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解读保利秋拍焦点拍品项元汴旧藏赵孟頫《心经》

“所蓄古今名迹甲天下”

在绚烂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上，明代嘉兴项元汴所藏书画无疑是占有崇高地位的，其私藏历代书画之精、之富独步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以项元汴所藏书画，已经结构了以明晚时期为节点的完整的中国书画史。

明代《项元汴像》局部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惠泉山樵等等。明•徐沁《名画录》载项元汴，“雅善鉴赏，收藏名迹甲于江左”;李日华记“子京先生博雅精鉴，所蓄古今名迹甲天下”;董其昌认为：“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 

1645年清兵南下，“项家宅院大半毁于战火”，“累世之藏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夺”，其后，古籍图书、书画，部分为私人藏家购藏，而大多又归入清宫内府，在清宫收藏中占有很大比例，项元汴也因此在乾隆帝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乾隆帝甚至按嘉兴烟雨楼和天籁阁意境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了“烟雨楼”和“天籁书屋”各一座，将内府所藏的原项氏旧藏之书画，选出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画卷各一幅，移藏于避暑山庄的天籁阁，并作长歌一首纪其事。

乾隆在《嘉兴道中杂咏》中写道:“(乾隆十六年)槜李桥边记旧贤，子京高致渺溪烟。收藏流落人士间，剩有雕章内府传”。“(乾隆四十年)天籁颜书屋，名因槜李(嘉兴古地名)彰……所收皆活画，那数项家藏。”

项元汴跋《中秋帖》（局部）

至于项元汴所藏书画的数量，因其没有撰写所藏书画著录，所以没有确切数字。但前辈学者如翁同文先生，对项元汴所藏书画总量作出了总结：

“项氏旧藏书画有两部分，即以千字编号部分与未列入千字编号部分……千字编号书画残目，这部分达1000件左右……以残除余数为基准，推测这部分可能仍存200件左右，亦即原数的2/10左右，兹又推测全部的残余概数约438件左右，如果认为全部的残余量与千字编号部分的残余量在比例上相当，全部残余量也是2/10左右，即可从2/10的全部残余量438件推出十分之八的全部丧失量是1752件，将全部残余量与全部丧失量合计，共2190件，就是项氏书画收藏的原来总量……按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据《故宫书画录》，共计四千六百余件，项元汴以私人之力，收藏量已达故宫半数……”[1]。

我们可以举一些众所周知的铭心绝品以窥测项元汴的收藏品质和收藏理念：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冯承素摹本《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中秋帖》、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卷》、李白《上阳台帖卷》、杜牧《张好好诗卷》、韩滉《五牛图卷》、苏轼《前赤壁赋卷》、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米芾《苕溪诗帖》、蔡襄《澄心堂纸帖》、扬无咎《四梅图卷》、武元直《赤壁图》、赵孟頫《昆山淮云院记册》、赵孟頫《光福寺重建塔记卷》、钱选《梨花图卷》、文征明《真赏斋图卷》、仇英《汉宫春晓》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吾爱孟夫子

在如此数量惊人，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藏品中，经翁同文、郑银淑(韩国)、叶梅、吴仝、沈红梅、封治国等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项元汴的收藏核心是宋元书画，宋元法书在其所藏宋元书画数量中高居首位，而收藏宋元法书数量之最则是赵孟頫。

从叶梅的列表中可以看出，项元汴收藏赵孟頫法书作品为67件，无论是在项元汴的整个收藏体系还是元代这个时期来说，其对赵孟頫的收藏数量是居于首位的。而且，应该不止于此，当然，叶梅也在其论文附表之“项氏家藏赵孟頫作品统计”详表中强调，项元汴收藏赵孟頫法书不止于此67件。应该说，项氏是极其热衷于收藏赵孟頫法书的。

何种原因造成项元汴如此痴迷于赵孟頫的鉴藏呢?

首先是赵孟頫书画成就达到了巅峰的水准，而且其“复古主义”的理念契合了包括项元汴以及更早的明代艺术家的的追求。其次是以文徵明为首的吴门书画家的推崇，使得赵孟頫成为了社会典范，而项元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文徵明的拥趸，其后项元汴与文彭、文嘉的鉴藏与交往更是紧密，这一点的影响更加直接。

《心经》上的项元汴鉴藏印

本件项元汴旧藏 赵孟頫《心经》部分

项元汴对其藏品无疑是珍爱的，珍爱的表现之一便是在藏品上钤盖其大量的鉴藏印。如同其他珍品一样，本件赵孟頫《心经》便钤盖众多项元汴的鉴藏印，在尺幅不大的本作上，钤印钤印量达到了25枚。

项元汴的“神品”

人所共知的是，“神品”这枚连珠朱文方印章似乎已经成为项元汴鉴藏书画的标志。在项元汴的鉴藏印中，“神品”这枚印章的使用是有其特殊性的。“神品”根据形貌可划分为十类，其中I类65件可作为参照，此65件作品即：

王羲之《平安帖》、《平安何如奉橘帖》、王献之《中秋帖》、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卷》、冯承素《摹兰亭序》、褚遂良《临王献之飞鸟帖》、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怀素《草书论书帖卷》、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吴彩鸾《唐韵》、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宋高宗赵构《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苏轼《宋十二名家法书册-致季常尺牍》、苏轼《宋贤书翰-(覆盆子)尺牍》、米芾《行书三卷帖-叔晦帖》、《李太师帖》、米芾《乱道帖》、米芾《盛制帖》、米芾《临王献之鹅群帖》、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吕大防《示问帖》、赵孟頫《宗阳宫帖》、赵孟頫《昆山淮云院记册》、赵孟頫《光福寺重建塔记卷》、宋克《急就章》、韩滉《五牛图卷》、宋徽宗赵佶《竹雀图》、宋徽宗赵佶《竹禽图卷》、米友仁《潇湘图卷》、赵孟坚《水仙》、赵孟頫《二羊图卷》、钱选《浮玉山居图卷》、钱选《佛澄禅定图卷》、吴镇《墨竹谱》、文徵明《真赏斋图》。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苏轼《宋诸名家墨宝-(董侯)尺牍二》、黄庭坚《宋四家墨宝-糟姜尺牍》、黄庭坚《宋四家墨宝-致天民知命大主簿尺牍》、黄庭坚《宋四家集册-(立之)尺牍》、米芾《苕溪诗帖》、米芾《宋四家集册-清和帖》、蔡襄《宋四家墨宝-致公谨尺牍》、蔡襄《宋四家真迹-(澄心堂纸)尺牍》、蔡襄《宋四家集册-(郎中)尺牍》、蔡襄《宋诸名家墨宝册-(脚气)尺牍》、邵篪《宋诸名家墨宝-(大姑)尺牍》、杜衍《宋诸名家墨宝册-尺牍》、范纯粹《宋人法书一-尺牍》、赵孟頫《道场何山诗帖页》、马和之《唐风图卷》、武元直《赤壁图》、王振鹏《龙舟图》、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卷》、宋徽宗《行书蔡行敕卷》、黄庭坚《惟清道人帖页》、苏轼《新岁展庆帖》、赵孟頫《急就章册》、赵孟頫《送秦少章序卷》、苏轼《前赤壁赋》、赵孟頫《赵氏一门法书册》、扬无咎《四梅图卷》、钱选《梨花图卷》卷后、仇英《汉宫春晓》。

每一件都是赫赫名迹，每一件都让人过目难忘，我们臆测一下，在项氏灿若繁星的藏品中，如果只是从钤盖“神品”这个印章来看，想必在项元汴心中，可称之为“神品”的藏品也是不多的。当然，不少藏品未曾钤盖此印章的原因很多，但后世看来，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对项元汴藏品的仰望。

(本文编写不免疏漏，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1].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18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转自翁同文著《项元汴千文编号书画目考》，载《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第9卷，1979年，第176页)

　　[2].叶梅《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第22页，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6月。

　　[3].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129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引见张鲁全主编《故宫藏明清名人书札墨迹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

　　[4].同上，第129页 (引自吴仝《项元汴之鉴藏印研究》，第29页，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博士论文)。

　　[5].同上，第122页(引见《嘉兴县志》卷七，第289页)

　　[6].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8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7].李万康著《项元汴收藏印研究》(转自《中国书法》，总第282期，第77页，中国书法杂志社，2016年5月)。

　　[8] 贺培姗著《书印熠熠 藏界奇观——赵孟頫高上大洞玉经卷与项元汴的鉴藏印》。

　　[9].吴仝《项元汴之鉴藏印研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博士论文(因吴仝博士论文尚未发表，只给了笔者论文其中部分章节参阅，故而未能准确标明页码。此再次感谢吴仝博士)。

　　[10].吴仝《项元汴之鉴藏印研究》做出了更为准确标明,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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