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姚明当“组长”：今年是中国体育产业改革元年

2017年伊始，姚明受邀担任中国篮协换届筹备组组长，并被业内外广泛认为是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以及CBA公司总司董事长的最佳人选，这无疑给中国体育在优秀人才使用方面打开了一扇窗，似乎也为2017年的体育工作定了基调。正如国家体育总局新任局长苟仲文在2017新年贺词中所说，“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也面临翻开新篇章的重大机遇。”

随着体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又称“46号文”）两年之后，中国体育终于有望真正揭开产业改革的大幕。

姚明受邀担任“组长”的深层次意义

姚明是中国篮球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两个月后，如果姚明由中国篮协换届筹备组组长自然过渡为中国篮协新一任主席，无疑将成为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历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

姚明担任“组长”以及未来很可能担任主席，并不仅是国家级单项运动协会领导产生机制的突破，更将对一个运动项目的产业化改革带来深远影响。

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看来，姚明作为在世界篮坛拥有极高声望、深入了解国际职业篮球运动发展规律又在国内篮球领域具备丰富运营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一旦他成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将把更多的市场资源、社会资本等带到篮球项目中来，推动中国篮球的产业化改革。

此外，姚明担任“组长”还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将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这种专业的人才并不仅限于狭义的体育专业领域，而是涉及体育产业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市场、管理，等等。

鲍明晓介绍，在美国，顶尖法学院、商学院的高材生有很多都会以体育职业俱乐部为就业方向，这是美国体育产业对专业人才吸引力的体现。中国体育产业目前对各个领域的高级人才还缺少这样的吸引力，但未来肯定会改变。

“体育改革就是要把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空间、视野打开”，鲍明晓认为，这或许是姚明现在担任“组长”和未来担任主席，对中国篮球和中国体育改革的深层次意义所在。

相比姚明受邀担任中国篮协换届筹备组组长，前不久，原中国羽毛球优秀运动员、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玲蔚直接升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样引人关注。

在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看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也让中国体育能够赢得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体育背后其实是话语权”，王雪莉表示，“因为不同的运动项目都有其起源地、规则制定者、主导方，由专业运动员、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运动员在体育组织中任职，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体育大家庭，并逐步在国际体坛获得话语权有益。知名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能有更高的认知度，对运动项目的认识体现专业性，也更易适应共同的语言体系。”

不过，体育部门也不是给专业人才一个职位就算完事。从姚明来说，即便他拥有极高的专业水平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但如果没有一个团队的支持，靠一个人单枪匹马也很难成事。“体育改革毕竟还在初期，还存在一些改革阻力，甚至可能有人还在等着看笑话”，在鲍明晓看来，国家体育总局需要整合一些力量支持、帮助姚明，比如可以使用像李元伟这样的篮球改革元老帮助姚明扫清一些障碍，“从篮球的改革来说，外界高度关注，虽然姚明的声望很高，但外界与姚明的‘蜜月期’可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一旦过了‘蜜月期’，姚明所处的舆论环境也会发生转变。姚明是中国篮球的宝贵人才，一定要把他用好。”

体育界改革的总体氛围在加深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布“46号文”，吹响中国体育产业改革号角之后，足球成为体育改革的急先锋，其后进行的是一些非奥运、非全运的社会体育项目。作为三大球之一的篮球，虽然改革的呼声很高，但如果姚明成为新一届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其改革的步伐之大、速度之快依然让业内外惊叹。

2017年刚刚开始，中国体育就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改革速度要加快！

1月17日晚间，《新闻联播》播出了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发言。作为揽金无数的中国竞技体育王牌项目，乒乓球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刘国梁的发言没有涉及中国乒乓球的辉煌战绩，围绕的重点只有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1月18日，刘国梁在微博中写道：“面对中国体育改革的春天，国乒应继续带头敢想敢干，抓住改革的契机，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和项目特点的发展之道。”

按照体育界内部原先的共识，中国体育改革以足球起步，其后进行的是非奥运、非全运的社会体育项目，像乒乓球这样的中国军团优势项目肯定将排在改革的后面。但最新的情况是，在新的一年，体育改革的推进速度将明显加快。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泽兰就有这种感受，“棋牌中心已经被列为总局将要进行改革的第三批单位，我们原本以为棋牌会是改革顺序比较靠后的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秋平也在去年12月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发现，改革的气氛更加浓烈。并且，体育的普及和提高得兼顾。

鲍明晓表示，从过去等着国家体育总局的改革指令，到如今，各个项目中心都已经开始主动思考和研究改革。

2016年5月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将体育改革的“十三五时期”称之为攻坚期。2016年11月21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新一任局长的苟仲文，曾在上任之初感叹“体育圈水太深”。

以管办分离、协会脱钩等为方向的体育改革，逐步进入到所谓的改革深水区。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多，但牵绊的力量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大。

鲍明晓表示，“过去很多人担心，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会有很大风险，因此惧怕改革；但现在的情况是，以中国足协的改革为例，相关人员的工资、待遇至少翻了一番，协会的机制更加灵活，个人发展空间也更大了。根据我们的了解，各个项目中心对于改革的顾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大，大多数人已经做好了改革的准备，很多年轻人对于改革还抱有很大的期待。”

作为最早开始脱钩改革的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协会实体化之后，不再因项目中心原先的“参公标准”对协会的日常管理产生诸多限制。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体育比赛往往在周末举行，在组织比赛时，工作人员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理所应当，但在协会实体化之前，劳务费的发放手续繁琐且限制条件诸多，实际上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只要是改革就一定会面对困难，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秋平表示，相关的的政策、机制、人事等都要突破原有的固定模式，怎么去认清和突破肯定是困难的，“但办法总比问题多，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共识。”

改革前景仍有待观察

作为地方篮球协会的负责人，陕西省篮球协会主席王立彬对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篮协新一任主席感到兴奋，“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王立彬也以冷静的眼光审视这一中国体育大事件的未来走向，“姚明有着很好的思路、见解，但如何行动起来呢？在我看来，还是需要篮球界各个层面都能够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些东西落到实处。”

此外，中国体育界到底有多少像姚明这样的专业人才，能否不拘一格的用人才，都是一个问题。王立彬表示，“体育是有自身规律的，不能闭着眼瞎琢磨。至于所谓的深水区，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从人的层面去思考，因为我们摆脱不了大环境，所以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了关键问题，否则，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掣肘的情况。但是目前，中国懂体育、懂体育产业规律的人才，确实非常匮乏。”

就体育改革来说，国家层面的改革能否延伸到地方，会对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广东省篮球协会市场开发委员会主任、广东宏远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强表示，“我们仍需要辩证地看一些问题。中国篮协可以像足协那样，完全从体育局脱钩，但是，地方协会的脱钩，并不是外界想象得那样简单。实事求是地说，省、市、自治区的篮协，还是有人在工作的，但再往下一级的篮协，基本是空壳运行，基本都是体育局的人员在兼任，如果完全像中国足协、中国篮协那样实现社团化，那么基层的协会机构，很可能直接消失。”

一个运动项目的协会，从国家到地方都应该是一体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各级协会对应的是各级体育部门，上下级协会之间的垂直联系还有待加强，张建强直言，“目前中国篮协和地方篮协的交流几乎没有，我们的省级联赛搞得那么热闹，中国篮协的领导没有来过几次，政策上的扶持更是谈不上。但中国篮球不仅是CBA和国家队，还有基层篮球、学校篮球、体校篮球等层面。目前，基层篮球深受百姓欢迎，但招商困难重重，校园篮球红红火火，赞助商趋之若鹜，但却无法为中国篮球培养后备人才，体校原来是中国篮球人才的沃土，但是在校园篮球的冲击下举步维艰，所以，不论谁当选中国篮协主席，理顺各个方面的关系，是和把CBA联赛这个盘子做大做强同样重要的事情。”

上下级协会之间的联系弱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独特的体育行政体制。但上下级协会之间、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强联系，却是一个运动项目组织结构健全和进行有效推广的基础。在国家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桥牌可能会成为最先脱钩的项目之一，就与中国桥牌协会可以直接面对省、市乃至乡镇的俱乐部和会员有关，无须地方体育部门的“中介”。

体育产业改革始于体育改革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46号文”开启了中国体育产业的黄金时代，但过去两年，中国体育产业的热度更多体现在资本上。

过去两年，在王雪莉看来，像一桌食客由少到多的麻辣烫，“2015年被称为体育产业的元年，在相对比较小的圈子中，人们意识到了变化，产业中是部分人在行动；2016年则是体育产业全面启动年，所有人都在行动，若按热度来分，资本最热、市场次之、消费相对偏冷，也就是从体育消费者的角度，其付费意愿、消费支出还没有和资本与市场的热度相匹配。”而眼下的2017年，更像一锅小火慢炖的高汤，从简单粗暴开始转向精耕细作，“基本可以看出体育产业的生态圈，上中下游、核心边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产业位置和功能在形成，是产业生态的布局年和形成年。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产业公司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模式，到了年底，体育产业生态的结构和骨架应该可以看见。”

“2017，会是中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元年”，鲍明晓认为，这与中国体育改革在今年的全面推进有关。

“体育产业说到底还是运动项目的产业，只不过因为运动项目的不同，产业规模大小也会有差异。但即便是一些在中国看起来很小众的奥运项目，也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鲍明晓表示，“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运动项目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做大做强，因为项目资源被行政部门垄断，导致全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和体育部门能够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严重不对等，这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运动项目被行政部门高度垄断，而市场、社会、资本需要的运动项目资源严重不足。”

正在推进的中国体育改革，将以项目管理中心与协会的脱钩为主要方向，同时也将通过灵活的用人、管理等机制让协会真正做大做强，市场、社会、资本将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参与运动项目产业运作，这是中国体育产业进行改革和实现飞跃的基础。

近几年火爆的马拉松运动，在市场的呼声下已经走在改革前列。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大卫表示，在国家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普遍开始重视身体并积极投入健身运动的形势下，“行业协会或者项目中心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为‘想动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好的产品，整个过程是一个‘放、管、服’的过程。”

“只有‘放开’才能创造更好的市场氛围和环境，从而激发社会活力。”在王大卫看来，体育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笼统的概念，必须落实在每个运动项目上，“要把每个运动项目的生产环节、市场环境做得很好，才能给公众提供更多选择、有更好的产品去消费。”此时，就需要办赛主体多样化，“专门的运营公司、跑团、俱乐部和院校等纷纷出现，不再局限于体育部门，他们间的良性竞争，反而提升了赛事种类、特色及服务的质量。”

“同时，我们不仅要放，还要加强监管和服务。”在王大卫看来，“管”本身也是改革，“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用专业标准。”据他介绍，目前已有15个文件涉及国内马拉松相关赛事的管理办法和组织标准，“这些标准就是管的部分，也包含着服务，最终实现对于大众、群众商业赛事的监管和规范。”经过几年的发展，2016年中国在册马拉松赛事已达到328场，“进入了相对健康、稳定的发展阶段。”

对中国体育产业来说，如果不能通过改革释放运动项目的发展空间，热度很容易浮为虚火。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力量疯狂在世界争夺各种IP、高价收购国外俱乐部、购买运动员等路径，直接或间接为这团“虚火”也添了把柴。

在鲍明晓看来，中国体育改革将让各个运动项目真正以协会为载体，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和项目爱好者的“四位一体”，过去单纯以奥运成绩为衡量指标的发展模式将被淘汰。

      鲍明晓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实际上是举体育行政部门一家之力，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之力，体育的发展在于“四位一体”合力、发力，体育改革为“四位一体”聚合在一起创造了基础。在此之上，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才能获得最重要的资源和空间。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感谢原文作者  慈鑫 杨屾 梁璇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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