将这件事继续推动下去。”

香港电影人回忆上海情缘

在场的三位香港电影人也回顾了自己的“上海情缘”。从1986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许鞍华拍摄了许多与上海有关的电影，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海假期》《黄金时代》《半生缘》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沪港两地的交流远不如现在那么频繁密切。许鞍华带着《上海假期》的剧本来到上海，对这里“一见钟情”，“电影人在上海拍戏一定都很开心，因为上海制片厂有深厚的积累，都是按照拍戏的规律来做的，比我在香港拍戏还要高效，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完全没有拖期，让我很满意。”

许鞍华

黄百鸣直言自己和上海非常有缘，“我一开始做电影就和上海合作了，1994年《我要活下去》是上海的东方院线替我发行的，我还记得我带着周华健到上海影院登台；第二年我拍《拥抱骄阳》，演员是林子祥、袁咏仪、潘虹，在一条游轮上从上海一直拍到香港。去年的《赏金猎人》《反贪风暴》也都是在上海拍的。还有最重要一点——我的爱人是上海人，我是上海的女婿！”话音未落，全场观众顿时送上了掌声。

作为上海“千人计划”首批引才对象，唐季礼已经定居上海多年。如今自己的公司中影国际也落户在上海，唐季礼透露，自己的父亲曾在上海求学，毕业后1948年才去了香港。“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93年的《醉拳2》，那时我还是副导演。从美国回来后，第一部电影是在上海拍的《雷霆战警》，现在已经过去17年了。”

两地产业优势结合实现双赢

香港与内地的电影产业各有各的优势，香港电影更适应市场，其工业基础也相对更完备，内地的优势则在于有广阔的腹地和大量的观众。如何将双方合作的基础打得更好，实现两地双赢？任仲伦认为，人与人因交往而产生的信任，是合作最大的基础。“上海与香港的契约精神都很强，这个行业有很多江湖邪气，但至少我跟香港的公司、导演、艺术家合作过程中，我觉得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契约精神是对应的，这是我们合作中很重要的基础。”任仲伦更强调，沪港两地的电影人在艺术精神上是相通的，对社会生活和电影的理解有很多一致性。香港电影公司进入内地后为大陆电影产业化、商业化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黄百鸣

黄百鸣非常认同任仲伦的观点，直言“和上海合作非常靠谱”，“我的《叶问》系列基本上都是在上海拍的，地点选择多，人才也好找，而且上海对电影非常支持，让我感觉就像在家里拍一样。”唐季礼则深入分析了沪港两地电影人的差别，他认为内地多“学院派”，香港更偏实践，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就目前而言，合拍片是双方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需要时间的磨合，“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许鞍华强调，人的情感和生活可以跨越地域，“我拍电影的时候并不会想这是本土电影，必须得拍本土的味道，只是看了这个故事很感动，觉得非常值得描述。不管在海外还是内地，这个感情是能够传递给他们的。”

黄百鸣笑称自己并未遇到过“水土不服”的情况，并直言合拍政策带来了双赢的局面，“因为盗版、金融风暴、非典，1994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是香港电影最黑暗的时期。到了2004年合拍政策的出现，带来了香港电影的春天。内地市场2003年底没有超过10亿，2004年已经过15亿，一直到如今的400多亿。”

面对新局面作品质量仍是第一位

最近几年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出现了不少新动向，《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七月与安生》《盗墓笔记》等香港导演参与的影片，跳出了以往他们所擅长的港岛本土特色，也都大获成功。更重要的是，观众更新换代速度之快，让许多老一辈电影人吃惊，00后年轻一代不久就将成为消费主力。面对市场的变化，各位香港导演如何应对？许鞍华先是打趣称即将“退休”，后又言归正传，表示面对未来的局面应该花更多时间了解电影产业，学习市场运作，“以前在香港我知道怎么发行和分账，可现在我像汪洋里的一条船，太多资料太多数字了，而且数码世界是我所不熟悉的。另外就是怎样把戏拍得更好，这几年竞争很大，真的要重新想一想该拍什么题材。”

黄百鸣同样认为，拍出好的电影是最重要的，“不管是00后、90后还是80后，好的电影总是受欢迎的。我也用过很多年轻的演员，比如《花田喜事》里启用还没拍过电影的Angelababy，第二年又找了杨幂，她们两个都演我女儿，现在她们红得不得了。”

唐季礼

唐季礼认为，面对年轻一代消费者，电影人的压力非常大，“现在95后都拿着手机在上网打游戏，你要他放下手机跑去电影院看电影，就要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95后是最主流的观众，数据显示他们看得最多的是喜剧，动作片排第二，第三是爱情。以前是动作最多，现在创作《功夫瑜伽》的时候我倒过来了，《功夫瑜伽》是我这么多部电影里喜剧成分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